“不，不用。”古戈止住魏斯，喘着气悄声说：“您无法想象，在这次反希特勒的密谋中，出了多少胆小鬼和叛徒！”他绝望地说：“我没来得及象有些人那样开枪自杀，现在他们要绞死我。要绞死我，是吗？”
“施道芬堡呢？”
“他和一些人在院子里被枪决了，用汽车的前灯照着干的。执行者是那些一听说元首还活着就变节了的人。他们在党卫队赶到之前先下手，为的是销赃灭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如今也在这里，床上躺着的那个就是。”他狂叫道：“一切都完了，魏斯，完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用嘶哑的嗓音说：“施道芬堡临刑前最后一句话是。‘永恒的德国万岁！’”古戈满怀希望地问道：“您是否发现，我和施道芬堡的观点不一样？我若是他，就喊：‘大日耳曼帝国万岁！’”
“看来您会有这种机会的，”魏斯克制地说。他明白了古戈的意思：直到临死也要声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同于施道芬堡。
不管怎么说，由于古戈的关系，被囚禁的军官们已将魏斯一视同仁了，并对他产生了信任。魏斯很快就成了这些人的头儿。这不仅由于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犯人，而且也由于他很会在各种情况下把各种不同的人组织起来。
他建议把床位全部腾给伤员和遭到毒打的人。花白头发的上校例外。魏斯说，只有老人可以照顾一下。
由于魏斯长期来在看守们眼里算得上一个模范囚犯，他还能向他们要到一点药物。
有些囚犯保存了订婚戒指，魏斯劝他们拿出来收买看守，以便按照某个地址合寄一封信给各自的亲友，每人捎上一两句诀别的话。
魏斯甚至规定了字数：每人不得超过十个字。倘若信写得太长或同时写好多封信，看守就不便藏起来偷偷捎出去。魏斯利用领来的药品做成墨水，他知道这些药的化学成分。他在一个军官的制服上找到一小段别针，这是一枚1941——1942年对俄冬季战役奖章上残留下来的。魏斯把它砸成一个笔尖。
第一周，将近三分之一的囚犯在审讯后立即被处决。
魏斯千方百计减轻军官们所受的铁窗之苦，尽管不是所有的人使他产生好感，更谈不上同情。
例如那个上校，他对党卫队师团的战斗力评价很高，只埋怨元首不想用国防军组建类似的特种部队。他认为这种部队同样能有效地履行党卫队的职能，也能象盖世太保特别队那样坚决地清除占领区多余的居民和抵抗力量。
上校对希特勒1943年12月22日颁发的一道命令特别恼火。根据该令，国防军部队中自1942年在编的“辅导军官”（所谓政治军官）均从军队反间谍系统（“HI处”）划归各级参谋长直接指挥，并改称为“国家社会党下属军官”。这类军官一般由国家社会党骨干担任，但他们没有丝毫作战经验，也从未上过前线。选拔这种军官的工作由鲍曼负责，实际上归他的党务办公厅领导。
上校皱起他那窄窄的、显出一股倔强脾气的前额，气愤地说：“我认为，作为一名军官被枪决是我罪有应得，但不应该把我以国事罪判处绞刑。因为我仍然忠于元首所追求的目标。反叛的首领们提出种种证据，说明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希姆莱知道我们对希特勒不满，并对我们持同情态度。新的军人专制政府中，将有一批经验最丰富的将军来任职。他们会无情镇压群众的不满，不亚于保安局、党卫队和盖世太保。”
“照您说，参加反叛的人受到希姆莱的庇护？”魏斯问。
“唉，这不过是一种纵容罢了，”上校伤心地叹了口气。“但是我觉得，”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全国总队长最感到恼火的倒不是有人行刺元首，而是行刺没有成功。所以他让一些为首的密谋分子有时间自杀，对另一些人则不经审讯就地枪决。”
“照您看，这只能说明他想杀人灭口，掩盖所谓‘纵容’之罪吧？”
“不，”上校摇摇头，“不止于此。希姆莱无疑是个聪明人，很有远见。他知道反叛的酝酿情况，当然也估计到它的全部危险性。”
魏斯表示诧异。
“我指的是行刺成功后帝国面临的巨大危险。那时候国内反法西斯阶层就会放手大干。赤色分子走出地下来领导他们。结果，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了导致革命暴乱的罪人，其罪之大，何止当绞，简直应当碎尸万段，泡在臭水沟里，遗臭万年。”上校激昂地说：“当我最终懂得了这个道理，我确信自己死有余辜，并且作好了准备！”
“没说的，”魏斯冷笑道，“您视死如归，是个勇敢的人。”
“但是我们的头脑太简单了，”上校悔恨地说，“不该让青年军官参与密谋，他们的思想和老一辈人不一样！最危险的是施道芬堡。他是反叛最积极的组织者。这个人心怀叵测，可惜我们知道的太晚！施道芬堡不仅主张联合各反对派，甚至左派社会党人，尤其可耻的是，他竟然要联合共产党地下组织。这还不算，他还建议同俄国举行谈判！”
“不过他在青年军官中间很有威望，很受信任，使我们难以同他较量。况且他胆识过人，性格坚强，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唯一能实施恐怖行动的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所以你们只好在某些方面向他让步？”
“可不是！比如七月四号施道芬堡要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会面，我们甚至无法对这种可怕的决定提出异议。”
“会面成功了吗？”
“没有，”上校说，“也许我们中间有人明智地报告了希姆莱，说我们的密谋组织中有一股以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危险势力，企图同共产党搞联合。这个人还报告了施道芬堡同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人会面的日期。我不知道为什么施道芬堡在预定的日子没有去会面。那一天盖世太保搞了袭击，共产党人被抓住了。后来我同施道芬堡谈过一次话。他肆意歪曲我们的目标，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主张把密谋发展为一场广泛的民主运动。他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是呀，”上校沉吟道，“施道芬堡是个不祥人物，我越是想到这个人，就越加悔恨自己误入歧途。”
说到这儿他的口气又变得十分坚定：“毫无疑问，倘若施道芬堡一举成功，我们这些老军官会采取一切措施，让群众对元首的遇害感到万分悲痛和惋惜。我们是元首伟大事业的继承者，为了帝国的利益，一定要公开处死杀人凶手。老百姓应当明白，谁胆敢谋害帝国首脑及其战友，谁就是罪大恶极。”
“太妙了！”魏斯说。“原来施道芬堡不仅可能在行刺希特勒的过程中丧生，而且还可能死于密谋首领之手？”
上校神气十足地点了点头。
“不然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就要和历史上的就君歹徒们摆在一起了。”
“您是保皇派吗？”
“不。这种统治方法已经过时。唯有军事专制政府才有资格掌握全部权力。当今世界，只有这种政权能够辖制人民并以军事暴力手段解决一切国内外问题。”
“您的理论并非异端邪说，”魏斯说，“实际上同元首的思想一致。那么您为什么还要反对他呢？”
“为了让我们比较灵活地实现元首的理想，元首应该牺牲自己的生命，”上校阴郁地说。“他把这些理想过分地集中于一身了。我们必须牺牲掉元首，才能实现这些理想。只有牺牲他，我们才能团结起来，重新聚集力量，联合西方大国，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我已经把这些思想形诸文字，就算是一份政治遗嘱吧。我认为不必给亲友写什么伤感的信件，您应该尽力使我这份遗嘱传到有关人士的手里。您明自这份文献的重要意义吗？说实在的，我不是在请求您，而是命令您这样做。”
魏斯没有答应照办：“这得看监狱里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否同意不给亲人写信而只送您的这份遗嘱。”
“他们不会同意的！”上校悻悻地说。“这里人太杂，有的人甚至赞成施道芬堡的观点呢。”
“是不是把您的遗嘱告诉他们，”魏斯替他出了个主意：“您对德同的命运如此关心，而他们也是德国的一部分。”
“也许我会这样做的，”上校的口气有些犹豫。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说：“不行，这儿有好多人我很不喜欢。”他从床垫底下拿出一叠纸，请求魏斯：“拿去吧，也许您有办法保存这个文件，把它交给什么人。”
“我不能保证把它送给您心目中的那些人，”魏斯说。
“好吧，”上校只得同意，“随便您交给谁。”随后他又自嘲地说：“看来我是出于虚荣心才答应这样办。随他去吧！”
上校在第一次审讯时就遭到毒打。他被拖回牢房，扔在地上，奄奄一息。
已有相当经验的魏斯给了他力所能及的照顾。
上校苏醒后对魏斯说：“我把对您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们，可是您看……”他想伸手摸摸脸，但没有气力……
“他们不相信您的话吗？”魏斯问。
“信倒是信了，”上校说，“但要求我供出参加密谋的某些将军。我拒绝了，因为这违背了我的荣誉观。”
“关于青年军官您也一点没说吗？”魏斯问。
“作为上级军官，我有权对他们作全面的评价，”上校含糊其词地说。
第二天，上校被押赴刑场。他表现得很刚强，拒绝了应分的一杯烧酒，也不买看守私售的鸦片九。
临行前，他看望了所有的军官，同他们—一握别，祝他们也象他一样视死如归。
他没有同文职人员告别，跨着坚定的步子走了，出门时连头也不回一下。
古戈·伦别格对魏斯说，密谋核心小组直到1943年年底还不同意杀死希特勒，害怕因此而激起广大群众的反法西斯斗争。他们只想迫使元首退位，搞一次合法更换帝国首脑的政变。杜勒斯对和他接头的密谋分子的代表说，希望他们不要在盟军登陆欧洲之前采取任何行动。
谋刺希特勒要和盟军的登陆行动取得一致。德国新政府应从西线撤军。盟军占领德国后，亲自来消灭反法西斯革命起义的苗头。这样，德军就可以腾出手来反击进攻的苏军。全部兵力都要用于这个目标。
“可是，”古戈冷笑道。“上校就不主张德国投降英美，认为这是德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他也反对英美军事占领，赞成由德军自己来镇压反法西斯势力，迫使老百姓尊重德国新政府。好一个天真的大兵！”古戈最后挖苦了一句。
“果真如此吗？”魏斯表示怀疑。
“当然。本来，我们这些军人一开始就应当依靠德国最有影响的势力，我们起事才能得到一切必要的保障a”
“什么势力？”
“帝国实业界，”古戈说。“不过，唉，他们中间许多人不赞成换掉希特勒。他们记得希特勒当年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十分坚决，并且坚持不懈地迫使纳粹势力完全服从于工业巨头的经济利益。此外，”古戈压低嗓子说，“我觉得希姆莱已经知道我们的某些将军在是否承认他为帝国新元首这件事上犹豫不决。因为这些将军获悉，提名希姆莱为新元首受到了美英统治集团的坚决支持。所以我估计，一旦谋刺希特勒取得成功，希姆莱会立即动用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全部惩治力量来对付大多数谋反分子。”
“这么说，谋反是没有指望的？”
“不，不尽然，”古戈快快地说，“如果按照施道芬堡的意见同广大民主阵线联合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不赞成这样的德国，我反对这样的德国。”
“德国老百姓喜欢怎样的德国呢？”
古戈耸耸肩。
“老百姓只有被强权夯得结结实实，才能成为国家大厦的牢固基石。”古戈一挥手，指指周围睡满囚犯的木板床，恶狠狠地讥讽道“要是这儿突然跑来一个俄国共产党，我想他一定会幸灾乐祸的。”
“为什么？”魏斯问。
“因为，”古戈答道，“俄国人需要把希特勒当作德国的可恨象征，当作一个靶子。而我们没能抽掉他们的靶子……”
“幼稚的想法！”魏斯说。“你们想用希姆莱替换希特勒。可是苏军的靶子是德国法西斯。这一点你们从收听到的苏联政府声明中知道得很清楚。”
“大概是这样吧，”古戈没精打采地说。“确实，我们最害怕的倒不是忠于希特勒的党卫队会消灭我们，而是希特勒的被刺可能成为革命暴动的信号。我们害怕苏军在英美部队开入我国本土之前就彻底击败我军。”
古戈似乎恍然大悟，连忙向道：“您为什么总是反对我的一些看法？”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在这儿被处死！”魏斯说。
“现在对我来说，作为施道芬堡的同谋犯还是作为他的糊涂思想的反对者被处死，是无所谓的。重要的只有一条：死亡面前人人乎等，一切平等。”古戈苦笑了一下；“活人各有想法，死人一样发臭。可惜我不能让您实地检验一下，因为您大概也快上绞架了。”
“是的，”魏斯用手指碰碰脖子。“谢谢您提醒我这一点。”
“请原谅我回敬了您一下。我觉得您在贬低我们这次密谋的意义……”
青年军官尤尔根斯和布勒克经过简短的审讯后被告知，他们将被判处死刑。俩人回到牢房，情绪十分低沉。他们并不害怕死期临近（他们勇敢地接受了这个通知），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在审汛过程中他们得悉领导谋反的将军里面出了告密者。这些叛徒向盖世太保报告了密谋人员的姓名及密谋活动的详细情况。六月二十日行刺希特勒那天，一些将军优柔寡断，贪生怕死。他们无所作为，把全部事情推给施道芬堡去于。炸弹没有炸死希特勒。这些将军闻讯后束手待毙，不采取任何措施拯救参与密谋的下级军官。
整整一夜魏斯都同这两名军官呆在一起。
尤尔根斯忿忿地说，现在他明白了：许多将军团东线战败被希特勒撤职，他们参加密谋仅仅是想报复，想把军事上的失利归咎于希特勒罢了。
布勒克说，施道芬堡及那些跟他观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