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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叫疤哥说对了，到县城我们整整走了三天。我们动员疤哥再送一程，可疤哥不应，说你们听见西面有枪声么？我们说听见了。疤哥说咱讲好听见枪声就不送，再说也到县城了。我们无话可说。就在疤哥向我们道别时建越突然向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孙哥你一个人，无牵无挂，干脆跟我们走得了。这突如其来的话不仅让疤哥惊讶无比，就是我们几个也没料到。疤哥瞪着眼问：跟你们走，不要家了？建越说家不就是幢破屋吗？疤哥说我还有一亩多地呢。建越说那也算不上什么，跟我们走出去，外面海阔天空。停停又说，我是看你忠厚老实才给你指这条路的。我在心里琢磨建越的奇思妙想，知道他并非为让疤哥继续当向导才给他出了这主意，他真是为疤哥着想，细想想这对疤哥来说也确是一种人生转机。当然我也想到疤哥不会这样做，在他的意识里是破家值万贯，丢弃不得。疤哥临走时告诫我们，要躲开枪声，不要再往西，转向南方，一直走就能到淄城，在那里能坐上火车。一想到不久能有火车坐，不再受劳顿之苦，我们顿时心花怒放，觉得疤哥真是为我们指了一条光明大道。只是后来听说淄城火车通济南不通青岛，我们的情绪又一落千丈，其实早应想到解放区的火车是开不到国统区的，只因为太渴望致使我们昏了头。
我们没有马上离开县城，主要是想找政府部门给开一张通行证。在解放区没有这个，可以说寸步难行。开始我们不懂这个规矩，头一天进村请村长安排住宿，村长开口就问：有路条吗？幸亏贾开脑瓜灵活，对村长说拿路条的人在后面没跟上来，村长说那就等他来再说。贾开说我们到村头去等他。都不知贾开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稀里糊涂跟他到了村外，这时贾开就动手制作路条，有纸有笔，关键是图章，这没难住贾开，他做地工时做过假证件，他从地里抠出一个地瓜，用小刀在上面刻了字，又用刀从手指上刺出点血当印泥，往纸上一盖，路条就成了，回去交给村长，村长没看出假，就安排我们住下。而贾开得寸进尺，第二天离开时对村长说原来的路条被雨淋湿，希望给开一张新的，村长也没多想，给开了，这样就弄假成真，我们有了一张真正的通行证，用起来理直气壮。但问题是只能用一回，到了下一个村还得让人重开，很麻烦的，我们正是怕麻烦才希望政府能给开一张在全区通行的路条，这样才能一劳永逸。
我们找到挂着油漆未干木牌的县政府大院，一个三十几岁留齐耳短发的女干部接待了我们，我们先向她讲明自身情况，然后提出开路条的要求。她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说去青岛，她的神情陡地改变，用看敌人似的眼神盯着我们，说青岛是国统区，我们说知道。她说那就是要去投奔国民党反动派了。我们说不存在投奔不投奔的问题，因为我们就是从国统区出来的。女干部冷笑一声，说我们共产党人心明眼亮，不会相信你们的鬼话。这时旁边一个男干部（可能是女干部的助手）不耐烦地朝我们嚷，说人民政府不会给你们通行证的，赶快走吧，不然把你们全抓起来。我们断了希望要走，却见女干部把手向上一抬，说给你们开。我们不知怎么回事，看着她，她也看着我们，问：你们听说过栖霞大地主牟二黑子和要饭的故事吗？我们摇摇头。她说一个要饭的到牟二黑子家要饭，管家往外赶，被牟二黑子看见，说给他口吃的，反正他要拉在我牟家地里。要饭的吃了牟家的饭，可心里有气，想我今个偏不拉到你家地里，就拼命往远处走，想拉也憋住，直到走出好几十里路，心想这里总不会是你牟家的地了，就拉了。拉完问了问过路人，这里的地是谁家的？人家告诉他是牟家的。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吗？是要你们明白解放区可比牟家庄园大多了，我们放你们走，你们也走不出解放区，走到哪儿，我们就会解放到哪儿，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难道你们还能跑到国外去不成？这是我头回接触共产党的女干部，所以印象极为深刻。
离开县城我们往南连续走了三天，走得很急，倒也不是为那个女干部所激，相反我们还有些感激她，毕竟她给了我们路条，让我们通行无阻。总之，除了脚上磨起泡，还算平安无事。这晚我们投宿到一个叫田庄的村子，问了问这里仍是解放区，所以一见到村长，我们便主动拿出路条。村长验过路条就把我们分头安排在农户家里住。我和安和住在一起，那是一个五口之家，我们进去时一家人正在油灯底下吃饭——煮地瓜。走了一天路我们很饿，问能不能卖些地瓜给我们？男人看了女人一眼，女人就揭开锅盖拾出一大盆。我和安和不管不顾地吃起来，吃过便倒在炕上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是地瓜里藏了蒙汗药，是我们太疲乏了，一觉睡到天大亮，集合在一起才知道事情严重，除了贾开和我，其他人的脚伤都感染了，走不了路。如果在平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上点药，包扎一下也就行了，可眼下毫无办法，只因仓促起程，压根也没想到旅程会出现这样的变故，随身连一点常用药都没带。无奈只得从老乡那里讨来些盐，用盐水消毒，然后包扎起来，这种处置在当时情状下已经很不错，可继续走路是不行了。我们决定在田庄住下，等脚伤见好，这当然要再向村长报告。大白天我们方看清村长的模样，很高，很瘦，很黑，烟袋不离嘴，听了我们的说法，从嘴缝里吐出一个“中”字，我们就在田庄住下了，“伤号”在老乡的炕头上养着，没伤的我和贾开就在村里村外转悠，以消磨时间。这一带离黄河不远，属河口冲积平原，由于河水不断泛滥，看在眼里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即使在秋季仍了无生气。贾开说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幸亏我们降落在黄河以南，否则渡河很不容易。不知怎么回事，听着贾开说的这话，我却想起在路途中建越鼓励大家说的那句话，他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从这里走出去，到达目的地青岛，不许任何一个人掉队。他说的很对，我们不能掉队。大概是在田庄的第四天，那天傍晚我和贾开转到村子的背后，那里有一片小树林，是杨树，当地叫小叶杨，我正抬头往上看树冠时只听贾开小声说有人，我沿他的视线看见林子边上站着一个人，看不清脸面，只能看出个子不高，贾开说他在观察我们，要提防。我倒没像贾开那样充满戒心，只是好奇，说过去看看。贾开说他来了，果然他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慢慢看清楚是一个年纪在五十上下的半老头儿，穿的比一般庄稼人整洁，眼睛也比一般庄稼人有神。他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站下，讨好样地点头。贾开问你是什么人？这个半老头儿（后来我们就这么喊他）咧嘴笑笑，说就是这村的。贾开说不对吧，我怎么没见过你？我觉得贾开有些不讲理，才来几天你就能认出满村的人？我知道他是在虚张声势。半老头儿还是赔着笑脸说俺是本村的，俺见过你们。贾开说你在监视我们？半老头儿连连摇头，说没有没有。贾开说那你跟着我们干啥，打的什么鬼主意？半老头儿诚惶诚恐地说不敢不敢，我是想向你们打听打听事。贾开说这么说你是奸细，你是谁的奸细，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我向贾开示意不要再难为这个挺老实的人，问半老头儿要打听什么呢？半老头儿把目光转向我，说想问问你们要到哪里去？我说去青岛。他又问那里还是国统区吗？我没立刻回答，心想青岛是不是国统区与你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真像贾开说的是个奸细？见我不答，他可怜巴巴地说俺不是坏人。贾开问不是坏人干嘛向我们打听这个？他说俺想跟你们搭伴走。我和贾开互相看了一眼，他又说俺也要到国统区去，你们把我带上吧。我问你为什么要去国统区？他说马上就要土改了，我怕。贾开问你怕什么？他说怕被打死。我问你是财主？他点点头，说邻村已经有土改的了，打死了很多人。贾开说你跑便跑，干嘛要跟着我们？半老头儿叹了口气，说俺有数，自个儿逃是逃不出去的。我问为什么？他连连摇头，说逃不掉的，俺知道逃不掉的。贾开朝我使个眼色，转向半老头儿说我们不可能带你走，半老头儿带着哭腔说：求求你们救俺一命，俺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我说不是我们不救你，是救不了，你不晓得，我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说完我们丢下半老头儿朝村子奔去。
几日后雷觉的脚伤见好，就在家呆不住了，加入了我和贾开的“游逛”行列，雷觉毕竟是记者出身，他的逛就与我和贾开的意义不同，我们是消磨时间，他是开展社会调查。他带着我们走门串户，见人便问这问那，之后记在小本子上，我们问他今后是不是还想当记者，他说不是想不想的事，他只是想借机考察一下中国农村的社情民意，以期得出一个结论。我问什么结论，他说就是共产党的土改政策是否合乎中国国情，是否是挽救业已破产的中国农村经济之良药。对他的说法我们不以为然，觉得是他的一厢情愿，共产党已经在解放区全面实行土改，且坚定不移，无论雷觉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无法改变这种现状，纯属徒劳之举。
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跟着雷觉“调查”，渐渐对我们落脚的田庄有了一些了解，田庄是一个有三百几十口人的村子，在这一带，属中等村，叫田庄，田姓的人并不多，不晓得是因为田姓是坐地户，还是田姓人多是富裕户的缘故，除了田姓，还有郭、王、林等姓氏。田庄北靠黄河，地势平坦，黄河过几年便决一次口，河水携带的泥沙填平了沟沟壑壑，土地很是肥沃。平均起来，全村每人合五亩多地，说起来不算少，但这并不能说明当地的经济状态，能说明问题的是土地的集中程度。雷觉粗略做了一下计算，在田庄，占两成人口的富户拥有全村的七成土地，反过来说就是占八成人口的贫户仅占有三成的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较高，自家的地不够种，便租种富户的地，向富户交租。雷觉还专门调查了租金情况，长久以来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租额大抵占土地收入的三成，相对而言倒不算苛刻。在调查中一部分农民表示满意，觉得还算合理，可以接受。也有一部分农民认为收多了，他们的期待是交一成，当然如果一成也不交那最好不过。
对于即将降临到田庄的土改，雷觉几乎见人便问他们的看法，被询问人对这种很是生疏的“民意调查”大都感到茫然，不知做何回答，毕竟雷觉经验丰富，三说两说就能将被询问人纳入自己的调查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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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品厂危机重重，摁倒葫芦起来瓢，刚把果农们安抚住，本厂的工人又群起追讨欠薪，他们堵在办公室门口，扬言不立刻给钱就把车间的机器卸了去卖。有句话叫兔子急了也咬人，一旦工人明白他们的血汗钱要泡汤，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万不敢掉以轻心，再三下保证，说先放几天假让大伙回家秋收，一回来就把工资发到手。如此才把局面稳住。
彭局长迟迟不来电话，也不好催，可这么干等也不是个事，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丁点不差地应在此时此刻的饮品厂，机器停转，水果腐烂，分分秒秒都在糟践钱。姜先生倒是稳坐钓鱼舟，不耽误吃不耽误睡，只是急坏了万，没头苍蝇似的东一头西一头，乱了方寸，电话整天贴在耳朵上，一个接一个地打，求爹爹告奶奶地请人帮忙。我觉得他思路有问题，迂回来迂回去，却不切实际。我对他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应直接去找电力部门解决才是。他说一开始就找过镇电管所来厂拉闸断电的人，他们一口咬定厂里的供电设备不合格需要检修，怎么讲也不管用。我说那就找电管所领导呵。万说也找过，是一个说法。我说那就去找市供电局呀。万畏难地摇着头，说到现在还没找到能通那里的关系，没关系去找也是白跑腿。说到这儿万“啊哈”一声猛拍一下脑袋，说有个人我还真给忘了，他说他认识供电局的人。我说那就找他出面帮忙呀。万便赶紧拨电话。
按电话约定，我们立刻驱车出厂，去找万那个可救急的熟人。本来姜先生也要一起去，被我和万劝住了，毕竟上了岁数，少动为宜，何况厂子也得有人坐镇以稳定人心。这回上车才知，那天去淄城接我的司机是万的侄子，叫万虎，万说的那个人在镇上一家汽车修理厂干活，万虎也认识，不仅认识，似乎还很知底细，一上路万虎就表示出对那人的不信任，说是个“忽悠”。万不以为然，说如今不忽悠还办不成事哩。
在镇上接了那个人，便匆匆往市里赶，那人姓孙，看起来比万小，一口一个万哥，万虎叫他孙师傅，我也这么叫。把关系理顺后就开始说事情，原来在这之前孙并不晓得饮品厂出了什么问题，万就把事情的经过和目前厂子的状态对他讲了讲，他说这事好办，他认识的人是供电局“大拿”，而具体是什么职务却没提，这多少让人有些不放心，又不好直接问。万说因为事情太急，来不及准备什么，小孙你对“大拿”讲，问题解决了一定好好感谢他。孙说没问题。
眼下能谈的就这些了，就扯上不相干的事。孙听说我是个作家，显出很大的兴趣，说他喜欢看书，甚至说还读过我写的书。我不太相信，问他读过我的什么书，他反问：《林海雪原》是你写的吧？我没吭声，他又说写得太精彩了，把个座山雕小炉匠写的活灵活现。万虎说孙师傅你记错了，《林海雪原》的作者不是韦老师。孙说是吗？我他妈串帮了。又说中国小说我不怎么读，我爱读外国名著。我想索性就刻薄一回，问：孙师傅你都读了哪些国外名著呢？他说太多太多，都记不清了。我问你最喜欢哪一本？他说最喜欢《射雕英雄传》，写得太吸引人了，我一口气读完。于是我赶紧收口，再追问下去就太不厚道了。
车进了市里，在孙的指挥下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