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我们在军营食宿，直到离开。许是军方对造成我们的这般处境感到一丝歉意吧，没有拒绝，却正告说：仗说打就打，打起来谁也顾不上谁，帮不上什么忙。对此我们本来也没有指望，后来倒是老天爷帮了忙，战斗很快打响了，解放军发起总攻，“国军”抵抗了一天一夜，拂晓时当官的带着家眷乘飞机逃命而去，士兵举枪投降，仗就打完了，包围圈破了，我们能走了，我们混在一群逃难的人中间，开始了逃亡的日子。
是秋季，地里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刚下过一场雨，路泥泞难行，一个个都摔成了泥猴。虽说已离开战场，耳边仍不时听到枪声，据说是解放军在清肃“国军”残余。我们倒不太担心，我们不属于共产党镇压的范围。我们未曾与共产党交过手，甚至连面也没见。不错，我们曾经是国民党线上的人，但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现在我们谁也不属于，是普通百姓，是流亡学生，就是说我们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从事实出发我们还得算是同志，抗日的同志，在敌后斗争那些年，我们知道长春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们也知道我们，尽管我们各干各的，但目标一致，抗日救国，对付的是日本人，坐的是日本人的监狱，用共产党的说法，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所以我们不怕共产党，只想早早到达目的地青岛。
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们的想法错了，而且大错特错。
3
太阳出来解除了夜晚无底的黑暗。姜先生陪我“视察”这座为万投资的饮品厂。厂子规模不算大，看去像一座有围墙的小学校。厂前是我昨天来的那条公路，厂后是一道山梁，山梁下是一个叫万岗的村子。姜先生说只因记错了村名，几十年后来寻找老万（万的父亲）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方知故人已为他而死，便起意为他的儿子做点什么。开始打算把万办到美国去，因之间没有亲缘关系，这条路不通，于是便投资了这座饮品厂。我问为什么要建饮品厂？他说这一带产水果，原料不成问题，人工也便宜，用政府的话说是投资环境好。我觉得办一座饮品厂没问题，当然这是以前的想法。我问现在呢？他说现在的情况你看到了，机器停转，水果发霉，厂子面临破产，早知这样，不如当初把建厂的钱给万，让他讨个老婆过日子。我问他厂子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摇头说不知道，我说赶快行动，不能再等。他叹了口气问我这里的熟人是做什么的？我说一个朋友的表弟，在市教育局工作。他问是当官的吗？我说是。他又问是多大的官？我说是副局长。他说不知道这么大的官能不能帮上这个忙？我说试试看吧。我这么说是因为心中无底。
一早，我们来到昨晚吃饭的那个县级市，拜访教育局彭局长。拐了一个弯，我朋友的表弟把这事托付给他的下级办理。按地址找到教育局大门，刚要往里走被门卫拦住，问我找谁？我说找彭局长，门卫说彭局长开会去了，不在局里。我问到哪里开会？门卫说不晓得。我问能不能打电话问问？门卫看看我，态度有些不耐烦，说要打电话你们自己打。他的话提醒了我，赶紧给彭拨电话，拨通了赶紧自报家门，彭在电话里说这个他知道，问我在哪里？我说在教育局门口。他说你上楼吧。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办公室。我问在哪个办公室？他说在我的办公室。我疑惑地说你不是在外面开会吗？他问谁说的？我说门卫。他说把你当成上访的了，你进来吧。收了电话我不满地看着门卫，说彭局长就在楼上，他让我们进去。门卫没吱声。
彭很年轻，一副很精干的样子。就言归正传说到求他的事情上。他问什么时候电业局拉的闸？万说已经五天了，又问什么理由？万说他们来厂里检查，说电路有事故隐患，需要停产检修，我们说新建不久的厂线路和变电设备都是新的，不会有问题。他们说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们说那就请检查一下，他们说当然要检查，他们说检查却不检查，又一直拖着。彭想都不想说，这是他们故意找碴，一定是你们得罪他们了，想一想是怎么得罪人家了，也好亡羊补牢。万不停地摇头，说不会不会，我们逢年过节都给他们送……彭打断说这不能说明问题，一定有不满的地方，否则不会这样搞。姜先生说他们这么做违法。彭说违法不违法看怎么说了，他们是政府职能部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点点头，说彭局长的话在理，但现在事情悬在这里，解决不了，收上来的水果一天一天腐烂，损失巨大。彭说再怎么也得把情况弄清楚才行，就像打仗，连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这仗怎么打。我说姜先生从海外回来，万经理又是初次办厂，对这方面不太懂，就拜托彭局长帮忙了。彭点点头说我的一个熟人在市府工作，先让他给摸摸情况吧。我说好。万赶紧说彭局长把你的朋友请出来吃个饭吧。彭说也行，你留下电话，联系好了我找你。万立刻掏出名片递上去，脸上满是讨好的笑，看他那副模样，我心想让这样的人办厂也真的难为他了。
接着局长问起我的情况，不待我回答，又跳到姜先生身上，问姜先生在美国做什么生意？姜先生说没做什么。我说姜先生做过餐饮业，很成功的。局长又问在中国有几处投资？姜先生说就这一处。局长说在国内投资大有可为，可一般人并不知道教育投资比其它更好，见效快回报丰厚，姜先生是可以考虑的。姜先生说就这一处已招架不住了，哪还敢多做。局长说姜先生放心，投资教育前景很好，我敢打这个包票。我似乎听出局长话的用意，又知道姜先生无意于此，这个饮品项目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我担心姜先生口无遮拦说出令局长不快的话，便赶紧接话，说当然当然，办教育确实大有前景，况且在这里局长是坚强后盾，定会一路绿灯，如果姜先生要投资教育，肯定要仰仗局长了。局长笑笑说哪里哪里，我只是说说而已，职业病，凡事一想就想到教育上。我笑说这说明局长有敬业精神啊，是不是万经理？万赶紧跟着笑，结结巴巴说：局长重……重视教……教育，重……重视教……育……
出了大门，姜先生嘟嘟囔囔说你们说话怎么都是这种腔调啊？阴阴阳阳的，连你（指万）现在也学会了。我笑而不语，可我并不觉得刚才的说话有什么不当，场面话而已，问题是姜先生不适应，谁让你是生活在美国呢。上车后姜先生问：你说这个局长会帮忙吗？我说这要看两个方面，一是有没有这个能力，二是有能力肯不肯帮，能力我无从判断，帮忙还是不应该有问题的，毕竟是他的上级叫他办事，他得买这个账。姜先生说我看不一定。我问为什么？姜生生说这个人心术不正。我笑了，说姜先生只听人家说了几句投资教育好就认定人家心术不正，太片面了吧，这样谁还敢在你老人家眼前张口呢？一张口就是坏人一个啊。万说姜叔叔眼里揉不进沙子。不闻姜先生回声却闻鼾声响起。不晓得是上了年龄还是脑血管的问题，姜先生总是爱犯困。
秋的色彩在四季中是最丰富的，说五颜六色毫不为过，汽车穿行其间，让人的精神为之开阔。快到工厂时，见前面鱼贯行驶着几辆拖拉机，万像被火烫了似的叫了一声，吩咐司机万虎到前面将拖拉机拦住。我问怎么回事，万说送葡萄的。姜先生睁开眼也问，万同样回句送葡萄的。这时小车在超越拖拉机，万虎把手伸出去边挥边喊停，不待拖拉机做出反应小车已抢到前面把路挡住，拖拉机赶紧刹车，七嘴八舌地喊：干嘛，堵俺们的路？见我们没有让路的意思，就一起跳到路上把我们围住。一个身披黄军大衣的中年汉子认出万，惊讶道是万厂长你啊，俺们去厂里送货，昨……万面无表情地问你们是哪个村的？中年汉子说俺们是草庙子村的，我姓苗，苗跃进，万厂长你不记得我了？万不说记得也不说不记得，冷冷地说：你们回去吧，今天厂里不收货。中年汉子问：咋不收？万厂长说厂子停产了。叫苗跃进的中年汉子又问：那啥时收呢？万说等恢复了生产。有人问：啥时候恢复生产？万说等电来了就恢复。又有人问：啥时能来电？万说不知道。话音一落，这伙人的情绪一下子激烈起来，不停地质问。苗跃进头领样对大家摆摆手，等静下来冲万说道：万厂长俺们不能回去，今天是交货的日子，必须按合同办事。万说有合同也得灵活行事，收了没法榨汁，全烂掉了。苗跃进说你们不收就烂在俺们家里，这损失归谁？万说你们回去好好保管，一时半时没事，可堆在仓库里一黑下就烂了。苗跃进说俺们保管也行，得先把款付了。万一时无语。苗跃进说不付款我们就送到厂里，按合同办。姜先生一直站在旁边听，这时他问万：合同是怎么签的？大家一起把目光转过来看着姜先生。姜先生又问合同是怎么签的？苗跃进说签的是九月十五至三十日交货，今天在合同期内。说毕又补充道：所以我们合法。万要说什么被姜先生止住，说大家放心，我们会按合同办事的，不让你们受损失，这样好不好，你们今天运来的货我们收下来，也付款但不要再送了，让葡萄长在藤上，这样烂不了，等工厂恢复了生产便通知你们，一句话，我们肯定执行合同。苗跃进和他的人嘀咕了一阵子给出了答复，说这样也行，可要说话算话。姜先生点点头又说，你们回去给其他村的人带个口信，请他们先不要摘葡萄，等我们的通知。大家点点头，有种皆大欢喜的意思，小车和拖拉机一起朝厂子方向开去。
小车快，一会儿便把拖拉机甩在后面，万在车内唉声叹气，姜先生又打起盹。进到厂门口见院里面停了许多运葡萄的拖拉机，万赶紧叫万虎打倒车，开出很远才让万虎把车停下，姜先生睁开眼左看右看，问怎么不走了？万对他讲了情况，姜先生摇头说躲不是办法，刚才那伙人很快就到了，不见咱的面会以为受了欺骗，这不好。万苦着脸说厂里的现钱只够给草庙子的人结账，又来了这么多人，没钱给呀。姜先生说想想办法。万说没啥办法想。姜先生说我手头有一点钱。万问美元？姜先生点点头，万却摇起头来，姜先生问怎么，美元不是钱？万说只怕人家不要，姜先生问不要美元？万说现在有人用假美元行骗，就没人敢收了。姜先生说，那就到银行兑人民币。万说也不是马上能兑出来，人家等着拿钱呢。姜先生说不行先给打个欠条，让他们过些天来拿钱。万带着哭腔说姜叔这不是个办法，这样就乱套了。姜先生问不这么你还有其它好办法吗？万一下一下地摇着头，姜先生说没别的办法就只能这么做了。不知怎么，我隐约觉得姜先生的思路有问题，相反，万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我的话无法出口，自己毕竟是局外人。
4
姜先生说，到现在我也没想起那架倒霉飞机降落在什么县，曾问过当地人，名字很生僻，没记住。“国军”覆没，国统区变成解放区，凡知道落在共产党手里没好下场的人纷纷外逃，却因消息不灵，弄不清外界情况，只好像没头的苍蝇似的乱碰乱撞。与当地逃难者相比，我们更糟，不光不晓形势，还对地理不熟，这就给我们带来更大困难。若阴天不见太阳，那就连东南西北都辨不清，只好随大流看人家往哪里走也往哪里走。有句话叫殊途同归，我们的情况是同途殊归，走着走着就发现跟错了，人家去的地方与我们根本不搭界。有一回抬眼望见长长的河堤，一问才知道错走向北到了黄河边上，急回头却已走了许多冤枉路。为避免这种错误，雷觉提出雇一个当地人做向导。大家觉得这办法好是好，可身上没有当地使用的“北海银行票”支付费用，这就行不通。雷觉伸手从身上摸出一枚袁大头，说这是硬通货，不怕人家不要。于是大家一起往身上摸，往行李包里摸，最后凑起一小把如银元、铜钱之类，这些在平常很不起眼的零碎钱币在后来的日子里帮我们应了急。
我们在就近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向导，是个三十岁出头脸上有块疤的壮汉，他说眼下正收庄稼不能把我们送出很远，顶多到县城，还说外面仗在打着他不想冒险，一听到枪声我就回。我们说行。当晚我们挤在他家的炕头上睡觉，迷迷糊糊中听见敲门声，那壮汉去开了门，随之拥进来一伙持枪民兵，其中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向我们询问情况，问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雷觉抢先回答，说是抗日人士，从国统区长春逃出来，要到济南参加革命工作。窄脸汉子疑惑地问：你们从长春到济南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呢？雷觉说了飞机情况，窄脸汉子的神情缓和下来，问济南解放了吗？原来他对外界的情况并不清楚。雷觉说解放了，不解放我们去那儿做什么，不成投敌了吗？窄脸汉子点点头，说：就是，可你们要记住，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找组织，找组织。壮汉房东有些马后炮地介绍说，奎叔是民主村长。窄脸村长说句找组织，找组织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毕带着他的人走了。我们觉得这个村长挺可爱的，还一起学他的口气说：找组织，要找组织，找组织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比较一下，还是雷觉学得更像。
天刚亮壮汉房东喊我们起来吃早饭，煮的鲜地瓜，吃过就出发了。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他姓孙，是个光棍，我们当面叫他孙哥，背地里叫他疤哥，疤哥不单给我们当向导，还当脚夫，他推一辆小推车，载着我们的行李。天还阴着，可我们已不担心走错方向，因为有疤哥引路。疤哥说从他家到县城有一百多里路，慢了两天、快了一天到。我们知道这种计程是对他而言，我们可不行，我们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迈不开步，走不快，没多久就落在疤哥后头，疤哥就等着，等我们跟上了再走。就这么走走停停后来他急了，说这么个走法怕三天也到不了县城。我们安慰他，说按天算工钱，不叫他吃亏。他说不是工钱的事，是地里的庄稼，耽误将会受损失。我们以为他还要向我们讨庄稼损失费，却没有。
还真叫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