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不能出硬伤。所以写这种小说就很笨，我觉得我几乎陷入到困境之中。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这种叙述口吻已经烦透了。写了二十万字还在这样写，但是放下过后，回过头来想想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想一想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就觉得还是要做下去。我觉得走出这种困境实际上是一种往事的力量在推动，就是一定要说出来。虽然它不可能充满情趣，不如充满了第三者的小说畅销。但我不在乎，我只想把它写出来。
问：现在有中日女作家作品选，其中有中方方阵和日方方阵，你怎样看待？中日女作家精神真的是很近吗？
答：中日女作家去年9月在北京开了个会。我觉得中日女作家在一起有点对不上话。日本女作家说的是非常琐碎的、具体的事情。中国的女作家，如张抗抗、徐坤作发言时，自己的想法都能说的一套一套的，而日本作家很认真的讲一些似乎与文学不相干的话。后来，我明白了。我们中国作家是在政治生活中出来的，是在政治运动中成长的，我们特别擅长总结经验和想法。日本女作家可能天天在家做饭，看孩子，侍候丈夫，她们没有我们的经历，不会像我们一样可以很轻松地概括一个现象。就像我写中国女性的叛逆等等，好像很有见解、很有想法的样子。反衬出日本女作家特别没有见解，特别没有想法。从另一个角度说，生活的环境不同，思想不同，中国的女作家受惯了政治教育，没她们那么感性。我觉得中日女作家由于大家都是女性的关系，在精神上还是很相近，首先，大家一谈起孩子来，脸上都放光。可从语言上讲，就大不相同，虽然语言本身不同，她讲日语，我们讲中文，但语言的内容也不同。我说心里话，在私下里，我说中国女作家比日本女作家强。
问：你有没有想过得诺贝尔奖？
答：没想过，诺贝尔奖我觉得离中国作家也没多远，中国作家推十个上，也能上，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也不见得水平很高。诺贝尔评奖我觉得同中国作家协会评奖也差不多，都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来制约着你，高行健要不是在法国也得不到奖。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来制约，得奖本身并不等于你的作品十分十分的好。因为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人说好，可能外国人不一定说好；外国人说好的作品，中国人不一定看得上。所以，我觉得诺贝尔奖和中国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没有什么差别。
问：您对70年代作家怎么看？
答：我觉得他们才华横溢，对世间事物的敏感程度非常高，很细腻很微妙的东西都能写出来。但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的阅历，文学除了才华，阅历也很重要。你看70年代作家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在酒吧、家里、公司、床上，就在这些地方转。你看一个人的小说就等于看十个人的。这么雷同，是什么原因？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差不多。你的小感觉，你自己觉得有很大差别，其实，没多大差别，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
在和平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都相近。你没有经历过下乡、文化大革命、抄家，没有这种深刻的东西刺激你的情感，没有亲历这样一些事，可能你作品里面真的很难找到情感力度。我觉得作品后面还是你个人的内在力量，还是你个人内在的真实的东西表现在纸上。70年代作家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的阅历，不是才华问题，而是阅历问题。山西的蒋韵说君特格拉斯写的小说是集体的记忆，可是他的小说那么富有个性，那么有他个人的特点。而我们每个作家都认为我们写的是自我，都是个人化写作，可是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却那么雷同。其实她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可能这个时代就是文学的一个低潮时期，引不起兴趣来，大家的兴趣点不在这个上面，或者说没有这个兴趣点。确实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很雷同，最大的雷同在于70年代的这一批作家的作品，我觉得他们需要阅历，才华不是问题。
问：和朋友偶然说到大学生的蜕变，说到80年代的大学生个个奋发向上，以民族精英自居，而到了我们这代大学生，特别是男生，整天沉溺于电脑游戏，再一看五·四运动，那股热情，真觉得离我们好远。你怎样看待网络作家？看过《安妮宝贝》吗？平时听音乐吗？
答：听音乐，也听流行歌曲。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时没你们这么好的条件。我们那时候读《大众哲学》还提西方的靡靡之音这类话。我们这代人是和这个时代同步过来的，你们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走得差不多了，已经快定型的时候进来的。你们加入了这个时代，但是你们一开始没有我们这种经历，对有些东西不理解。我们当时上学很热情，能够体会到五·四青年为什么有热情。我们当时十年没有办大学，人们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我当过四年工人，班上同学有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全都当过，上大学的时候已经30岁有孩子。我们非常珍惜学习机会，每天到图书馆去抢位子（当时条件不是很好，我们端着饭碗就去抢位子），我们很早起床早锻炼，然后背单词。当时我家住汉口，在武昌学习，星期六回去的时候就拿着一本书在船上背单词。我们在宿舍里的时候，只要有人说话，马上就有人出来制止说现在是学习时间不要讲话。我们当时凭的就是一股热情，一种叫做激情的东西。同样我也能够理解现在的大学生为什么贪玩，喜欢上网——你们的高中太苦了！你们的初中太可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感谢文化大革命，我们上初中高中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苦，也没有怎么上学，也没怎么考试，就这样混混过着，然后我们也上了大学。现在初中升高中，坐了六年的牢，上了大学就好像要报复一把似的，拼命地玩，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络作品我看过一些，我觉得垃圾比较多。但我不否认将来网络会替代纸，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就像当年纸张替代竹简一样，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淘汰了竹简，有了纸张可以把文章写长。而以后的纸张对于未来的人可能也就像竹简一样成为文物。网络作家的前景是很大的，只不过要好好写而已，因为网络上不用修改不用编辑把关太容易了，所以也不是很认真，网络上的垃圾就特别多。我觉得网上这代人太聪明了，写的东西太好玩了。但是作为文学来说，仅仅是聪明、好玩是不够的。很多网上的小文章如顺口溜、段子，非常好玩，但是对于文学来说那就太轻了。文学是能从你的文字中感觉出品和格的。中国人以前最讲品讲格。可是网上的东西总是让人觉得离真的文学有点远，再加上还有许多垃圾在中间，所以要当上网络作家还得要好好练练。
问：在《奔跑的火光》和《暗示》中您关注了女性的命运，包括在城市和农村。那么您认为女性的结局和归宿在哪里，家在哪里，最后英芝的房子有没有盖起来？
答：我觉得女性的归宿真是不好说。我在《奔跑的火光》里也表达了，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比较严重的国家，女人是没有家的。特别是在农村。女人总是要出嫁的，家里要有祖传秘方总是传媳不传女的，女儿要嫁出去而媳妇是自己的。可是女儿嫁到别人家去，离开自己住了十几年的地方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从她内心来说她是总难融合的。你比方说我们最容易相融的就是我们童年的环境，就像我们写小说，一写到童年就有一种非常温暖的东西。哪怕你童年或者是少年的时候很苦，你回想的时候你仍然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实际上这是和你的人生经历是融合在一起的。可是女人到十几岁的时候你把她拔出来放到陌生的地方，她有一种很难融入的感觉。那么她永远不会从心灵上认为这是我的家。除非他们是另外建一个家不和父母一起。但是中国农村，她是和夫家在一起的。表面上她是把公公婆婆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但是内心她是没有家的，这种空荡荡的感觉非常强烈。我没有下过乡，但是我和农村的妇女聊过，包括我这次采访的英芝的原型人物。她对我说这不是我的家，我一定要为自己建一个家，我在这个家里没有出头之日。她的丈夫打她而公婆帮着她丈夫，她要掌管钱财，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包括整个家族都认为她是错误的，因为不可能你挣钱多你就要掌管家里主要钱财等等，这样一些事情都促使她要盖自己的房子。实际上这个原型人物她一直在盖这个房子，到最后也没有盖成，确实她是把她丈夫烧死了。这个原型的故事跟我的小说稍微有点接近，至少说结局一样。所以她和我谈的时候我觉得很震动。她就觉得自己没有家。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至少和兄嫂是很难容的。这实际上就牵涉妇女经济独立的问题，你如果不独立，没有自己的家的话，就有可能永远没有着落的感觉。我觉得女性的结局和归宿在于自己的独立，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你才有真正温暖的感觉。
问：电脑在你写作中是什么样一种情形，它是怎么样发挥作用的。
答：我觉得我离开电脑已经不会写作了。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方便。有什么资料我到网上一查就知道了。特别写长篇小说，没有电脑根本无法完成。电脑完全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和我的写作热情。因为我觉得有了电脑我更愿意写小说。每个作家写作方式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作家排斥电脑，离开纸上沙沙的声音就写不出来。有几个作家坚守着第一道稿写在纸上，然后抄到电脑上。确实这是每个人的写作习惯。我是所有高科技的产品都喜欢。我觉得用了就停不下来。科技的东西就是给你方便你为什么不用呢？这可能和我家里都是学理工科的有关。我用电脑，我上网。而且已经离不开它们。
责任编辑易山
一个真党员
映 泉
县委书记吴忠实在反腐倡廉大会上的一番讲话，得罪了做生意的老板们，无论国营老板还是个体老板，都认为县委书记是指自己。那番话是这么说的：“……在这里我要提醒老板们，请你们支持我们的工作，不为你们自己，也替我们想想。过年过节，县委大院里车如流水人如潮，老百姓都在门口望着，都晓得是送礼的。好朋友走一走，串串门，当然无可厚非。为什么非要送礼不可呢？一条烟一瓶酒也还罢了，有的把一百元的钞票卷在烟里头，卷两百支烟也不怕麻烦。有干部的孩子考取了大学，爹妈去世，登门关心当然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有的就盼着某某长家里出点事，借机送一笔钱。真的是亲朋好友，用得着这么办吗？还有的养几位漂亮小姐，专门用来攻关。还有的请吃饭，喝酒之后必定先进舞厅，然后就开房间叫小姐，或是进桑拿浴室。我们有些干部的确不争气，一见女人就像猫闻见了腥气，尝到味道就再打主意。吃了人家的，喝了人家的，玩了人家的，自己的几个工资不够还情，怎么办？就拿国家的利益做人情。请这样搞的老板们注意，党内的腐败泛滥，也有你们一份儿！……”
得罪的老板中，首先气不顺的是马有志。吴忠实所列举的九条马有志都干过，所以他认定吴书记是说他的。他认为，现在做生意就是要跟当官儿的来往密切，不然生意不好做。他是这么干的，不相信别人不这么干。他和吴忠实同时参加革命工作，起初都在县委机关当干部，那个人的办事能力他一贯瞧不上眼，可是吴忠实入党了，升官儿了，他还是个一般干部。一气之下，便辞职下海了。深圳、海南转了一圈，确实赚了不少，便杀回来了。他发了财，吴忠实升了官，各得其所。县委机关那些熟悉的干部仿佛一分为二，一部分向他靠拢，一部分仍团结在吴忠实的周围。那些向他靠拢的自觉为他奔走，有什么事情就向他通风报信，在讨论买地皮时帮他出谋划策，交税时帮他做手脚或是说情打通关节。不管帮了他多少忙，只要是向他靠拢的，都或多或少尝了些甜头，有的玩了小姐，有的进了舞厅，有的喝到了外国酒。吴忠实说的不错，那是一些不争气的干部，拿国家的钱，出卖国家利益，说的是进步话，干的是肮脏事。马有志也从内心底瞧不起那些家伙，但他们为他的企业出力卖命，这比养几个间谍喂几条狼狗都强。所以他要那么干。都廉洁了他的生意怎么做？
这还罢了。自吴忠实讲话之后，马有志的“柔情蜜意度假村”忽然迎来了淡季，生意冷清了许多。入秋，坐在家里心烦，便带了秘书和主任，进大山吃野味去。一路上的话题当然是有关丑化干部的笑话或是别的传闻，书记县长和几大家的主任部长们都被他们评论了一番。
马有志的心情舒畅不起来，闷闷地想，自己干的那些事吴忠实是怎么知道的呢？吴忠实讲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见他的眼睛有些散神，秘书冯园园拍他一掌，笑道：
“上头要搞反腐败，县委书记就得抓，人家讲话又不是指你的，你疑神疑鬼干什么？犯得着吗？再说人家负的是全县党政责任，放任干部那么干，你是老百姓你怎么想？我倒觉得吴书记还算是个正派人。”
“屁！”
冯园园跟老板有一腿，说话也就随便：“人家天天下乡，除了下乡就是上头开会，我听说了，常常几个月顾不上回家。老百姓说，我们县吴书记是个真党员。”
“不回家，那是因为老婆不漂亮。”
“这是你的推测吧？”
“他的鬼名堂我还不清楚？我和他当秘书的时候，他就常控诉他的老婆，说像他妈阎王殿的小鬼，谁见谁恶心。”
坐在前头的何长胜是办公室主任，跟着马老板的话头转：“我看他的好名声是他老婆的功劳。”
开车的王狗子也是个人物，一边开车一边说：“家里只要老婆不好，什么事都没心思了。弄钱吧，弄了给哪个用？买好东西吧，丑老婆也配不上。就是一把鲜花，拿回家都没意思。”
还是当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