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同时保证本公司遵守政府规章条令。在国际竞争逼迫
下，跟政府拉关系、套近乎，蔚然成风。制药公司为了将新药投放市场，迫
切需要食物与药品管理署缩短审批时间。政府出面堵一堵日本方面来的竞
争，便让美国哈利·戴维森公司缓了口气，至少夺回了部分国内摩托车市场。
下面我们要说到，面临巴西政府带保护主义色彩的发展本国生产计算机战
略，美国厂商也请求政府采取报复性行动。
在信息处理工业方面，日本一开头是保护国内市场，接着瞅准一点猛攻，
不借任何代价，转而争夺美国份额，然后又大谈其自由市场原则。面对着日
本这套战略，美国一家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厂家英特尔公司总经理安德鲁·S·格
罗夫痛斥美国信息处理连吃败仗。他写道，为了挽回颓势，美国需要“对竞
争行为拿出新的观点。”他又写道，“虽然我们的价值观念体系倾向于个人
至上，恋恋不舍，但当务之急是从奋发美国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他倡议创办一家改进制造业的联合企业，号召政府配合行动。
本这套战略，美国一家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厂家英特尔公司总经理安德鲁·S·格
罗夫痛斥美国信息处理连吃败仗。他写道，为了挽回颓势，美国需要“对竞
争行为拿出新的观点。”他又写道，“虽然我们的价值观念体系倾向于个人
至上，恋恋不舍，但当务之急是从奋发美国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他倡议创办一家改进制造业的联合企业，号召政府配合行动。
在美国，政府对汽车工业的前途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如：为救援克莱斯
勒汽车公司而提供的贷款担保；70年代颁布能源政策使汽油保持低价；制定
联邦节省燃料、防污染和安全的标准；里根总统“取消管制”的允诺；签订
自动限制出口的协议保护汽车工业不让日本挤垮；联邦贸易委员会允许通用
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合营；可惜联邦预算赤字直线上升，抬高了利率，
80年代初又使美元升值，进口汽车降价，汽车出口遭殃。火星来人如果看见
此情此景，可能会得出结论说，美国政府与工业即使不是合作，谅必也关系
密切。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不仅不合作，关系不密切，双方反而继
续奉行一套信条，各尽各的责任，各讲各的权力，各顾各的利益；总之，一
切照旧。政府每天只顾管这限那，全不把具有战略思想的长远问题放在心
上。”这种行为的产生，怨不得混蛋的官僚机构，怪不得某家政党不起作用，
彻头彻尾是个体制问题。
霍华德·帕斯特是一位联合汽车工会国会院外团游说客，他说，“行政
当局愿意由市场去决定要不要汽车工业，要的话，也由市场去决定汽车工业
要多大的规模和多高的水平。”管理与预算局一位负责管理、调节的官员赞
同帕斯特的批评。他说，“在管理调节方面，我说不上来是怎样影响不同的
公司的。”此外，放宽管理限制话讲了不少，光说不动。帕斯特又说，“这
个国家谈不上什么现行汽车行业政策。政府没有专门机构一抓到底，要抓也
抓不起来。汽车工业界本身也没有达成共识。这件事，没有长期的思想，国
会也没有权威和能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汽车工业。”何况汽车工业本身也
不希望这一套。通用汽车公司工业——政府关系部的副总经理詹姆士。约翰
斯顿说过，“通用汽车公司竭力支持市场。我们相信，要是政府不来指手划
脚，叫我们往哪走，或是不让我们往哪走，只是形成市场能做决定的气候，
我们的日子会过得好一些。”话虽如此，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了通用汽车公
司跟丰田合营，成立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并规定这家合资企业该生产多少
辆汽车，如何定价，投资年限多长以及这两家伙伴如何打交道，由此可见，
政府一如既往继续在企业的发展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和企业双方却
都矢口否认这一点。说归说，做归做，中间隔着一大截。
司跟丰田合营，成立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并规定这家合资企业该生产多少
辆汽车，如何定价，投资年限多长以及这两家伙伴如何打交道，由此可见，
政府一如既往继续在企业的发展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和企业双方却
都矢口否认这一点。说归说，做归做，中间隔着一大截。
其实，酷似日本的新模式在州一级已经建立起来。例如投资奖励、培训
专款、公司之间和公司与大学研究中心之间挂钩、增强基础设施等等，这些
对该州与其他州和其他国家竞争都能派上用场。
不论美国公司经理怎么看联邦和州政府的任务，也不论他们想怎么摆企
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界花在处理这些关系上的时间、金钱与精力都大增特
增了。随着华盛顿的权力不断扩散，由行政部门转向数百国会小组委员会，
华盛顿的决策已经影响到公司的命脉。结果到了。。 1987年，23011人向参议院
秘书注册，登记为院外活动客。这样，参众两院议员平均每位能摊上。。 4．3
人。与。。 1961年的院外团总共才。。 365人形成鲜明对比。同一时期，参加哥伦比
亚特区律师协会的律师从。。 12564人上升到。。 46000人，驻国会或白宫的特派记
者从。。 1522增至。。 5250人。1986年，13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而。。 1968
年只有。。 100家；同业公会总部的数目增加。。 3倍，达到3500个，工作人员约有
80000。
与此同时，企业界、工会等利益集团资助竞选活动，劲头越来越足。原
《纽约时报》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其所著《权力游戏
（The Power Game）》一书中记录了“公司的政治活动委员会”的候选人
慷慨解囊的盛况。1974年，有这类委员会89个，10年之后增至1682个。 1974
年总赠款是。。 850万美元，1986年高达。。 1322亿美元。
给经理出的难题
一家公司，跟政府的关系形成了一套特定方式，要转向另一种方式，哪
能说转就转，当经理的免不了会难受些日子。按理，明摆着要转才是，但旧
的心态会挡路。
举例说，假定有这么一家美国电信公司，一门心思想扩大世界市场份额。
可是多年来经理们总是拿华盛顿当客户、当订收费标准和执法的机构。政府
不是签合同就是立规矩。惹不起，躲得起，得拉开点距离，留下回旋余地，
好让公司及其伙伴组织起来，以求一逞。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里的律师和政
治扯皮能手是挑大梁的，主要工作是不让政府挡道碍事，要把总部的决策机
构跟华盛顿隔开，不受政府干涉。可是驻华盛顿办事处本身跟总部决策机构
不沾边，是外国。公司的经营大计是总部决定的，公司办理与政府有关事务
的人，其职责就是保护这套经营方针，不让政府捣蛋。
构跟华盛顿隔开，不受政府干涉。可是驻华盛顿办事处本身跟总部决策机构
不沾边，是外国。公司的经营大计是总部决定的，公司办理与政府有关事务
的人，其职责就是保护这套经营方针，不让政府捣蛋。
上面谈的一切，给公司经理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1）关于信息与情报
方面：为公司作决策而搜集与分析世界资料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分析出来的
结果怎样才能最好地呈报公司的决策人？在这个问题上，关于政府和企业的
旧思想框框该怎样重新审订与修改，使之反映现实情况？（2）关于转好弯子：
原来在以政府不干涉主义背景下办起来的公司如何转变方向，适应在共同管
理主义背景下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倒过来，对方也有一个如何转好弯子的问
题。同样的道理，实行政府不干涉主义国家里的公司，如何才能免受实行共
同管理主义国家的公司算计，吃亏上当？（3）关于组织的问题：在一种行业
中，公司处理与政府关系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是独门独户干好，还是
跟别的公司携手，协同行动好？（4）关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交叉的问题：
看来大公司间实行全球性联盟势在必行。面临此种情况，公司如何处理某些
特定国家明摆着会受损失的问题？要不要成立新的、更有活力的多国政府组
织，来为那些全球性竞争殃及的国家提供更可靠的调整准则呢？
这些问题将放在本书下面几章去谈。
第二章
第二章
乔治·布什在竟选总统期间，曾经竭力反对过制订工业政策。他的导师
里根总统更把工业政策骂得一无是处。然而，布什刚出任总统就背上了这个
包袱。“工业政策”，这个民主自由主义身上多余的肿瘤，终于在美国安家
落户了。
工业政策没人肯要，不受欢迎。但在里根政府任期即将届满的最后几个
月里，美国的半导体工业每况愈下。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工业政策终于趁此
溜了进来。到了
1989年
3月，在价值
80亿美元的
FSX战斗机交易上，爆发
了一场争论，工业政策竟然再次成为争论焦点。经国会和商务部长敦促，布
什总统不得不作出决断：究竟还要不要保住美国在航天方面的竞争能力。
早在
1987年
8月，美日两国便同意合作生产
130架新型战斗机，以取代
日本老化过时的
F—1型战斗机。1989年
1月，通用动力和三菱重工两家公
司，共同承揽了这笔合同。通用动力公司生产的
F—16型战斗机将大幅度改
装成新型战斗机。合同规定：飞机由日方生产，机身关键技术从美国购买。
也许还将购买一些引擎。这笔交易原来是由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酝酿提出
的。然而，新任商务部长罗伯特·A·莫斯巴赫尔以及许多国会议员却担心，
这样一来，美国便会拱手交出已剩下不多的高技术堡垒之一的航天技术。航
天工业雇佣
86万工人，1988年的出口超过进口达
179亿美元，成为美国头
号工业出口大户。赞成派反驳说，合同是现况下的最佳安排。要不然，日本
就会干脆自己单干了。
看来
FSX事件好不容易总算使白宫醒悟到政府其它部门以及企业界许多
领导人早就看出了的这一事实：日本随便从钢铁、电视机、汽车、集成电路
以及远程通信等，几乎各个领域挑出一项来，都比美国干得好，上得快。不
仅如此，几年前人们还认为欧洲步履蹒珊，患了血管硬化症，如今也行动迅
速，干得漂亮起来。
最令人恼火的是，工业政策竟是日、欧两家竞争对手的秘密武器。政府
与企业界通过一系列措施，拧成一股绳，共同摸准公众需求，组织配置资源，
予以满足，尤其是广泛采取种种手段来增强本国的国家竞争能力。也许更加
令人恼火的是，情况表明，美国决非没有工业政策，反倒沦为自身这一举世
最缺乏竞争性的工业政策的牺牲品。美国的工业政策补贴消费，压低储蓄与
投资到了荒唐地步，使工业支离破碎，抬高资本成本，阻碍生产者展开竞争。
到头来，问题总算搞清楚了。尽管白宫内的保守派竭力反对制定工业政
策。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美国应不应该有工业政策。事实上，美国草就了一
大堆工业政策。这些政策加在一起，给美国的竞争能力带来了灾难。问题倒
在于：美国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工业政策？由谁来制定？如何贯彻执行？
美国面临的两种选择
美国面临的两种选择
当然，两种选择并非水火不相容。在许多情况下，还是需要听其自然。
这样便可以把更多制造业公司搬进正在兴起的亚洲、欧洲·消费者市场，绕
过贸易关税壁垒，获得廉价劳动力。问题在于，这样干的着眼点和意图便有
所不同。对有的公司说来，关心的只是公才本身，而不是国家的对外竞争能
力。比如，全国合作研究公司董事长吉尔伯特·威廉森说：“不久前，有人
间‘美国的对外竞争能力如何？，我回了一句，‘压根儿没有上过心。，我
们全国合作研究公司自认为是一家竞争能力强的全球性企业，只不过碰巧把
总部设在美国罢了。”顺着听其自然这条路走下去，美国公司通过千丝万缕
的企业间全球性战略联姻走向海外，同时带走了就业机会、知识、发展技能
以及收入。这样一来，国内工业便会萎缩，贸易赤字便会增长，对外国借款
的依赖也会加深。有鉴于此，关心增强美国经济实力的公司，双管齐下，同
时采取调整国内产业结构的办法来提高全球化的程度。这就是说，留在国内
搞改革，加强有关行业间的合作。客户、制造商和供应商形成一条龙的“食
物链”。大家都靠这条食物链串在一起，再跟政府同心协力，要求政府放宽
反托拉斯法的限制，寄望政府出面协调这条食物链，统筹资金流向。这样的
工业政策就是工业界挂帅的政策，但这样的改革又只有依靠政府才能奏效。
合作与伙伴关系
1989年，许多企业在国外竞争压力下转向第二条选择：走合作与伙伴关
系的道路。这着棋分为既自成一体，又相互关联的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工业
合作，建立联合企业，把资金投向更值得研究和发展的地方。第二部分是与
政府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美国工业在世界经济当中的竞争能力。
据商务部称，共有。。 123家联合企业按照。。 1984年国家合作研究法注册登
记，产品从水泥到超导体，应有尽有。法案可以使这些企业不致于以违犯反
托拉斯法为由受到起诉。商务部官员兰辛，费尔克尔说，这些联合企业“力
求抵销日本在产业结构上的优势，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跟日本纵向联合的
产业结构决一雌雄。”
1984年法案暗示出公司间协调合作符合国家利益，这样就违反了反托拉
斯法的原定的信条。实质上，1984年法案赞成制定工业政策，但只是意在言
外，没有明确说出。法案对为什么样的“国家利益”服务，谁来决定何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