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忠中国古典系列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如今想当然有点儿可笑，可当年，出版蔡志忠漫画，三联书店确遭到不少非议。有个顺口溜说三联书店改弦易辙，开始“炒菜（蔡志忠）淘金（金庸）”……不过，后来的市场业绩证明，三联其实领风气之先。
蔡志忠漫画开启以绘图样式普及、诠释古代典籍的先河。现代社会大家很难有完整的时间、精力、能力去研习思想遗产，蔡志忠用他的漫画将那种种丰富与宝贵压缩，约减，于无形中扩大古代典籍的读者半径。功莫大焉。
蔡志忠的漫画受日本漫画影响明显。他的漫画构图动感十足。在对古代典籍阐释过程中，可见蔡志忠的满怀热爱与迷恋……他的《老子》也好，或《孟子》也好，其实均为蔡志忠版本的读书心得。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绘声绘色的被延展开了、渲染开的“庄子”或“韩非子”……
查尔斯·汉迪《饥饿的灵魂》
上海三联书店
有所震撼，方能萌生
查尔斯·汉迪说：“认识自我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它需要有所震撼方能萌生：那种与经历死亡、离婚、解雇有关的感受。”
查尔斯·汉迪说：“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令人鼓舞而不是使人沮丧的情形，我们就必须开始行动。”
面对如此说教，我糊涂：放弃或开始，在所谓只关注销售业绩、财富神话的语境中，确有必要？或者，查尔斯·汉迪所言“行动”，不过是希望打造出一个“上半身”精神神话？
第一部分 《虚伪者的狂欢节》第8节 《20世纪的书》
查尔斯·麦格拉斯《20世纪的书》
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冒犯常怀更深爱意
从《20世纪的书》一书背后，我再次明白那个事实：书评写作是个倒霉行当。
如此念头自产生之日至今已是深入骨髓。就算阅读《20世纪的书》这样的宏篇巨制，也依旧难于改变……
但稍有松动的是，我发现，就算它果真就是个倒霉行当，假使真就无视、不屑万众一心所谓投入产出比、性能价格比，书评写作会成为一次又一次冒犯实验：“赞美”是对自我的冒犯，而“怀疑”则是对作者的冒犯——此二者无论哪一种，都足够刺激。
当一个人的精神弯下腰来，匍匐在灰蒙蒙字、句、段落之间，那便是一个精神向另一个精神的致敬——我的感想是，“冒犯”常怀更深爱意。
难就难在任何书评同时都多少带有“解说”之责——可其实，它几乎不可能。将“不可能”
操作为一种勉强可能，姿势或腔调、声音或音量，有时甚至比最切肤的感受还重要——所以有人早就说：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
一九一二年，书评人Fyodor Dostoyevsky读毕《卡拉玛佐夫兄弟》，称陀斯妥耶夫斯基为“自暴自弃的知识分子的缩影”；
一九二○年，书评人史密斯·伊利·杰里夫（医生）读毕《精神分析通论》，称弗洛依德为“梦的巫师”；
一九五八年，书评人伊丽沙白·珍妮维读毕《洛丽塔》，称纳博科夫为“一名被宠坏的诗人转为业余的文学批评家”；
一九八四年，书评人多克托洛读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称米兰·昆德拉是一个头脑一流的捷克历史的牺牲者……
这些“格言”般的结论当非“举手之劳”……它们多半是两颗灵魂相互冒犯后留下的痕迹？
车前子《偏看见》
北岳文艺出版社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车前子好久不写诗。与之平衡，随笔写作日渐其多。尽管我常读各路才俊撰写的“书评文集”，并有记录阅读心得、以换醋钱的恶习，但读到车在《偏看见》后记所说“书评文字其实已是书的儿子”一语，仍深有同感——我知道，依照如此“辈份”切割，我的很多文字已被归如“孙辈”。
《偏看见》一书二十万字上下，主要收入车前子读书随笔近数十篇。很多书我是从老车文字中得知、得见。车的读书随笔行云流水，闲散无拘，是表象，而其内里，多有点穴之准——比如，说到陈丹燕，车用到“倦怠”二字，说到林白，车则选择“不安”二字——以此类推，说到沈从文，车说“缄默”，说到洛卡尔，车用“激情”二字……在我看来，看似漫不经心的车行文至关键之处便总有关键二字脱口而出，是洞彻。
书中有两处车放怀抒发对《锦灰堆》的感想。言及文化顽童王世襄，车用到两个字：“赈灾”——车原话说，“王世襄先生是发救济粮的，几十年下来，我们被剥夺得最多的是世俗的乐趣与生活情趣，所以，与其说我们匮乏灵魂的拷问和形而上关怀，不如说我们匮乏世俗的乐趣与生活的情趣（P209）”……我在这廖廖数语的精准中忽然看见尖锐。
陈刚《三只耳朵听音乐》
百花文艺出版社
让他随他所听到的旋律走，无论快慢或远近
丛书各册作者，大都为非专业。陈刚（《三只耳朵听音乐》），作曲家，吴冠中（《美与丑》），画家，陈从周（《惟有园林》），园林专家……其余如熊秉明（《看蒙娜丽莎看》，算杂家，萧关鸿（《永恒的诱惑》），编辑家——唯一一位是冯骥才（《浪漫的灵魂》）——作家。作家多半是要写散文的。
非专业散文作者写散文，通常不再有职业文人的那种职业呻吟、职业酸腐——他们的优势刚好不在那种职业文人很难企及的专业技能或常识上——撰写《看蒙娜丽莎看》的熊秉明，即一位在多种艺术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三联书店曾出版过他的《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一书。该书被视为开启了解罗丹最佳路径。
或许，要想开启随笔、散文新境界、新天地，先就改变散文、随笔作者身份的一元格局？如此假想来自我向来热衷的一句口号：保持业余身份，交出专业作品。
第一部分 《虚伪者的狂欢节》第9节 《多余的素材》
陈丹青《多余的素材》
山东画报出版社
对于人类的罪恶和痛苦来说，艺术是一种非常安全的宣泄方式
总体说，陈的这一本，不如陈的那一本——陈的那一本是《纽约琐记》，而这一本则是《多余的素材》。
其实，从内容上说，“多余”理应比“纽约”更使我们感觉亲切：“纽约”多记叙海外生活及美术专业诸事，而“多余”则基本写国内旧事，是陈本人出国前的成长记录。
当然，阅读“多余”，我也的确感受到了亲切。不过，在那种种由“赵丹”、“王心刚”、“邱岳峰”、“于是之”、“吴琼花”、“瓦西里”、“参考消息”、“红色娘子军”等细节勾连而成的“亲切”中，比之“纽约”，反多出一些疙疙瘩瘩——正是那些疙疙瘩瘩让“亲切”打折，走味，串调。要言之，与“纽约”比，“多余”文学了，文化了，文绉绉了。弥漫于“多余”中的此类“多余”不仅扎眼，也大大冲淡了由“纽约”一书而被很多人刮目相看的业余散文新气象。仅在一本平和、自然、不卖弄、不装神弄鬼的“纽约”之后，陈马上“文学”得让人失望。
我知道，对此陈本人多半全无感觉。在“多余”中，陈似乎也尽力在将“文学”、“文化”或“文绉绉”仿制、调和得精致讲究，但那种为文学而文学、为文化而文化的努力，终于还是毁灭了“纽约”中有过的那种文字的自然与淳厚。其中最为令人皱眉的，是书中一再跳跃而出、无处不在的议论——它们煞有介事、大惊小怪、优裕自得乃至于喜不自禁，径直就是一个老派文人习以为常口吻……陈写“纽约”时那种可圈可点的漫不经心的“潇洒”以及绝对专业的“业余”，至此已踪影全无。
为何如此，原因说不好。硬要猜测，我想，它与“多余”是一本使劲儿写出来、专门为写而写出来的“书”，关系密切——而“纽约”则不过是一本散章合集，事先全无策划或阴谋。
俗话说，食儿多了吓跑了鸟……刚好，“作文”一事亦如此。不过，事实上罪过也不该全都记到“文学”或“文化”的帐上，因为，就算使劲儿，也不是这么个使法。相似的道理罗兰·巴特早已有言在先：“你尽可以有睿智的气质，但千万不要想有关睿智的任何事情。”
“那年冬天我取到奥尔的钥匙打开西四十二街二百三十三号五○一室的房门，经年累月的松节油气味扑面而来。撒一泡尿，点上烟，我在五十平米的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就像初上井冈山那会儿一样年轻（《纽约琐记》P71）”……这是几年前我在“纽约”中读到的一个段落。第一次拥有自己画室的狂喜，作者其实未着一字，可“一泡尿”、“一只烟”
，六个汉字，两个短语，那狂喜已被传达得比任何“文学”都更饱满。
可与上引 “经典”媲美的句子在“多余”中我只发现一处。它在“多余”第一○五页，篇名为《形式与形式感》。句子出自该文首段末尾：“记得在北海公园开过一个研讨会，延续几天，包中饭，我也在。”这个平静的叙述中掩藏着一种惟有时间之经心境之纬方可纺织出来的时光流逝之喟……很多文学大家一辈子也没写出来。
陈彤《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长春出版社
因为纯粹，所以独特
陈彤将旧作《速冻时代》增补后成为本书。
陈彤随笔思维活跃，关注广泛，对时尚、流行的解读、评说尤具个性。她擅长对都市新人群思维的新锐、挑剔、反叛做工稳细腻的解读和阐释，洋溢宽厚、理解之心。
所以，呈现在文字中的陈彤全无城府。如此性格与其文字的坦白、犀利、平实，刚好形成对比。其杂文集《一本无耻的书在畅销》书名耸然，其同名书评直捣畅销书《穷爸爸富爸爸》
一书七寸，言辞痛快淋漓绝不手软，却坦白、明朗，全无阴鸷之气。
身为媒体从业者，能在一波又一波喧嚣中始终遵从内心的声音引导，不容易。而在很多时候，所谓“全无城府”又未必是一个褒奖。其惟一可能是，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它至少可以让自己在那怕即兴发言时声音纯粹，并因纯粹而独特。
第一部分 《虚伪者的狂欢节》第10节 《人有病天知否》
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声呼唤，不期而来，甚至违乎意愿
见过陈徒手的十个人中，至少九个没看出他是个聪明人。可我同样相信，陈著《人有病天知否》已然改观如此误解。该书所写的八位传主一个比一个聪明。而在那个漫长的非常年代，聪明的代价极端昂贵。陈的聪明即在于他将八位聪明传主的坎坷命运用一截截“原始文件”
的绳索顽强打捞而出，还原而出，甚而使读者不得不对小而言之所谓“聪明”、大而言之所谓“理想主义”刮目相看。
该书写作时间前后长达十年之久。将该书三十三万字的数量分配于十年之中，陈每年不过三万字上下产量。如此“业绩”不过一个媒体“枪手”一两天的“喷发量”。在互联网写手将写作视为灌水、媒体写手追求广告像纪实、纪实像广告的年代，每年三万字上下的写作本身是艰难的旁证，也是慢工的注脚，是怀着巨大的耐心梳理、甄别、挑选的努力，也是荒芜已久的所谓“信史”缓慢呈现的证明。再想想前几年满世界那种装神弄鬼的“伪口述”、“假实录”，哑然失笑而外，更多悲哀。
粗粗计算，为写本书，陈的采访超过600人次，有关本书的采访笔记累计超过140万字。
而书中所征引的原始文件、采访笔记之篇幅，也至少占到1/3以上——这种笨重的写作方式所展现出来的，其实正是一种可靠、诚实品质。如此写作状态在一个以速度为业绩、以产量为标榜的年代，反令人羡慕——我越来越相信，事实上“慢”已成为速度年代“品质保证”
的一个代称。
王小波曾说，一篇作品写得好还是不好，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十年，加之无数次未必愉快的采访，陈真正写出了一代人的历史。他让自己笔下八位传主在丰富的叙述交响中走出。那“叙述交响”好比连缀提线木偶命运浮沉荣辱兴衰喜怒哀乐等“关节”的绳索——它让俞平伯在沉迷昆曲的细节中洋溢无限悲情，它让郭小川在翻云覆雨的折腾中放声无限惶惑；它让沈从文在故宫回廊的阴影中长叹复长叹，它让汪曾祺在自己那部永远没有脱稿的剧本里奔跑复歌哭……常说细节是作品中最丰润、最柔软的部分，可在《人有病天知否》中，很多细节都更“强悍”更“坚硬”。
这些被坚硬的细节复活的“提线木偶”们灿烂的无奈，让人联想无穷：热情和理想曾被玩弄、被亵渎、被改装、被抛掷，却而今，所谓理想已能逃脱“提线木偶”的命运？曾在意识形态专制的荒芜中抛洒的理想之血，正变幻成另一种格式的追求继续抛洒在商业专制的纸醉金迷中？那些饱满的青春豪情理想之光在不是血光之后正在变成物欲之光？
是，无穷联想本身，已可大致估量出一本书的分量。尤其在一个向来激赏理想主义的语境中，陈以八位传主的命运故事，为我们重新考量理想或者理想主义提供出一个新视角：理想之光常常正是血色之光？台湾漫画家朱德庸曾画过一副无题漫画——画面的故事讲一位油漆匠走进一间空屋，试图将四面墙壁粉刷成红色。当漆到还有巴掌大一块白墙时，油漆桶里一滴油漆也没了。这个结局让油漆匠郁闷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