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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最后之目的果如何乎？从哈特曼，则此最后之目的既非增进正义亦非增进德。哈特曼主张一种之功利说，照彼之思想，则德非目的。德乃达德以上或目的之方便也。为有德之行乃为他之目的也，即为解脱苦痛增加快乐之分量更有价值之目的也。虽然，哈特曼又谓吾人最后之目的非幸福。何则，自彼之哲学之根据言之，苦痛之分量常在快乐之分量之上也。无论在宇宙发展如何之阶段，快乐幸福终非能自吾人而得达者，其反对之结果反为多焉。且自由亦非宇宙发展之目的，自由固无积极之意义也，惟有脱离束缚消极之意义而已。吾人常生活于意识之原理之下，然则果以何为最后之目的耶？一见似乎在于意识之发达。虽然，意识之发达亦非吾人最后之目的。意识发生于苦痛之中，活动于苦痛之中，当其进步发达常有苦痛伴之，受如斯之苦痛，尚求进步发达，果由如何之理由乎？哈特曼答此问题。谓意识十分发达，至于支配其他一切之境遇，则自能否定意志，自苦痛之境涯解脱，即意识之发达非最后之目的，乃达其以上或目的之方便也。无论如何之事物皆因欲得满足而活动，意志实欲于其自身求满足而活动焉。虽然，意志若单为意志则不过为盲目者，不知如何意志最可以得满足，不过努力而已。然与此意志有全相反对之性质者知识也，观念也。观念乃不能活动者也，不过能认知当如何而已。单之盲目意志与单之知之观念结合，为无意识之原理而存在。然至人类之精神，见意识之发达也，遂为知下文所言之事焉，即不合理之意志努力于全误之方法是也。虽不绝努力，欲求幸福，其实常遭遇不满足之状态，陷于苦痛之境涯焉。不知不绝欲求为苦痛之根源，故观念但从意志之所望为意志之奴隶之时决不能到达满足之境涯。然至意识发达，遂脱意志之支配，至能洞察宇宙之当如何进展当追求如何之目的焉。知欲至理想之世界之状态则宜如何，求幸福乃根本之误谬也，欲求者误也。欲积极得快乐乃终不可能之事。脱苦痛乃吾人可得到达惟一之乐境也。此解脱实依否定意志归于涅槃而始得达。此意识所以不可不与意志离而否定意志也。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十分发达吾人之意识。于兹有可注意者，意志否定有普泛之意义，此又不可忘也。如叔本华之所言各人否定自己之意志，非所以达全体之目的也。欲为全体之意志否定则全体不可不为完全之意识发达，此可由各人热心活动于种种之方面而生。为意识之发达而活动，有与强大之苦痛奋斗之必要。惧抵抗苦痛而为卑怯之自杀之态度乃不忠于最后之目的者之所为也，故吾人不可不为否定全体之意志而努力肯定个人之意志，而知识发达之结果遂到达全体解脱之乐境。焉叔本华虽以自苦痛解脱为目的，然其方法与哈特曼大异。叔本华劝各人否定个人之意志，欲依遁世苦行禁欲之方法脱离精神并肉体之存在。哈特曼则以如斯之方法为卑怯之自杀之所行。谓此事对于使世界全体自苦痛解脱之目的无何等之贡献。个人之意志不过为现象之意志而已，惟否定本体之意志普泛之意志始能得真解脱。虽然，此解脱于近将来不可得达，乃极远之将来之目的也。此目的惟于世界进化之终极始可得达，未至其终极之时意识与意志之间常不免有所冲突。迨意识之发达达于其极点，意志之努力于是告终，活动全止，一切之物遂至归于无焉。欲到达此目的，则不可不使意识不绝发达，使一切之人类知一切之努力均为无益，决非可谋个人之自杀，宜坚荷各人之重任，以达最后之目的，而不可忌避伴之之苦痛，不可不为人类全体为使宇宙至最后之乐境而养牺牲自己之精神。
最后可注意者，哈特曼自自利与他爱之方面及自律与他律之方面区别行为之动机。谓他律之动机与自利之动机非道德之动机，自利与他爱之语可无俟乎说明，于兹当说明者自律与他律之二语也。他律云者于行为者以外设标准，而行基于其标准之所谓善者也。自律云者则以主观定其标准即非从由自己以外所与之法则，而行行为者之良心所认为善者也。从他律之标准之行为道德上不能视为善道德，上之善不可不为自律者，同时又不可不为他爱者，惟谋自己之私利之动机不得为道德之动机也。
第八章 斯宾塞尔
斯宾塞尔之伦理说普通谓之进化论之快乐主义。快乐主义有二种，一为个人之快乐主义，一为普泛之快乐主义。前者又谓之自利说，后者又谓之功利说。此两者皆有缺点。斯宾塞尔审察从来之快乐主义，知其于科学上不能成立，乃应用进化论之真理，而立一种进化之快乐说焉。彼反对从来之快乐主义，以其根据在于个人主义也。个人主义但认个人为实在，而不认社会为有一种特别之生命，谓社会不过为多数个人之集合而已。人类种种之行动惟基于个人之能力，快乐苦痛亦个人能力之所产。如斯之思想，苟观察社会生活之实际，即可知其误谬。此世之中不有纯粹之个人，现在人类之活动皆自社会遗传基于社会之教育依社会之经验而生者也。自利主义明主张个人主义，决不能成为伦理主义，不待言矣。功利主义一见虽似与个人主义反对，然深研索之，亦不外个人主义之变形。功利主义知自利说之不适于为伦理主义也，遂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伦理之原则。虽然，是亦与自利主义同立于快乐主义之立足地。其所谓快乐惟依感之之个人而决定不外个人之能力之所产，于个人之快乐以外不认有快乐之存在，谓唯一之实在者个人而已。社会不过为多数个人机械之集合，而不悟社会实有其特殊之意义。若如彼等之所言，则国民为国家之繁荣国家之名誉而牺牲自己之利益，其事为不可解矣。为国家而往赴战争，实减少各个人之快乐，乃为社会之故而为此也。由是观之，社会与个人之集合决非同一。从来主张自利说及功利说者实忘此易明之理。个人机械之集合既非社会，个人之快乐机械之集合亦决非社会之幸福。故以社会一般之幸福为主，势不得不弃个人主义。若于一方主张个人主义。于他方又主张一般之幸福，是自相矛盾也。世有谓功利主义为扩大之自利主义者，亦不为无理。故从来之自利说与功利说皆不免陷于误谬，其误之所基在于固守个人主义。彼等欲以原子论说明人类社会，多数之原子为机械之集合而成无机物，多数之个人为机械之集合而成社会。斯宾塞尔不取此原子论之说明，而代之以有机体之说明。彼认社会为一有机体，决不视同无机物。但为多数原子机械之集合，但集合个人而已，尚不得谓为社会。社会自有生命，各个人离社会则不能存在。个人之活动个人之生命皆自社会而成，乃与社会以伟大之意义焉。社会之组织亦与他有机物同，全体与部分之关系各部分相互之关系极为密接。且社会实成长发达者也。不特组织同于他有机体。基于此社会之成长发达而各个人之苦痛快乐生焉。社会之成长可依进化论之真理而说明之。生物依物竞天择之理法而进化发展，社会亦然。因竞争生存而有适者生存之事。适于境遇者生存，不适于境遇者灭亡。是生优胜劣败之现象，其结果遂成一段之进步焉。而适者生存之中其尤适者又以优胜劣败之结果而得生存，故愈进则愈为适者。然则必如何之社会始为适者而得生存耶？造其社会之各个人皆能实行社会之义务，如此之社会乃最适者也。有爱国之民之国家比有不爱国之民之国家为尤适者。故竞争生存之时前者必能压倒后者而占优胜者之地位。今日现存之国家比既已亡灭之国家实于种种之点为尤适者。组织今日之国家若社会之人实于一定范围之内有爱国之心，能实行社会之义务。彼等不惟有爱国之心能实行社会之义务而已，且于此自觉其快乐焉。对于如斯之事不觉其快乐者，其为个人也，在于社会固不能为适者而求生存。以如斯之个人而成立之社会亦必为不适者而灭亡。故今日生存之人类于行社会之道德必感几分之快乐，恰如吾人食滋养之物品而感其美味者然。若不喜食滋养之物而独喜食不养人之物，此人必为不适者而灭亡矣。今日尚生存之人则必于滋养之物感几分之美味。吾人之于社会也亦与之同。实行社会之道德则感快乐，有违社会之道德，则感苦痛。盖必如斯之人始得以生存也。由是观之，吾人之快乐苦痛非依个人之能力偶然而发任意而定者，乃依社会进化而决定者也。离社会之进化则不能说明快乐苦痛之意义。及社会愈进化，社会之道德与快乐益相一致。而在完全进化之社会则道德即为快乐，不道德即为苦痛。斯宾塞尔取如斯之解释，谓人类之最大快乐惟依社会之进化始可得达，故称彼之说为进化论之快乐主义焉。彼以快乐为人类行为最后之目的，亦与其他之快乐论者同。然认快乐有社会之意义，则与他人大不相同者也。斯宾塞尔又曰，人之目的在于最大快乐，然吾人不可直接追求之，宁以实现社会之进化为务，因此乃得最大快乐唯一之条件也。而欲使社会进化，有服从种种道德法则之必要。故欲得最大快乐，则不可不实行是等道德法则。而勉图贡献于社会之进化。彼于此点与从来之快乐论者全异其意见。以社会为有机体，基于其进化而为伦理上之说明，实可谓发挥一大真理。虽然，因极力排斥个人主义之故又陷于一极端之说。盖彼惟见有社会而不顾个人之价值也。个人主义以个人为唯一之实在，斯宾塞尔则以社会为唯一之实在，谓社会为唯一之原动力，而个人则无何等之原动力，唯依社会而决定。恰如大海之波澜然，如傀儡之被人操纵者然。各个人种种之活动皆社会之结果也，恰如弹丸之走盘为棒之所剌者然。虽然，如斯之思想乃破坏道德之事实者也。若吾人之活动果如弹丸之因棒剌而动，则不有何等道德之意义，不有何等道德之责任。夫引起活动之原因本有二种，一为活动原因，一为目的原因。弹丸因棒剌而走盘，此活动原因也。凡为活动之引续而起活动之原因谓之活动原因。动作者自立目的，因欲实现其目的而有动作，则为目的原因。其动作之原因存于将来可达之目的之观念，此观念引起动作者之意志，而活动生焉。活动原因与目的原因实有霄壤之别，必依目的原因而活动始有道德之意义。斯宾塞尔谓各个人之动作皆为社会之原动力所决定，是视为依活动原因而起也。如斯则人之行为无道德之意义，无道德之责任。斯宾塞尔之说破坏道德之意义，故不能成为伦理学说。惟叙述社会如何而发达，个人如何而活动，止于历史之记载而已，恰如记载物理上之现象如何活动者然。欲有道德之意义，则不可不认各个人依目的原因而决定自己。斯宾塞尔忘此易明之理，因反对个人主义，乃陷于他之极端，偏重社会而轻视个人，此大为可惜者也。
斯宾塞尔于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刊行一书，谓之《社会之静学》。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又刊行一书，谓之《伦理学之豫件》。前者不多应用生物进化之理，后者则基于进化论而为说明。彼于社会之静学之序论批评从来之功利主义。人对于行为要求某标准。虽然，宜以何者为标准实有未易决定者。边沁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快乐为目的，多数之人皆认此为标准焉。虽然，为行为之标准者不可无一定之意义。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快乐果有正确之意义耶？此决不然。既云最大则不可不依何者而计算之。对于快乐之观念乃应时代之异应阶级之异即在同一之人亦应其境遇之异而变化者也。快乐者吾人之官能满足之状态也，官能之满足自活动其官能而起，其活动适当其官能之力，则感快乐。官能因人之气厨性格之有异而生变化，决非一定不变者。以如斯变化不定之根柢而欲决定最大快乐之概念，此不当之甚者也。斯宾塞尔曰，谓人依快乐而活动，则不可不假定一理想社会之理想人，以其精神状态为基础而立论，然如斯理想之人今固无有也。于现在之状态基于个人之经验而论如何之事为快乐，决不能有绝对正确之结论。各个人各社会皆不绝变化者也。道德之性格变化，则快乐之价值亦变化。故从来快乐论之标准终不能为科学之伦理说之基础，惟基于完全之社会完全之人之假定概念，始能知快乐正确之价值。斯宾塞尔实基于如斯之假定而立彼之伦理说焉，谓此乃成立快乐主义唯一之道也。虽然，完全之社会完全之人不过为抽象之想象，其内容如何固不能明白决定之。于说明伦理之时取如斯漠然之假定，是使伦理学立于危险之基础之上也。
斯宾塞尔又于社会之静学论害恶之消灭，谓在完全之社会惟有快乐而无苦痛，害恶乃全然消失焉。害恶者自吾人之身心不能顺应四围之境遇而生者也。若吾人之身心进化，能顺应四围之境遇，则害恶渐次消灭，终至全绝其迹。在理想之社会各个人不侵害他人，惟有满足自己之欲望而已。既不致他人之苦痛，亦不招自己之苦痛。现在吾人固不能达如斯完全之状态。今日欲图自己之快乐有时亦不得不加他人以多少之束缚，此乃从来之社会发达必要之条件也。虽然，此后则无如斯之必要。吾人渐能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