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岁月里，希拉里不断从琼斯牧师那里获得支持和意见。在得知克林顿的私情、两人婚姻濒临破裂的时候，琼斯牧师提醒她当年青年团契朗诵过的一篇经典布道文。这篇布道文出自神学家保罗·提力克之手，标题是“你被接受”，主题是罪恶和恩典在人生中不断交互作用，没有此，彼也不可能存在。恩典的奥秘是人无法追寻它，“恩典在我们处于大的痛苦和不安时降临”。正是恩典的降临，使希拉里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
即使在最紧张的竞选中，希拉里仍然抽时间阅读《圣经》和其他有关宗教、灵性的书籍。他们一家人固定到华府城内“铸币厂卫斯理公会教堂”参加礼拜，牧师的布道、教友的个人支持，都让希拉里感到极大的助力。朋友们都在为她祷告。希拉里写到：“这一切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荷兰牧师卢云书中单单一个词汇，却有如神灵现身般敲醒我，那便是‘学会感恩’。即使在选举失败、医疗保健改革受挫、敌对党派与检察官的攻击，还有亲人的过世当中，我都有太多应该感谢的了。”
在没有信仰人的看来，希拉里若非圣人就是大奸大恶之徒：她如何能够在全国人民津津有味地读完独立检察官关于克林顿的奸情报告之后，依然原谅丈夫？那样大的耻辱，她为何要与克林顿一起分担？仅仅是她与克林顿之间已经结成了一种牢固的“政治婚姻”？这不是一个贴近人情的答案，因为政治不可能是一个人生命的全部。希拉里也曾经愤怒和绝望，歇斯底里乃至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但她感受到“恩典发生了”，她宽恕了克林顿，而上帝的恩典也降临到这个曾经万国瞩目却依然像玻璃一样脆弱的家庭中。克林顿曾经是世界上最有权柄的人，但他仍然是一个无法脱离原罪的罪人。《圣经》中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篇》8：4）这本回忆录的第三十六章名字就叫“企盼恩典”。在有信仰的人看来，这不是异想天开和夸夸其谈，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奇迹。《圣经》中说：“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23：4）希拉里行过人生的幽谷，经历过惨痛的挫败，她却把伤痛作为福佑，在信仰与信念的支持下迈向新天新地。
如果在未来的岁月里，希拉里真的成了美国第一任女总统，那将是另一个更大的神迹。马丁·路德·金实现了他的梦想——在他殉道三十多年之后，在当年他生活过的那个并不自由的国家里，黑人的孩子与白人的孩子终于能够一起自由地呼吸和成长。那么，希拉里为什么就不能实现她的梦想呢？
她值得我们期待。
2003年8月7日初稿；2003年8月13日改定
昂山素季绝食为了谁？
当我在网上看到缅甸人权领袖昂山素季开始绝食的消息之后，泪水立刻迷糊了双眼，我再也看不清楚电脑上的字迹了。昂山素季，这位亚洲当代最伟大的良心，这位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在为在军政权的压榨下苦苦挣扎的缅甸人民而绝食；是在为全世界所有生活在不自由和非民主的国度中的人民而绝食。
她因我们而失去了自由，这位本来可以在西方过著优越生活的学者。
她因我们而处于饥饿之中，这位弱小、文雅而美丽的女性。
与北朝鲜金正日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等一样，缅甸的军政权也是当今世界上最残暴、最僵硬的独裁政权之一。缅甸军方于一九六二年夺取政权，迅速建立起了严苛的专制统治。几代军头都用暴力维持他们的权力，取消缅甸人民所有的人权和自由。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穷国，但军头们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自己封自己为“大将”──他们可不比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谦虚。一九八八年，当缅甸人民发起反抗军政权的游行示威时，遭到了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共有两百多无辜民众死难。因为缅甸国小力弱、经济落后、资源匮乏，而且地理位置偏远、处于亚洲的边陲，所以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并没有受到外界应有的关注。西方的媒体和政府也有“世故”的一面。
处在不自由、非民主的生活中的缅甸人民有他们自己的“圣雄甘地”──她就是昂山素季。她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官衔，却是亚洲最有力量、最有美丽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有的独裁者手中控制著几百枚核弹的红色按钮，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毁灭世界；而昂山素季却拥有似乎谁也看不见的“同情和爱心”，她正是依靠著“同情和爱心”的力量，赢得了缅甸人民的爱戴和世界人民的尊重。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在颁奖演说中指出：“我相信，我们普通人感受到了，昂山素季以她的勇气、她的崇高理想诱发了我们内心一些最美好的东西；我们感觉到，我们正是需要她这样的人来维持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念。这正是使得她成为这样一种象征的东西，正是为什么对她的任何虐待都使我们仿佛感觉伤害著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因。这位被囚禁的瘦小女性代表了一种明确的希望，知道她的存在，这给我们以对于正义力量的信心和信念。”
昂山素季应当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诺贝尔和平奖固然是当今世界最高的荣誉，但是她还应当得到更多更切实的道义和物资的支持。昂山素季和缅甸军政权获得的外界的支持是不成正比的。此次昂山素季的绝食，美国国务院也仅仅是发表了一个并不十分强硬的声明，而欧洲国家大都保持沉默。在冷战之后十多年间，西方日渐陷入一种“光荣的孤立”之中，西方民众的心态也开始收缩和封闭。他们忘记了二十世界
三十年代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对每一个人的屠杀就是对全人类的屠杀，对每一个人的人权的剥夺就是对全人类的人权的剥夺。西方人应当意识到，他们对昂山素季的支持，不仅是对自由价值的坚守，而且也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实践。
中国诗人老木认为，昂山素季是“最美丽的女人”，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道：“昂山素季希冀的政治、社会状态，是一个充满爱心、众生平等的秩序和规范的世界。尽管政治被人赋予过多的利益工具、交易手段、黑幕外衣等等判定而显得丑陋无信，昂山的政治理想在世人眼中亦无疑显得唯美浪漫的空想色彩，但昂山的政治见解却比任何现世政治理论更为真实地接近政治的本质。政治关乎人的现实肉身利益，同时也关乎人的精神价值。许多伟大的政治家都具有和依持坚韧的人道信念和精神追求，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季无疑都是这种大仁大智的政治家。极权主义者永远不可理解，像甘地那样弱不禁风、灰头土脸的非暴力者，曼德拉这样与世隔绝、手无寸铁的囚徒，昂山素季这样温文尔雅、清隽秀丽、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何以得来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煽动性？极权主义者永远不会懂的人的心灵乃是世间最强盛的力量。”是的，昂山素季的生命是如许的美丽，她改写了亚洲人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恶毒的诅咒，她带领她的人民由屈辱走向光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愿意向缅甸人民致意，因为他们拥有昂山素季
“民工跳楼秀”—一个多么冷酷的新词汇！
2002年12月9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深圳建筑工人罗成海在工地上受伤，钢筋刺入身体，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然而，建筑单位却没有给他办理保险。当无力支付治疗费用的时候，医院将病人的药停了。无奈之下，罗成海的妻子黄某来到施工现场追讨医药费，却没有获得满意的说法。12月7日上午，罗成海夫妇带著他们四岁的小孩来到工地上，相关负责人却躲开了。黄某在绝望之中爬上了提升架，以自杀相威胁。当施工方赶到时，黄某已经趴在五层高的提升架上，下面的人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她的哭诉和要求：如果不给七万元的赔偿，她就从上面跳下来。四个多小时之后，黄某终于答应从上面下来。最后，他们拿到了两万元的赔偿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2天之后，同一工地上的建筑工人陈建国，也因医药费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爬上了提升架。这一次，他可没有罗成海夫妇那么幸运。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以跳楼自杀的方式来解决劳资纠纷问题”，这种做法“已经构成了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当地派出所建议立此案为“治安案件”，将陈拘留15天，但上级没有批准，因为“考虑到他是初犯，且情节较轻，应以说法教育为主”。
2003年1月7日，南方某媒体第一次称这两次事件为“跳楼秀”。原因是两次事件发生前都是民工自己报的案，每次爬上塔吊的民工都开出高额价码，并以“死”相迫最终得到赔偿金。1月11人，该媒体还发表题为《不该严惩“跳楼秀”吗？》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强调弱势群体的利益，但也不能因噎废食，矫枉过正，使其成为“只能保护、不能惩罚”的“赤贫贵族”。深圳警方严惩“跳楼秀”的做法并无过错，如果“跳楼”风一开，百害而无一利。警方这种看似无情的做法，恰恰是对民工生命的保护。
在我看来，在当代汉语中再没有比“民工跳楼秀”更加冷酷、更加无耻的新词汇了。我对那些创造发明这一新词汇的、“聪明”到了极点的记者和评论家们充满了愤怒：什么叫“民工跳楼秀”？当一个人把他的生命作为最后的谈判筹码来寻求正义和权利的时候，难道也是一种“秀”吗？如果你们把这种行为当作一种“秀”，你们为什么不亲自来试一试？后来，《北京青年报》记者李湘荃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批民工从2002年10月起就没有拿到过一天五十元的工钱，眼看将要回家过年，哪个不著急呢？即便民工的跳楼行为违了法，那施工方不也先违反了《劳动法》和《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吗？为什么某些“有文化的人”只是冷嘲热讽民工的“行为不当”，而对施工方的恶行却熟视无睹呢？这难道不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强权伦理”的翻版吗？对此，一位不愿（更是不敢）透露姓名的罗成海的老乡激愤地说：“原来来采访的那些记者不问原因，只说跳楼，人人都觉得我们民工素质很差。我们是没有读过多少书，可那些读过很多书的人又怎么样呢？该给的工钱不给、该付的医药费不出，究竟是谁的素质差？”他们还说，其实没有人愿意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这也是没有办法，不把事情搞大，谁来管你民工啊！”
一些一无所有而只剩下生命的民工，却被某些玩弄文字的家伙称为“赤贫贵族”，我终于明白“刀笔吏也可杀人”的典故了。这些号称“无冕之王”的媒体工作者为民工受到制裁而“鼓与呼”，却不去谴责那些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甚至医药费的建筑公司和包工头。他们不去追问民工为什么会孤注一掷，却用“稳定”的大帽子来打压这些无辜者。近年来，不仅出现了民工跳楼事件，还出现过民工绑架包工头的亲属讨还工钱的事件，这些我们谁都不愿看到。我认为，单纯指责民工是“法盲”于事无补，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谁无父母、谁无子女、谁无兄弟姐妹，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我们有多少法律能够切实保护民工的权益？我们有多少政府部门在为民工提供服务？黄某在跳楼之前，已经尝试过所有正常的、和平的渠道，比如与施工方谈判、比如向劳动部门投诉等等，但这些“传统做法”全都无济于事，她才只好“铤而走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把民工逼上这条危险之路。如果我们依然不反思制度的缺陷和舆论的偏差，依然居高临下地批判民工的“愚昧”和“偏激”，那么还会有无数类似的事件不断地发生。在那位“过于聪明”的评论家的笔下，替民工说两句话就成了“因噎废食、矫枉过正”，而帮助施工方掩盖罪行却成了“主持公正、遵守法纪”，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混蛋逻辑。我为我们有这样“嫌贫爱富”的媒体而羞愧，我为与我一样以“写字”为职业的人中有这样“冷酷的心”而震惊。正如那位民工所说的那样，这些读过许多书的人，难道真的就有很高的“素质”吗？
学者唐逸在分析今天中国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心理的尖锐对立时指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上的急剧两极分化，对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国民，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需要一定时间来吸纳新的生活方式。而豪华炫富和蔑视平民的新风气则大大推迟这一过程。暴富令人嫉恨，暴富的手段不光明令人义愤，暴富的豪华令人歆羡，此时暴力便可能成为强悍的弱势者发泄的出路，或成为非理性获取资源的手段。”他接著讲了一个英国的故事：英国社会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生活时，列出某郡体育代表队的名单，队长是下层的皮匠，而队员中有当地首富的大贵族，在训练和比赛中融洽相处并一律服从队长。垂威利安评论道，假使十八世纪的法国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便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贫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是否以礼相待与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层使之暴躁动荡的，与其是前者，勿宁是后者。而在中国呢？唐逸举出了两个与之截然对立的例子：“据报纸报导，有一位农家妇女担了水果上街，被豪华轿车撞翻担子，撒落一地水果，农妇坚持要驾车的富人帮她捡起果子，富人只肯给她一点钱而坚决不肯折腰捡水果；这时来了警察，当即厉声斥走农妇。还有一位老人担了木柴上街，担子划了一下疾驰的小轿车，开车人下来不由分说，两拳便将老人打死在地。贫富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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