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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北京国际车展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七大款争购天价宾利”的情况，而到六月十日，宾利北京的代表就宣布这辆八百八十八万的轿车已被购走。不久，宾利在北京赛特购物中心设置展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售价分别为四百八十万元和八百八十八万元的两款宾利车，已经卖出二十多辆，销售额超过一亿元人民币。顶级高档汽车在北京卖得这么好，大大出乎销售商的意料。
“谁买了它们？”这一问题有无数的人问过宾利的工作人员，没有答案。
“比富人更富的人买了。”这位专业人士解释说，“但是你不会知道他们是谁！”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得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了冰山的一角。在美国，没有一个富豪可以躲藏在公众和传媒的视野之外，比尔？盖茨、沃尔玛和洛克菲勒们面对的是严格而健全的税务制度，他们必须定期向政府申报税款。他们财富的来源清清楚楚，他们的生活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超级富豪正像这些宾利车主一样显得“神龙见尾不见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金山般的财富来自何处。有学者估计，中国的超级富豪大约有十万人左右。虽然不能说他们全部都是差点成为北韩新义州“特首”的杨斌和上海房产大亨周正毅，但他们中确实有不少人的暴富秘诀与杨斌、周正毅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不能说他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分钱都是“不义之财”，但在他们所拥有的“看不见的财富”中确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像胶卷一样不能放在阳光之下。他们用一百万的贿赂就可以换来价值一个亿的地皮，他们用一百万的现金就能够买下价值一个亿的工厂，他们无须纳税，也不会参加任何慈善活动。他们不是官僚，却一个电话就能把省长叫到饭桌上来；他们不是洋人，却拿着诸多国家的护照。
二零零五年仲春，当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出事”之后，第一个受到牵连的，竟是三十七岁的覃辉。覃辉是何许人也？他就是“谁买了‘千万宾利’”的答案。二零零三年六月的北京国际车展上，当时惟一一辆标价八百八十八万元人民币的宾利加长“七二八”就是由覃辉购下。覃辉并不是明星级别的富豪，但他是北京朝阳区一家夜总会“天上人间”的老板，短短数年间他连续控制了内地和香港的四家上市公司，逐渐成为媒体关注的人物。覃辉以其一掷千万购买豪车的做派，其与港星李嘉欣“订婚”的消息，其在影视传媒领域的几次收购，很使一些报刊大加吹捧，不惜给予“隐身富豪”及 “民间第一传媒大亨”之美誉。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就在张恩照“辞职消息”开后二十五天，覃辉在北京被警方带走。随后，《财经》杂志以“上层背景和黑道面纱被拿掉，覃辉传奇终于收场”为标题作了专题报道。
覃辉出身于四川达县一个普通家庭，早年在重庆求学期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他一九八九年毕业后，两人一起南下。覃曾在航天部五院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了不到一年，之后也曾在广州三菱公司和香港一家公司任职。覃辉中等身材，相貌英俊，性格活泼善交际。这些特征后来被认为都有助于他早年以做销售在商海站稳脚跟。他的妻子是北京一位退休高官的夫人之侄外孙女，此背景据信也为覃辉多有利用。“他的背景不算深厚，但他把这点关系用到了极致。”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评价说。但是，此“上层背景”究竟有多么深厚，外人很难知晓。可以追问的是：如果没有相当特殊的背景，覃辉掌控的长风通讯公司如何可能介入警方和军方专用的手机通讯领域？如果没有相当特殊的背景，覃辉又如何能够稳稳掌控“天上人间”夜总会近十年之久？
“天上人间”夜总会在北京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它坐落在北京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内，鼎盛时不仅充满奢糜气氛，更以“美女如云”在夜总会爱好者中传为佳话。其来宾往往是政界、商界、娱乐界的顶尖人物，其消费水平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据说有陪酒女郎一天晚上就收入数万元人民币。一般民众均推测，按照目前黑白两道的“潜规则”，此处的幕后老板至少是诸如昔日陈希同的公子之类的显赫人物，殊不知却是“崛起于垄亩之中”的覃辉。一九九九年，覃辉将“天上人间”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置于自己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时，工商登记上的出资额为一百九十五万美元。以此推算，当时此夜总会的资产总额当估至二百六十万美元左右。但熟悉内情的人认为实际价值应不止于此，因为“天上人间”的年利润至少在两千至三千万元，可谓真正的“现金奶牛”。“天上人间”给覃辉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现金流，更有大量的关系和机会。他借这一交际场，结交了大量权势人物、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而集结于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为其日后的“事业”巧妙助力。“覃辉把这个队伍称为‘马子队’。”一位与覃辉交往过的商界人士称。
与今天中国资本市场上其他的大亨发迹的轨迹相似，覃辉的钱大多来自于银行。迄今覃辉旗下“星美系”、“卓京系”及各类投资公司究竟从国内银行拿到了多少钱？一时难有详实数字。《财经》比较确切地获知，覃辉曾从中国建设银行、民生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可确认的数字达十亿元之巨。覃辉旗下公司曾从建行贷款逾六亿元。覃拿到这笔贷款，经过了行长张恩照的特别关照。张恩照过去的熟人绝大多数为上海人，他素来对不说上海话的民间人士不敢过于信任。而覃辉过去在建行主要是与行长王雪冰相熟。二零零二年一月王雪冰落马，覃辉遂设法与张恩照发展了“友情”。覃辉的星美传媒从二零零二年下半年起着手向建行申请贷款，并于当年获准。由于星美传媒在市场上缺乏业绩，大银行向文化企业贷款也十分罕见，经手此贷款的星美传媒董事长李威承认，建行此举“主要是支持传媒产业”，“有风险投资的性质”。
关于覃辉的为人，据其公司职员透露，他将公司当作个人的王国，做派类似帝王。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他甚至抓起烟灰缸将一名副总砸得头破血流。而他购买接近千万元的豪华宾利，也并非有玩车的爱好。此豪华宾利长期被停放在北京招商局大楼的地下车库中，因为一次乘坐此“宝马香车”出门时受到众人的围观，覃辉遂不再乘坐此车。耗资近千万的宾利，遂长期被主人冷落。覃辉被捕之后，他大概更没有机会乘坐此坐骑了。在曾与覃辉打过交道的人之中，许多人认为他主要是个“准黑道”的人物，仰仗夜总会培植的关系横行市里，无论待人还是经商都罕有诚信，其主要手段为“贿”、“吹”、“骗”、“偷”。覃辉的“赖”也相当知名，声称以巨资买下大量资产，但其喧嚣一时的购并，例如买入飞腾影视中心、鲲鹏网城、阳光卫视控股股权等，各家欠款均可以千万元计；购买夜总会“钻石年代”，至今还欠付几百万元，即为商界人士所诟病。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却能够一时之间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即便在他被捕之后，其公司的高层人士大都不敢发表接受采访。“他们还在观望，怕现在说话，覃辉万一出来会报复。”一位与覃辉打过多年交道的香港商人评论说，“覃辉这个人，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如厚黑学大师李宗吾所云，在中国只要心够黑、脸皮够厚，就可以获得成功，就可以控制别人。支撑宾利之类的豪车在中国的销售市场的，大都是与覃辉类似的“厚黑人物”。那么，宾利在中国的热销，真的能表明中国的经济腾飞了吗？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才两千四百三十四元。而这一辆最昂贵的宾利车，撇开上税、保险、养车的各项费用不谈，光售价一项就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三千六百四十八年的收入。三千六百四十八年，是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呢？它相当于一个农民从商朝开始就不吃不喝地劳动，一直从奴隶社会劳动到封建社会，再不吃不喝地干活干到“社会主义初级”结束，方有希望见到此轿车的影子。这比起“愚公移山”来可要艰巨得多了。即使是最富有的广东城镇居民——他们的年收入约一万元——要想买这么一辆宾利也需要八百多年的辛勤劳动、并且不吃不喝。而像覃辉以及前健力宝总裁张海这样三十多岁即一掷千金的富豪，却可在一瞬间就决定购买某一辆豪华轿车。对于他们来说，金钱来得太容易了，银行就像是无偿为他们印刷钞票的部门一样，他们享受这些财富比海湾国家里依靠祖传的油田的王子们还要轻松。于是，他们对天价宾利的占有往往还需要“争夺”——似乎中国的超级富豪的数量远远大于进口的宾利轿车的数量，似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宾利之国”。于是，我们的祖国在“历史悠久和地大物博”之外，又多了一桩值得自豪的事实——也许过不了几年，中国拥有宾利的数量又是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不过，我要提醒爱国者们不要急着为此感到骄傲：在“宾利中国”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山坳上的中国、黄河边上的中国、灾民的中国与饥饿的中国。香港女记者张宝华在《新闻背后》一书中写到了她到四川凉山州采访的经历，我读了之后难过得几天都无法释怀。张宝华到达的是凉山州美姑县一个海拔两千三百多米的山村，她写道：“村民所有的衣服和鞋，全是破的，他们个子很小，很瘦，脸上没有光彩，也没有希望，摄影师拍摄他们时，他们只是僵尸一样地站着，任你拍摄。更令人感慨的，是我发现这里的人竟然要与畜牲挤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牲畜比人更矜贵，一个家庭一年之后不足三百元人民币的收入，比国家定下来的贫困线还要低许多。”对此，从小生活在富裕的香港的张宝华感叹说：“我不禁想，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什么农民一点都不能受惠呢？今天的上海已经称得上是全世界瞩目的现代化都市之一，然而我眼前的这些农民，这些孩子的苦乐却无人过问。……试问，当人的生命连猪狗都不如，当人的生存丧失了价值时，社会的希望何在？”我是四川人，我去过四川的很多地方，却没有去过凉山彝族自治州。我去过西南、西北的许多贫困地区，却没有见到过像张宝华笔下这么贫困的人民。作为理应关心社会枯荣的一个知识分子，我在向张宝华小姐表示的敬意的同时，自己也感到了深深的羞愧和痛苦。
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否能寄托于几十辆、几百辆宾利车上？宾利车主的富裕与彝族山村农民的困苦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这是需要经济学家们来回答的问题。可惜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大都成了官的帮忙与帮闲、商的帮忙与帮闲。虽然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知道，我不会为中国正在变成“宾利之国”而感到自豪。因为我深知：一个强取豪夺的社会、一个杀贫济富的社会、一个流氓得志而人人羡慕流氓的社会，不可能拥有长治久安，不可能实现和谐、法治与公正。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名人中，郭沫若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位，也是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位。已经出版的传记和研究著作有数十册，可是这些书中的“郭沫若”与真实的郭沫若相去太远了。周恩来说过“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去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周氏的这一评价显然是褒词，但我们不妨从反面观之：恰恰揭示出郭氏的悲剧所在──将为人、为文、为学、为政搅成一团，终于导致了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
早在五四时代，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虽然他激情万丈地高呼打倒偶像崇拜、要做吞掉月亮的天狗，但越是高调越显得底气不足。他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的一个旧式家庭，从小受好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朴、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著先天的不足。他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没有现代自由意识作参照，既难于确认自我的价值，更不可能建构起现代的政治理念。在文学领域里，他还可以凭借天才登高一呼，一举成名；在政治领域，他却不由自主地成为台前木偶，演出一幕幕的笑剧。
一九二五年，郭氏在《文艺论集》中说，“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大众的尾巴”、“尾巴主义万岁”。这种极端的民粹主义导致了他对主体性的主动摒弃。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诗人与文学家的郭沫若不复存在，但人们仍然把他当作文化巨人来看待，这确实有点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翻阅他此后所写的作品，大致有三类：一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伟大；二是捍卫党的原则，奉命讨伐异端；三是挖自己的心、忏悔自己的不洁。”《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算他还有自知之明，但从《女神》的作者、五四的弄潮儿，退化到给毛和作旧体诗的文学弄臣，这“向后走”的几步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像苍蝇一样飞开去，绕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郭氏一生，与魏连殳何其相似！
今人指责其“无耻”，纯粹从道德角度评判，毫无建设性意义。与其斥责郭沫若，不如换个角度剖析“郭沫若现象”，方能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找到一个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