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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明在《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一书中指出：“由分化走向消亡，是绅士集团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必然命运。”在近代以前，绅士阶层稳定的继替常规，保证了基层社区领导权的稳固。科举制消亡以后，农村精英向城市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乡村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同时，政府也努力加快这一变化的过程，企图通过对绅士阶层的排斥和对流氓阶层的扶持完成权力向乡村渗透。对此，吴□、费孝通等所著的《皇权与绅权》一书论述道：“原来应该继承绅士地位的人都纷纷离去，结果便只好听滥芋充数，绅士的人选品质必随之降低，昔日的神圣威望乃日渐动摇。”民国以后，中国农村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关系急剧恶化，社会骚动变乱迭起，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乡村权力的蜕化。同样是乡规民约，但是实施的人已经不一样了。
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如何实现对下层的控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国家在打击绅士的同时，在农村寻找新的合作者。谁是新的合作者呢？是昔日的边缘人，即流氓阶层。美国学者杜赞奇在他的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乡村统治中的“经纪模型”。官僚政府统治乡村，需要“经纪人”（即“中介人”）。绅士阶层属于“保护型经纪”，他们代表著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该经纪同社区的关系比较密切，社区有点类似于“乡村共同体”。而杜赞奇通过对民国以来乡村中流氓当权的社会现实的分析，得出“掠夺型经纪”的概念。获得权力的流氓们，是国家与乡民之间的“总包税人”。他们对待乡民是贪婪的、掠夺的。乡规民约的主体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整肃乡村的政策中，都有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土豪劣绅”。把绅士阶层定义为“劣”，完全否定他们的进步意义，从而树立起新的权威，即乡村流氓阶层。流氓与绅士相比，既没有文化的素养，也缺乏远大的理念，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有一个——赤裸裸的利益。他们对乡村的伤害比绅士要大许多倍。绅士当权的时代，农村对农民而言当然绝非天堂；但是流氓当权的时代，农村对农民而言绝对是地狱。
时至今日，乡村权力依然执掌在流氓手中。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前两年发生的禹作敏案件，一个是卢跃刚《大国寡民》所报导的武芳毁容案件。前者发生在天津大邱庄，是中国北方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禹作敏在社区中俨然是一方帝王，一手遮天。不可否认，他本人能力很强，也具有某些现代经济观念，但他骨子里仍然是流氓，不是流氓又怎么能够草菅人命呢？他身上挂的党委书记、公司总经理、派出所所长等职务掩盖不了他流氓的实质。后者发生在陕西礼泉县烽火村，是中国内地经济最落后的地方之一。王保京、王农业父子先后在烽火村当权长达40年之久，荼毒乡民，为害一方，运用权力，操纵法律，是中国农村具有典型意义的“流氓当家”。他们甚至能够动用种种力量，使陕西省内的新华书店里看不到一本揭露他们真面目的《大国寡民》。从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从沿海发达地区到内地不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流氓当权的现象具有广谱性。不管是政府颁布的法律，还是乡规民约，都是他们手头压迫乡民的杀手□而已。法律和乡规民约对他们自身来说是无效的，而在压榨村民的时候却十分有效。这也是中国法制的“本土资源”。这样的本土资源是弘扬好、还是清除好呢？
我觉得，作为法学家的朱苏力教授，除了研究法律本身以外，还应该花一些精力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并且更加深入地锲入到农村中去掌握第一手活生生的材料。不妨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作更深入的了解以后，再对特定时空内存在的“中国”发言。这样也许更能够“言而及意”。回避中国当下农村中“流氓当权”的问题，对农村的研究就会变得像一张白纸一样苍白。无论是西方的现代法律，还是中国本土的乡规民约，如果掌握在流氓们的手上，它们两者是毫无区别的。不考虑实施乡规民约的主体，片面地强调乡规民约的合理性，只会对流氓们有益而对改变农民悲惨的处境无补。这就牵涉到学者最基本的“学术良心”问题了。朱苏力教授在盛赞乡规民约的合理性、肯定“过去十几年来，最成功的制度和法律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兴起的”的同时，是否听到了在拥有无边际的权力的流氓们压迫之下的广大农民痛苦的呻吟呢？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有这样一个真人真事：山东有一位名叫邢树贞的农民，因为一桩莫须有的纵火案，二十二岁的时候被当时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长等人残忍地割掉了睾丸，造成了终身残疾。由此，邢树贞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上访之路。从公安部门到检察院、法院，从小镇到县城直到北京，他含着泪水、忍着屈辱，求见了无数的“人民公仆”。然而，迄今为止邢树贞仍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期间，也有好事者给他出主意，建议他采取极端的手段、甚至豁出命去寻求正义，“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没有想到，这个孤苦伶仃的农民却回答说：“我要打他（指实施残暴的阉割行为的原民兵连长邢本森），我就也犯了法。我必须通过政法机关把邢本森的犯罪事实调查清楚。他就是该拘留半年，我也不说少；他就是枪毙了，我也不同情。这可以说是为我平了反，对我们村也可以起一个政法方面的教育。”
在暴力暗潮汹涌澎湃的今天，邢树贞的回答掷地有声。那些只会在念文件时说说“依法治国”的官员们，真该听听这朴实无华的语言。邢树贞的选择标示了一种人格的巨大力量，一种新的文明萌芽的可能性。
“以暴易暴”是中国历史与现实最显著的特征：数千年以来，对暴力变本加厉的实施和无边无际的张扬，不仅是强者维持权力的必要手段，也是弱者夺取权力的唯一工具。然而，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训表明：通过暴力永远无法实现人间的正义，相反只能陷入更加黑暗的深渊。在邢树贞一案中，我们看到了代表“国家力量”的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残忍的行径，而在诸种暴力行为中，最恐怖的正是“执法者”的暴力。学者唐逸在《暴力的根源》一文中指出：“执法暴力所摧毁的，不仅仅是抽象的程序正义。首先是不可弥合地摧残当事者的心灵，摧残这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的完整性，在心灵深处以血刃切下不可弥合的累累残伤，使受害者从此生活在噩梦惊醒之中，再也不能享受自然生活的快乐。哀莫大于心死。心灵的极度伤痛，永不愈合。对于任何人的暴力残害，皆是对全体人类残害的预演。能够施于一个人的，也能施于别的人。人类的血肉之躯在生理上是同样脆弱，同样受不了暴力的摧残。人类在握权的恐怖分子面前，同样无力自保。只要世界上有强权暴力存在，人类就没有安全。”这也正是海明威式的追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鸣。在邢树贞失去安全的时刻，也正是我们所有人都失去安全的时刻——我们与他息息相关。
同时，暴力的实施者也会成为暴力的牺牲品。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深陷在暴力的沼泽之中，正如吸毒者受控于毒品一样无力自拔。人有“神性”，有“人性”，也有“兽性”，而暴力恰是“兽性”之体现。一旦“兽性”毫无节制地泛滥，“神性”和“人性”都会泯灭，正如唐逸所分析的那样：“暴力的残害具双向性。施暴者残害了受害者，也残害了自己。血肉之躯的脆弱性，也在这里显现。一个人，只要施暴于人，残害于人，他的生命也就残伤了，不完整了，由人而变为非人，永远不能再享受人类的自然快乐了。嗜血的刺激，暴乱的神经，麻醉的需求，灵魂的癫狂，感官的错乱，这一切会夺走他身上的自然快乐本能，使他的存在低于人，低于兽。”当“单个”的暴力事件成为“普遍”的时候，当“偶然”的暴力行径成为“习惯”的时候，社会的危机也就臻于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暴力不是社会进化的“催化剂”，而是社会崩溃的前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其泉源乃是仁爱与和平，我十二分地同意唐逸的观点：“施行暴力统治，以暴力维持‘安定’，其实乃是毁灭安定。一个社会，暴力统治的范围越大，社会上暴戾的压抑的扭曲的人也就越多，理性秩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安定的可能性必随之缩小。在根本上，一个社会的安定，取决于理性秩序，亦即国民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思考的具有恒定性的认同。只有恒定性的认同，才能抵御种种情绪的波动和意外的危机。”今天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理性秩序”、“恒定性的认同”，以及我还想补充的更为重要的两点：“爱”与“宽容”。
在暴力越来越“真理化”和“实践化”的今天，邢树贞的坚持让人肃然起敬。在他的心目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种高于暴力的力量和秩序。尽管现有的官僚体制和司法体系并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说法”，但他依然孤独地坚守着和平的底线。在我看来，假如像邢树贞这样的公民在中国不是“特例”和“异数”，假如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像邢树贞这样坚持在“法”的轨道里寻求正义并以“非暴力”为生活的基本准则，那么“公义”的到来将不再遥遥无期。其间，当然还需要绵绵不绝的坚韧、承担、同情和宽恕。这里，我丝毫没有为那些残酷的凶手开脱的意思，我想说的是：问题的解决绝对不能依赖于暴力，否则我们就把自己降低到了与凶手一样的层次上。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的故事：玛丽亚塔·杰埃格和丈夫带着五个孩子在蒙大拿州度过了愉快的暑期野营假期。假期最后一天，最小的只有七岁的孩子苏西失踪了。一天晚上，劫持孩子的匪徒打来电话，但那家伙只是在嘲弄可怜的母亲。最终，罪犯落入法网，孩子的尸体也找到了。母亲见到了凶手，却宽恕了他。在法庭上，柔弱的玛丽亚塔·杰埃格是这样说的：
“我终于认识到，真正的正义不是惩罚，而是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原来的面目，而是恢复本应该具有的状态。在我信仰的希伯来和基督教的教义中，那里描写的上帝是充满慈悲和爱心的上帝。上帝寻求的不是惩罚、毁灭或把我们置于死地。他总是不懈地努力着，帮助和抚慰我们、让我们恢复与和解、让我们重新获得我们生就应有的丰富而充实的生活。现在，这就是我要对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行使的正义。
尽管他可被判处死刑，但我觉得以苏西的名义处决劫持犯，会玷污了她的可爱、美丽和善良。她值得我们用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方式来纪念，而不是把这个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的囚犯，以既定的方式冷冰冰地处死，无论他的罪行是多么该死。我觉得我对她最好的纪念，不应是我做出我痛恨的事，而是告诉大家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值得保留。因此，我要求检察官采纳另一判决——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我承认，一开始我真想亲手杀了这个家伙，但他的罪行结案后，我深信我最好和有益的选择莫过于宽恕。在失去女儿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而我的经验一再得到证实。受害者的家属当然有权感到愤怒，这是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始终抱着复仇心理的人，最终只能给罪犯又送去了新的受害者。他们为过去困扰、折磨、无法解脱，生活质量受到严重损害。无论我们多么有理，我们的不宽容只能伤及自己。气愤、仇恨、恼怒、痛苦、报复……这一切是死神的精灵，会像夺去苏西的生命那样，也夺去我们的‘一部分生命’。我相信，我们要成为全面、健康和快乐的人，就要学会宽容。这就是福音书中永恒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我不愿意事情如此，但从我女儿之死中得到生命礼物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这段话让我泪流满面。我们一定要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暴力强大得多的伟大力量，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甘地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大英帝国；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马丁·路德·金实现他那无比美好的梦想；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曼德拉熬过了二十七年的漫漫黑牢。也正是这样的力量，显示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
我愿意把最大的尊敬献给邢树贞和玛丽亚塔·杰埃格——他们让我恢复了对人类的信心，以及对自己的信心。
谁买了“千万宾利”？
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宾利轿车发现中国是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宾利中国的总经理郑飙表示：“宾利中国在国内的日子非常短，在短短的十八个月内，已售出八十二辆宾利汽车，售价由人民币三百六十八万元至过千万不等。其销售增长之快，在全球市场中也属非常罕见，远远超乎当初的预期。”据了解，宾利汽车在中国的业绩相当突出，在全球一百五十多家宾利区域代理商中创下多项冠军：第一，销量增幅全球之首；第二，是全球第一个售出宾利雅致“七二八”车型的代理商；第三，宾利雅致顶级“七二八”加长轿车销售冠军。宾利北京同时是全球宾利加长版豪华轿车销售记录的保持者。目前，宾利在中国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一百八十辆左右。代理商表示，宾利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在亚太地区，中国大陆市场比日本、台湾和香港都重要，“近年来中国经济腾飞，造就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