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赴昆明的学子向首都告别
（摄于1965年10月）
1965年，十月金秋。
金黄的谷穗早已收获，秋霜染红了片片枫叶。是我们告别北京的日子。
我们这些学子，与中科院地球所的一批年轻同志：常小华、徐英等一起，在老干部王益海带领下，登火车、乘汽车，翻山越岭，浩浩荡荡向大西南进发。从贵阳到昆明行车三日，一路上我们热血沸腾，引吭高歌。你用清脆的笛音为大家伴奏，那嘹亮的歌声响彻山谷，直上云霄。
几天之后，春城昆明张开热情的臂膀，迎来了这批来自首都北京的年轻的地震战士。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在位于昆明市护国路省科委大院的 西南工作站大门口，我们乘坐的汽车还没有停稳，在门口守候已久的人们就蜂拥而上，抢着帮我们扛行李，拿背包，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赴昆明途中在黄果树瀑布前合影留念
（摄于1965年10月）
我们被包围在温暖的海洋，旅途的奔波劳顿一扫而光。
后来，在那简陋的食堂里，领导和同志们又专门为我们接风洗尘，举行了热情洋溢的欢迎会。
来到西南工作站，我们真的兴奋了好久。
1965年的西南工作站，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它是祖国区域地震工作蓬勃发展的象征，它应时代的需求而生，也闪耀着那个火热年代的理想之光。
转战西南大西南在召唤（2）
西南地震工作是随着祖国西南三线建设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四川、云南是我国的多震地区，尤其是云南省，历史和现今地震活动水平仅次于台湾、西藏和新疆。因此，对西南重点建设地区提供地震活动背景和地震基本烈度，就成为三线建设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1963年，四川渡口攀枝花钢铁基地工程开始建设。该区地处川滇交界，地质条件复杂，断裂纵横交错，历史上是地震多发地区，1850年曾在西昌发生过10度地震。早在1960年，西南三线指挥部就要求提供西昌、冕宁、弄弄坪等地的地震基本烈度，但未能满足要求。
据《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记载，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三线渡口矿区建设中的地震工作，曾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通讯上批示：
西南不只要建立几个地震台，而是几十个地震台，不只要建立几十个人的地震队伍，而是几百人的队伍，一年内建成西南建设任务地区的地震台网。
国家计委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立即调拨地质、石油部门的力量支援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由该所组织实施这一任务。
于是，自1964年年中起，在老干部王汉珍主持下，开始筹建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西南工作站。老一辈地震学家谢毓寿先生领导的工程地震研究室（山西）、曾融生先生领导的地球物理研究所物探研究室等遂迁至昆明。1965年8月，完成了西南工作站的组建任务。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近300名科学工作者从祖国各地来到川滇任务地区工作现场。他们之中，有成就卓著、经验丰富的老一辈地震学家——谢毓寿、曾融生；有正当壮年、干劲勃发的中青年地震学者和业务骨干——梅世蓉、闵子群、姜葵、韩源。。；有才华出众、蓄势待发的后起之秀——陈运泰、李钦祖。。；有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大学生和中专生；有一批1964年走出高中校门经培训上岗的青年同志（当时称他们为“小同志”）；还有老干部和中青年干部——王汉珍、陈洪鹗、王益海、王贵美。。以及各级行政干部和党务工作者。
正是他们，组成了一支研究领域相对配套，老、中、青干部相互结合，技术过硬、敢打敢拼、朝气蓬勃的队伍。
为了祖国大西南的建设，他们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在四川渡口及附近地区的崇山峻岭中，建立了包括30个地震台和10个流动台在内的，跨越川滇两省的区域地震台网，完成了西昌—渡口8万平方公里的地震烈度区划图及说明书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在中国地震工作史上，谱写了不可磨灭的华彩篇章。
祖国大西南建设这么热火朝天，有这么多专家、前辈云集昆明，有这么多同志先于我们在这里辛勤耕耘，为西南地震工作打开了局面；投身于这样的团队，我们怎能不兴奋不已，我们怎能不竭尽全力？！
转战西南选择（1）
从来到祖国大西南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下定决心，要为祖国的地震事业辛勤工作，努力奋斗。于是，你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到宏观组去，到地震现场去；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学会与地震灾害作战！
从此，你就与祖国的山川结下了不解之缘。你究竟考察过多少地震？历史的、现今的，中等的、强烈的，本省的、外地的？恐怕已无从说清。
1986年，河北省地震局筹备纪念唐山地震十周年，孟书和同志曾来信请我提供有关你的情况。于是，根据你的日记、来信、笔记、工作报告等，我整理出了下面这份并不完全的“清单”：
云年同志生前参加过现场宏观考察的地震（部分）
1965。11。22
云南禄劝烂泥沟大滑坡
1966。1。31
云南中甸5。4级地震
1966。2。5
云南东川6。5级地震
1966。7。5
云南武定滑坡
1966。8。6
云南楚雄滑坡
1967。1。24
四川仁寿地震
1967。5~6月
四川马边地震等
1967。8。30
四川甘孜6。7级地震
1969。7。26
广东阳江6。4级地震
1970。1。5
云南通海7。7级地震
1971。9。6
四川永仁地震
1972。10。12
河北沙河5。2级地震
1973。2。28
河北喜峰口434级地震
1973。12。31
河北河间5。1级地震
1974。5。7
河北昌黎海边434级双震
1974。5。11
云南大关7。1级地震
1974。6。6
河北宁晋4。9级地震
1976。4。6
内蒙古和林格尔6。3级地震
这就是你的足迹，这就是你的选择！
关于你的选择，在云南曾与你并肩战斗过的宏观组的“小同志”吴太平曾如是说：
到昆明后，在待分配的期间，云年常提到要不怕艰苦，要到第一线。当时他可以去宏观组，也可以不去。他要求了几次，找领导谈了几次，要求去宏观组，要求到第一线，要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了欢迎新到来的科大毕业生，我们组还开了欢迎会，云年还表了态。。
宏观组的主要任务，是对现今或历史地震进行现场考察，根据各种宏观现象，如建（构）筑物和地表破坏，人的感觉，人畜伤亡等，对地震的宏观参数如宏观震中、地震烈度等做出评定，并进而判断地震破裂方式。
显然这是以野外为主的相当辛苦的工作，在交通不便的川滇地区尤其如此。作为科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云年，你真的并非一定要选择这个岗位。事实上，当时这个组的成员，也大多是1964年高中毕业的“小同志”。
转战西南选择（2）
宏观组的小伙子们意气风发
（自左而右：吴太平、陈德顺、李鹏才、贾云年；摄于1966年）
然而，选择“宏观”，选择“现场”，你坚定不移，你矢志不渝。
1986年10月，在石家庄召开的唐山地震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谢毓寿先生在一次与我的交谈中，对你的选择曾这样评价：
北大、科大是重数理的，对地学不重视。但他对宏观是认真做的，愿意做，也肯于做。一个主要是学数理出身的人，愿意跑宏观，到地震地质组〔这里指到河北省工作后在地震地质组〕，这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搞历史地震，就需要这样的人，能有数理基础，这一点我是非常欣赏的。
我这样对待年轻人，大部分人是骂我的，而他不认为我小看他、摆架子，我觉得这样的同志，从科大出来的能安于宏观，钻进宏观去，能领我的情，配合我工作，所以对他的离去更感到非常遗憾和伤心。
。。
学数理，科大、北大出来的人能这样把宏观工作作为主流，找不出第二个。我要是有权领导他的话，早就不叫他这么干了，要让他做更多的工作。他要是活着的话，我一定要说服李钦祖〔时任河北省地震局局长〕让他对宏观工作进行提高，这在世界上都是做得很不够的。
。。
听说他殉难时是裹着被子滚到床下〔但是，由于预制板屋盖与承重墙之间没有锚固措施，墙体倒塌后预制板砸向地面将床板毁坏！〕。。我认为他反应很快，也很有经验。。这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能当机立断，应该是很有前途的一个同志，十分可惜。
是的，云年，你选择了“宏观”，选择了“现场”，选择了“野外”；就是选择了艰苦，选择了危险，选择了牺牲。
难道不是吗？
我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那份地震考察的“清单”上。
哦，云年，这分明是你用青春的烈焰锻造的一条生命之链啊，拾起链条上的几多记忆，我更清晰地看见你和你的战友们攀登的足迹，看见了一个热忱清醒、奋发有为的年轻地震战士奋斗的身影！
转战西南第一份答卷（1）
翻开40年前不经意保存下来的几页书信，我庆幸自己有机会从你的生命之链上撷取那珍贵的第一颗记忆——1965年11月22日，云南禄劝烂泥沟大滑坡（大垮）考察的足迹。
1965。11。29
来信·云南禄劝马鹿塘公社
非比：你好！
曾先生回去，正好带回一信。
我们于27日10∶30动身，车行7~8小时走了约230公里才到达目的地——马鹿塘。这里是救灾指挥部，云南省郭副省长亲自在这里指挥，下面有各县、州的负责人等等。目前来到这里的除了我们站的七名同志（我、刘正荣、曾先生、徐明钧、吴太平、吴进贤、唐师傅）以外，还有解放军测量队七人，过两天会东方面将有两个流动台到这里，大概要增加四五个人。由于现在需要研究趋势问题，故时间可能有所拖长，此外，会东方面又发山崩现象（今天早上还在进行），是否需要到会东去还不一定。要去的话，恐怕要延长到12月中旬才能回去。
现在这里大约情况如下：
1。
这里年年都发生垮山现象，但不太大。
2。
垮山地区高达3000公尺，与金沙江（880公尺）相差2000多公尺，可是它们的直线距离也只有2000公尺，所以这里的山非常陡（见图）。
3。
这里土层很厚又不结实，再加上雨多，也可能还有小地震触发。
4。
22日一次大垮埋掉了四个村子！估计把村子埋在80公尺以下，后来24日又埋掉一个村子（但人已经搬出来了）。死了约400多人。
5。
我来第二天到现场观看，亲眼又见到垮山现象，情景实在骇人，很远就听到巨响，可见大石块纷纷滚下，冲起一二公里高的尘烟。没有垮的地区也出现数不清的大小裂缝，表明山在向下陷。附近受威胁的村子已搬出。别的情况不便谈，只好面谈。这些情况也只你一人知道就够了，不要和别人讲。
今后我的任务是帮助当地老乡组织一个“宏观”观察组，观察垮山和裂缝情况，然后把这次山崩的有感区勾划出来。
工作的危险性是存在的，但这是革命需要，而我们只有两个法宝：
胆大加心细！
相隔甚远，很是想念，望你好好工作，保证好总结工作我就放心了。药一定要吃完。
我把钥匙带给你，如果12月5日以前我不回去，那么你就打开办公室的抽屉，咱们的存款单在里面。。你可以继续储蓄，并代我领工资，给我家寄20元回去（快过年了，家里用钱多）。在汇款单上写我出差了就行。
别无他事。至于教歌工作，请你转告张美芳让周肃敏负责一下，本星期最好总复习一次。还有乐队问题能否调动阿郭〔郭建华〕管一下，练一练。
握手！
祝好！！！
云年
11。29晚
没有〔电〕灯，没有桌子，写得不好。
这里海拔3000公尺，比昆明高1200公尺，很冷，不远就是“乌蒙磅礴走泥丸”的乌蒙山，白花花的长年积雪。我带了足够的衣服，这里又借了一套棉衣。你放心。
乌蒙山上
（摄于1965年12月）
在后来几天的考察中你经历了什么，现已无文字的依据可考。只隐约记得你从禄劝回来后曾说过这次考察很艰苦，你还笑呵呵地以自嘲的口吻对我说：“饿得我们连老乡地里的土豆都刨出来吃了！”仅此而已！
直至你离开我十年以后，1986年11月，吴太平同志来京出差，才向我详细讲述了你们二人那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1965年11月的禄劝滑坡，昆明台定的是4。8级，有三座山下垮。那次考察，真正进入现场核心地区进行系统调查的只有我和老贾。为查明滑坡的范围，我们沿滑坡体转了一大圈，逐村进行了调查。那时，除了两只脚，没有任何条件，反正要求你搞清滑坡体的情况。这次考察的艰苦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们从海拔3000米处往下走，绕滑坡体整整走了七天，对每个村进行调查。那里自然条件恶劣，常常是无路可走。
这次滑坡造成四个村子被山体埋压。其中有一个村子叫老深多，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