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弟弟曾荫培回忆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大佬（大哥）就是我们的总指挥，他干什么都以身作则，分派工作，通常都很公平，所以在几个兄弟姐妹之中，他的威信非常之高，总是说一不二。
1．祖籍佛山南海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的九江镇，是一个靠近珠江出海口以生产白酒闻名的镇子，九江双蒸是整个广东省惟一的白酒品牌。除此而外，大概是这里的远洋业了，一来有很多村民通过珠海出海，从事远洋捕捞业，二来，历史上有很多人利用珠海出海口的便利，远走他乡。
如今，这个小镇再一次名扬全国。不过，令这个小镇出名的，不再是物品，而是人，他就是现在上任的香港代理特首曾荫权。
曾荫权的祖籍，是南海九江镇上西村委会新基村民小组，地处九江镇的边缘。近几十年间，村子的发展并不大，仍然只有140多口人，几十间房屋。整个村子，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旧貌，淳朴而显得历经风雨。惟一显得气派一点的是村里的曾家祠堂，一幢不是太大的房子，里面供奉着曾家祖先的牌位，正门的一幅对联上写着“世代源流远，宗枝奕叶长”，横批是“藤桂兰芳”。房子虽小，却显示了此地的曾姓，渊源深厚。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一节、清贫警察世家出身（2）
据考证，曾荫权系曾子（春秋末年人，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后裔，如论辈分是“宪”字辈，是曾子74代孙。就是那个在儒家经典《大学》里开宗明义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曾参。
宋有苏氏父子“一门三进士”的美谈，在胞弟曾荫培未卸任警务处长之前，曾荫权、曾荫培兄弟俩“港府两高官，曾家文兄武弟”一时脍炙人口，引来无数羡慕。当时号称香港最有名的算命先生就推出一个理论：曾荫权双亲葬于香港柴湾天主教坟场，父母坟同处一个高度，全收令旗贵器，因此兄弟俩能“一个文丞相，一个武丞相”。
算命先生的话固不足信，但至少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曾荫权能在全无借力的情况下取得如此成就，在别人眼里纯然是一个谜，因此只好攀附鬼神。出身寒微的曾荫权能出任政务司司长乃至代理行政长官，个人努力和毅力应是最大原因。
曾荫权的家，自从爷爷那代开始，便已经离开了新基村，长期生活在香港。所以，曾荫权后来说，他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骨子里流的是香港的血。这话并不为过，算到他这一代，他们曾家在香港，已经是第三代了。
当年，曾荫权的父亲曾云年纪尚小的时候，曾经回新基村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因为他只不过偶尔回乡，住在亲戚家里，所以，村里人连他的大名都不知道。又因为他很喜欢村里的那些水塘，喜欢打鱼摸虾，而且本事还超绝，连小虾子都难以从他手上逃过，所以，村里的伙伴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虾仔”。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曾云立即打点行装，回到了新基村探亲。
在祖坟上拜祭过之后，曾云请村里的老人去九江镇吃了一餐饭。曾经赴宴的杨伯回忆说，那餐饭虾仔整整花了70元———这个数目，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可是个了不得的数目。80年代初，即使在广州，十几块钱，就已经可以吃上一顿非常丰盛的酒宴了，因为那时三级工的工资，才只有30多元。曾云请一次客，就花去了人家两个月的工资，可见这餐饭，在当时的乡里，引起了多大的轰动。
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4个月时候，曾云结束了自己并不富裕的一生。而他老人家万万没有想到，他的5男1女，个个都是社会的精英。
长子曾荫权，日后会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财政司司长，成为第二个华人政务司司长，不久前又成为香港特区代理行政长官。他的二儿子曾荫培，是惟一继承了他警察职业的孩子，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香港警察的最高官衔，香港警务处处长。另外3个儿子先后移民国外，也都有非常不错的事业。老五是个女孩，孩子中惟一的女儿，自然是他的心肝宝贝。可他并没有宠她，而是以同样的方式教育，最终，这个女儿也非常成才，当上了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
2．父亲的藤条教育
严师出高徒，严父也可以“打”出香港特别行政区两大文武官。时任代理特首和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与弟弟、已经离休的警务处处长曾荫培，两兄弟能够在政府的行政系统和警队，各自坐上“一哥”位置，缘于童年时经常被父亲“藤条”侍候，两兄弟坦言：昔日的“棒头”打出了今日的成就。
A、“藤条”打出的成就
曾荫权两兄弟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实习刊物《大学线》专访时，忆述童年往事，现代教育所不容的“藤条”式教子方法，竟是当警察的父亲曾云培养出两兄弟处事认真、性格谨慎、在官场平步青云的独步单方。
曾云是那种对待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人，生活负担巨大，加上受传统思想影响深重，坚信棍棒出孝子是真理，所以，他在教育孩子时，方法比较粗暴，动辄一顿猛打。
南方有一种藤蔓植物，生长的速度很快，春雨一来，几天时间，便可以长出好几寸长。这种藤的柔韧性极好，即使是两三年的老藤，也不会硬，握在手里，就像鞭子一样，打人时，劲道特别大。曾家通常都准备有几根这样的藤条，一旦孩子们犯错，父亲便会抡起藤条一阵猛抽，只抽得孩子遍身伤痕。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一节、清贫警察世家出身（3）
曾家的孩子，对父亲怕极了。父亲命令他去拿藤条，他明知自己要倒霉了，还得乖乖地将藤条拿过来，然后胆战心惊地交到父亲手上。邻居家打孩子，孩子们大胆，往往敢反抗，或者伸手将藤条以及棍子之类抓住，或者是趁着父亲没有下手前逃掉。可曾家兄弟不敢，他们知道，如果反抗，只会惹来更为严厉的惩罚。挨打时，他们跳着叫着，却不会哀求。父亲说，哀求的人一定不是好人，没有男人的骨气，是胆小鬼。因此，他会打得更厉害。
曾荫权回忆说，父亲的教育方法非常简单，也有效，只要孩子做错了事，结局都是一样的，挨上一顿打。父亲让他去买东西，比如买豆腐，可他分不清豆腐是当时出的还是隔夜的，那些小贩见他是个孩子，便将隔夜豆腐卖给他。他拿回家之后，父亲发现了，立即将他打一顿。让他去买面包，他也不认识是新出炉的还是已经有几天的，买回来的往往都是隔了好几天的，结果又是要挨一顿打。他说，那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挨一两次打。作为长子，他挨打是最多的。
小时候的曾荫权，对父亲非常畏惧，长大之后，他也很理解父亲的教育方式。他说，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传统教育方式就是棍棒教育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后来做事很理性，一切按部就班，有条有理，除了性格之外，大概与父亲的藤条教育方式也不无关系。
曾荫权当年还在念小学三年级时，经常见到楼下停泊了一部部簇新警车，等待装卸。有一次，他跟四个弟弟及小妹，偷偷溜进其中一辆警车的司机位，尽情玩耍，竟然连车内的仪表板也拆下来玩，结果不单连累父亲扣薪赔偿，还少不得捱一顿打。
其实，受父亲“严打”，已经成为曾荫权与弟妹们童年时的“必备节目”。当时父亲长期驻守偏远的粉岭，难得周末放假回家，但若发现孩子们在学业或行为上有任何行差踏错，总会看不过眼，对孩子们“大刑侍候”，以皮肉痛楚教导他们做事要认真及负责任，以及律己以严。就算父亲平时不在家，母亲也会手持“二合一”滕条，对孩子们边打边教，一点儿也不留情。
当差的父亲，对儿子的要求甚高而且严格，孩子倘有差错，父亲便“大打出手”。曾荫权说，打的内容包括：百厌要打、累弟妹受伤更要打、买错面包一样要打。而弟弟曾荫培更有一次难忘的经历。
一次他带弟弟出外玩耍时，弟弟不慎撞倒，头破血流，要入医院缝针，回家后曾父即以“大刑侍候”。这是曾爸爸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曾荫培现时仍记忆犹新。
“藤条炖猪肉”，就是文武一哥的父亲曾云的教子方程式，曾荫权称，童年时每星期至少被父亲打一次，弟弟曾荫培也下例外。
B、服从严格的训练
虽然父亲如此，但他们兄弟还是服从严格的训练。“打”，并没有损害曾荫权兄弟对父亲的尊重，反而培养了兄弟的待人接物、处事认真，性格谨慎的态度，成了走上青云路的修身独步单方。
时移势逆，曾荫权对昔日“藤鞭式训练”，已有另一番体会。曾荫权说：“我不会体罚儿子，但我认同严格的训练。”严格的训练，当头棒喝的提醒，的确使他能够建立个人的坚毅性格。曾荫权在公务员队伍服务逾三四十年，成为政务司长乃至代理行政特首，而他的弟弟曾荫培，亦擢升为警务处处长，兄弟二人堪称文武一哥，成绩原来是由严父“打”出来的。
曾荫权忆述父亲严打的经过，纵使当时不好受，却始终无损他对父亲的敬爱。
当然，曾云对子女，也决非一味的打骂。父亲对他们的教育，除了言传身教外，最重要的一笔就是要求他们记周记。
自曾荫权升上小学四年级开始，这位严父便要求他与二弟荫培每星期都要写一篇周记，留待他周末回家批改，以了解他们的学业和生活情况。久而久之，连篇的周记，也为曾氏兄弟打下良好的语文基础。当时曾云长期驻守偏远的粉岭，要求曾荫权和二弟每周写一篇周记，留待自己周末回家批改，以了解孩子们的学业和生活情况。这为曾氏兄弟打下了良好的语文基础。
1997年曾父辞世，曾荫权和弟弟曾荫培于1998年以838万元，购回父亲的碧云楼旧居，父子的感情自然可见一斑。
因工作缘故，其父只有假期方可教命。特区“文武双杰”——曾荫权及曾荫培，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实习刊物《大学线》访问时，诉说不少童年往事。当时没有海底隧道，来往市区和新界的交通十分不便，故曾父往往要在警署留宿，直到假曰方可与家人共叙天伦。当时两兄弟为争取与父亲见面的机会，曾不惜展开“亡命之旅”。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二节、穷人孩子早当家
老人们常说“三岁带来老来相”，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在三岁时的性格、品行能看出他长大时的样子。
大概从三四岁的时候起，曾荫权便已经开始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帮助母亲做一些零活，来维持生计。那时，母亲拿回来做的零活，最多的是缝制尼龙袋。他还太小，不会动手缝，就帮母亲做一些其它家务。后来稍大一点，在他的带领下弟弟们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他在帮助母亲做活的同时，还要指挥弟弟们怎样做。
回忆那段日子，曾荫权感慨到：“穷但很开心”。
因为穷，平常的生活很艰苦，就连最便宜的青菜也是很难吃上几口的，最多的时候，是一家人就着几块腐乳下饭，偶尔能够弄点猪油拌饭。只有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比如生日、节假日，母亲才会买上一点青菜或者是一条鱼几两肉什么的，一家人才算是沾上了一点荤腥。那就是难得的美餐了。
在曾荫权眼里，父亲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但对知识有强烈的渴求，深知知识对于谋生的重要。所以，有一种信念是父亲自始自终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无论多穷，他都要送孩子们上学。即使没有能力读上好的学校，普通的学校，也一定要上。
在曾荫权很小的时候便被送进了幼儿园，那时，他们还住在湾仔，他所上的幼儿园是湾仔的慈幼。稍大一点该上小学了，父亲便将他送进了育才小学。接下来，警署给父亲分了一套房子，他们全家搬进了荷李活道的警察宿舍，曾荫权也就转到了警察小学。
警察小学和警察宿舍连在一起，在这里就读的学生，主要是警察宿舍的子女，管理不是太好，教学质量也很一般。
没过多久，由于曾云没有文化，如果呆在市区，很难有升职的机会。一些边远偏僻的地区，因为一般人不愿去，所以，往往是像曾云这样迫于想升职提薪，却又没有太好自身条件的人才愿意去吃苦。曾家搬进警察宿舍不久，曾云便被调到了新界，常驻在粉岭。一方面，因为那里的警力不足，工作繁忙，难以有休息时间，此外，也因为从铜锣湾到粉岭，有很远一段路，乘车需要好几个小时，所以，曾云回家就很少了。
那时，只有十一二岁的曾荫权挑起了家庭重担，协助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们。
他的五妹曾璟璇回忆说：“在她的印象中，哥哥像父亲一样严厉，也像父亲一样霸道和固执。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是一家之主，他非常有主见，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他都能拿主意。而且，只要是他决定了的事，就一定不能更改，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当然，他毕竟是个孩子，偶尔也有错了的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即使是错了，当时也要弟弟妹妹们执行，事后，他也会悄悄地纠正，可在当时，他肯定是不会认错的。”
成年后，妹妹在报上撰文说：“哥哥已决定的事，其他人很难改变。”也许正是因为他“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使他后来成为一名“帅才”。
对于这一点，曾荫权承认他从小便养成了主观而且执着的性格，说一不二，立场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