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厚笙回忆邓丽君当时在日本的情景时说：“她回台北，我见到她时，觉得她在日本的生活压力很大。她倒是什么也没说，不过我们工作人员看得出来。日本有专属的化妆师和跟班，责任分担严明，许多人为她工作，也因此会让她觉得自己一定得出头不可。在日本，还没走红前，歌星、作曲家与作词者的关系似乎是固定的，这点跟台湾也不同。她就曾说过自己没有选曲的自由。”出单曲时，邓丽君会寄唱片给姚厚笙，有时也寄一些日本流行歌手的唱片给姚厚笙，不过她却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于是有一次姚厚笙便问她是不是真的忙到都没时间写信了，“‘我字写得不好……’她小声告诉我。她的字的确很难辨读，因为从小忙着演唱，所以没有好好念书。”
第三部分：名满扶桑泰丽莎·邓（2）…（图）
在日本密集而忙碌的工作，曾经让邓丽君累出了病。1977年的时候，邓丽君长期以来一直忽略的头痛病越来越严重，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她额头中央的大脑前长了一个小肉瘤。医生表示，幸而在没有恶化前及早发现。邓丽君因而如愿治疗，头上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常见邓丽君额头上缠着头巾，她说：“头巾不是为了流行，而是为了要遮住疤痕！”
邓丽君在日本的演出活动和表演日程，全部都是由与她签有专属歌星合约的宝丽多唱片公司安排，演出的收入也全归宝丽多。邓丽君时刻需要按照公司的安排行事，依约履行，不得有异议，更不能随便耽误工作进程。邓丽君在日本的收入与公司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她当时在日本拿的都是宝丽多的固定月薪。
而公司全力打造她的各项支出都是有详细的预算的，并严格规定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出预算。
宝丽多公司把邓丽君的工作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邓丽君的整个人、整个心几乎都交给了公司，一个月就只有四天休假。工作时，邓丽君常得一个星期赶五、六班飞机，使她疲惫不堪。每逢假日的时候，邓丽君总是睡到下午两三点钟，然后开着白色小金龟车，带着邓妈妈出门购物。除此之外，她还常常看电影，尤其是爱情文艺片。她平均每月看三部电影，时常是一天连赶两场。不过，由于日文字幕是从上至下的，邓丽君看起来很不舒服，她的“妙招”是以听声音代替看字幕，这样还能训练日语能力呢。
第一次到日本时，邓丽君和随身照顾她的邓妈妈住在旅店里。但因为她吃不惯旅店生生冷冷的日本菜，所以不到一个月就瘦了几公斤。唱片公司知道后，吓了一跳，于是赶紧给她换房子，让她搬到附近有华侨的住宅区。邓丽君搬进了位于明治通和表参道十字路口的占美大厦，是东京数一数二的高级社区。新居附近的社区被称为“日本香榭丽舍”或“小巴黎”，因为旁边有许多富有法国风情的露天咖啡座以及许多高级服装店。空闲的时候，邓丽君会和邓妈妈来这里逛逛，或者就躲在家里看书练歌。而且，邓丽君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饭菜，因为新房子里有厨房，邓妈妈经常亲自下厨，给女儿增补营养。
陪着女儿做“星妈”的赵素桂在日本可不比女儿轻松。一来因为年纪大了，经不起像邓丽君那样天南地北的折腾，二来语言不通，出门就更不方便了。因此，邓妈妈在日本一般是呆在家里。可呆在家里也有苦楚，许多人追邓丽君都追到家里来了。遇到有人打电话，邓妈妈就只好把她学会的里两句日语拿出来了，一句是“等一等”，一句是“不在家”，好在这两句妙用无穷，可视邓丽君在家不在家灵活运用。其他的日语邓妈妈就不会讲了，也听不懂人家讲什么，因此，没事的时候就不单独出门。
邓枢也是很体会女儿在日本的紧张生活的。有一年，他曾到日本探望女儿，他回来就说，下次再让他去，他说什么也不去了。那种随身监护的生活就交给他老伴去管了，他可要呆在台北。那时宝丽多公司非常殷勤，特地派公司人员招待他游览观光，这还可以。但跟随邓丽君一起到日本各地巡回演出时，就受不了了。只记得一会儿下飞机，一会儿再上飞机，忙得团团转，哪有什么心情和兴趣欣赏风景呀！
虽然邓丽君在日本的生活非常紧张，但由于日本歌坛制度健全，尤其是唱片业运作很有效率，因此，邓丽君只要专心唱歌，其他的都不必烦恼。
1974年3月，邓丽君正式推出日语细碟，唱片名为《无论今宵或明宵》。但她的第一张日语专辑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只登上了日本畅销歌曲排行榜的第75名，销售也只有十万多张。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歌坛的竞争非常激烈，每年都有成千的新人争相出头，邓丽君作为一名新人，一张新面孔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的，而且同是华人的欧阳菲菲和陈美龄早已在日本闯出名号。况且，日本原就有不少专唱柔歌哀曲的女歌星，要想出头，实属不易。另一方面，也是宝丽多宣传策略的不当。当时宝丽多公司有意将邓丽君塑造成陈美龄那样的“偶像型”，让她留着长发，穿上短短的迷你裙，一边唱歌一边摆出偶像歌手惯用的手势在台上演唱。这种方式与熟悉的“君式唱法”一点也不同，很不适合邓丽君。
虽然第一张专辑失败了，但邓丽君还是凭着努力在以后的专辑上，创下了张张30万以上的销售水准。
1974年6月，邓丽君推出了第二张日语专辑《空港》，一出片就进入排行榜第41名，一个月内快速推进至前15名，并且在前三个星期内大卖20万张，总销售量高达70万张。这首歌轰动了整个日本歌坛，邓丽君的歌声也很快在日本风靡起来，泰丽莎·邓（Teresa Teng）之名更是传遍日本各地。
邓丽君在第二张唱片《空港》中不走第一张唱片中的流行曲风，而使用她个人擅长的唱法，彻底打响她在日本的知名度。邓长禧说，这张唱片“打破日本惯常的演歌用流行歌曲的唱法表现，带给日本听众全新的感觉”。
第三部分：名满扶桑泰丽莎·邓（3）…（图）
在《空港》中，邓丽君用标准的日语，以一种哀怨深沉的曲调唱出了一个失恋女子的心情：
《空港》（国语歌名为《情人的关怀》，作词…庄奴、作曲…猪侯公章）：
风儿阵阵吹来，风儿多么可爱，我时常想起请风，诉说情怀；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你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
树上美丽的花，开的那么可爱，花儿谢、花儿开，谁能明白；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你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
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你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
这首歌曲诠释出了离别的残忍、情人间的那份思念，淡淡的忧伤，淡淡的怀旧，在那清泉一般的声音负载下渗透进人的心灵。而日语版与国语版相比，在演唱上更有力度。陶醉的日本人怎么也难以相信，这是一个仅仅学过一年日语的人唱出来的，把大和民族的语言表现得这么淋漓尽致又这样优美动听。在这之后的歌唱发展上，尤其是在日本唱歌的岁月里，她的歌曲基本上保持了一贯的风格，就是走描写恋爱中的女人的心情和境遇这种比较固定模式的路线。因此，有人评价说，邓丽君去世后，还有谁一唱情歌就是二十年。确实，邓丽君在演绎情歌上的独到和成就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而在邓丽君录制的日语专辑中，她不仅仅模仿了日本语的音调，更唱出了大和民族语言的情韵，并且赋予这种语言更轻松、更悠扬的美。因此，邓丽君受到日本人的狂热喜爱和由衷的尊敬，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是无上的荣誉和肯定。邓丽君在日本也因此登上了她歌唱事业的又一个高峰。
在推出《空港》的同年10月，邓丽君参加了“第七回新宿音乐祭”，这是由日本富士电视台每年定期举办的音乐祭，在新宿厚生年金会馆举行。以《空港》一曲成名的邓丽君得到了评审585票的肯定，获得了“银赏”大奖。这不仅是邓丽君在日本歌坛获得的第一座奖项，而且奠定了她在日本发展的基础。
紧接着在11月，年仅22岁的邓丽君以一名外籍歌手的身份，获得了“全日第十六回唱片大赏”的新人赏。
11月19日邓丽君又以《空港》一曲当选1974年的“最佳新人歌星赏”。这项全日本赫赫有名的大奖的角逐，通常由主办单位邀请四十三位音乐界的资深人士担任评审，他们从推荐的歌手中作初选，每位评审人员都听过五百首以上的作品后才决定出得奖者。1974年的评审人员是在听了参赛者的五百九十八张小唱片、一百六十五张大唱片后，经过多轮票选，才选着邓丽君的《空港》。因此，这座得来不易的奖是邓丽君最引以为傲的。
1974年的邓丽君一举获得“银赏”“新人赏”“电视赏”等多个大奖，从而稳占日本乐坛一席之地，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第三部分：名满扶桑名扬东瀛（1）…（图）
刚到日本发展时，宝丽多唱片公司的目标就是要邓丽君与另一位顶尖级的歌手陈美龄比肩，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要把邓丽君塑造成陈美龄第二。因此，在个人形象上，唱片公司将邓丽君打扮成偶像型的歌手，要求她时时与陈美龄看齐，穿一些有领子、有袖子的衣服，还要她留着一头长长的秀发。刚开始的时候，邓丽君乖乖的，尤其是把秀发留得长长的。但没过一阵子，她就烦了，怎么看长发怎么不顺眼，于是，她偷偷地把头发剪短了。不幸的是，在上节目时被公司发现了。幸好，美人总是美丽的，她短短的头发还挺俏皮的，而且，观众对她的短发反应还不错。唱片公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看见，什么话也没有说。
就当公司和邓丽君在为头发大伤脑筋的时候，有一些报纸杂志却在对邓丽君的一双秀直的美腿大书特书，特别称赞她的“脚线美”，要是穿上四寸的高跟鞋后，更是颠倒众生。
媒体上的“胡言乱语”并未引起公司的注意。直到三年后的1976年，邓丽君偶然穿了一件腿部开着高叉的中国旗袍上电视，意外地获得了观众的强烈反响，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时间好评如潮。很多歌迷来信索取邓丽君穿旗袍的照片，更有人写信称赞邓丽君旗袍开叉露出的腿部线条很美。对于这些赞誉，邓丽君受宠若惊。“我从未想过，我的腿部具有如此大的魅力。”邓丽君说，“我在日本唱歌十分不利，因为和我差不多外形及歌路的女歌星不少，所以公司为我设计穿着旗袍的形象。”她还开玩笑地对媒体说，“日本人赞美我的腿漂亮，我说因为脸蛋不好看嘛，只好穿高叉旗袍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啦！”
日本音乐界中有所谓的“五十圈”，即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每周全国唱片销售统计前五十名，这是歌手是否受欢迎的标志。1976年到1977年间，邓丽君的每张唱片都进入了“五十圈”，这正表明邓丽君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而在1975年2月，邓丽君获得了“日本第十八届唱片大赏”与“新宿音乐祭新人奖”，并在日本各地巡回演唱，广为人知，广受欢迎。同年9月又获《电视日报》主办的“东京电视日报十大歌星奖”，同年11月以最高成绩获得“银禧奖”，同时获“名誉奖”。1976年在日本推出个人大碟，排行全日本总销售量第十九名。1977年1月日本举行“何处是故乡”歌唱大赛，参赛者超过五千人，邓丽君成为五十名入选者中的一位，并最终获得东京《何处是故乡》歌曲大赛冠军。同年8月在日本以《あなたと生きる》获“电视放送”奖。至1977年为止，邓丽君在日本共推出八张大唱片、十二张小唱片，每张唱片都进入排行榜前30名。1978年，邓丽君在日本又以一曲《东京夜景》获“正顽张中”奖。这就是邓丽君在竞争激烈和非常排外的日本的业绩。
在日本奋斗的这段期间，邓丽君平均每个月要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每一次个人演唱会长达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每次节目安排三十五首歌曲，包括中英日三种歌曲，每排一次全新的节目，大概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光是最后一个月背歌词，就把我累坏了。”每次个人演唱会都是对邓丽君的体力与歌唱技巧的一大挑战。但也正因为这样的磨练，奠定了邓丽君舞台表演的基础，而且她将全新的表演概念引进了港台，让其他的艺人有了模仿对象，无形中也为华人娱乐事业注入进步的泉源。
再苦再累，邓丽君觉得也是值得的，毕竟付出得到了回报。而且在每次演唱会结束的时候，挑剔的日本观众的热烈掌声总让邓丽君心潮澎湃，有时是感动得热泪滚滚。
邓丽君前后在日本十年，共为宝丽多唱片公司赚取了至少五十亿日元的利润。但唱片公司为了推出邓丽君也是绞尽脑汁，费尽了苦心。
1976年夏天，邓丽君在推出她旅日以来的第七首新歌《夜幕下的渡船》时，宝丽多公司特地为她做了一次中国式的“祭拜”，祈求上天保佑唱片畅销流行。
这场中国式的“祭拜”在东京的楼外楼中国餐厅举行。当时“供桌”上摆满了祭品，都是鸡鸭鱼肉等中国菜。邓丽君穿着象征中国女性的旗袍，宝丽多公司的几名男职员则都穿着中国式的长袍。他们随着邓丽君一起焚香合十祭神，不过，他们的样子和神情十分滑稽。留着长发胡须的日本男子穿着中式服装，而且衣服上面还挂着为《夜幕下的渡船》作宣传的丝带，更是显得不伦不类。更可笑的是，“供桌”上的一对红蜡烛上面写的竟然是“百年好合，五世其昌”，这可是洞房花烛时所用的吉利话语。
这幕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