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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邓丽君赴日发展，她的老师姚厚笙说：“日本音乐界当时比台湾进步许多，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台湾的乐队只有简单的吉他、鼓、键盘等乐器，日本却有大型的乐团，乐器种类繁多。光这点，音乐就丰富许多。唱歌时有时候还有管弦乐团伴奏。她的声音之所以更奔放，唱歌的感情之所以更丰富，可能就是这个缘故。”
香港RTHK的制作人张文新则是如此看待她进军日本的结果：“我觉得她唱歌的技巧进步许多，在日本可能吃了不少苦，不过现在终于看到成果了。她可以唱得非常有感情。还有一点就是她可以说是以国语介绍日本歌曲的文化交流者。日本的曲风、感性与传统的中国式唱法已在她的体内合而为一。这在香港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当时台湾方面对邓丽君进军日本，多少有点不满，不过随着她在日本闯出名气，也就以她为荣了。
第三部分：名满扶桑从头再来（2）…（图）
1973年，邓丽君以“香港最受欢迎的歌手”身份踏上了日本的国土。在一个女性周刊的策划下，她从羽田机场直赴日本歌手森进一举行的聚会。在聚会上，邓丽君献上了幼时常唱的歌曲《爱你入骨》。她那婉转清脆的歌声，一下子让日本人喜欢上了这个明媚的女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邓丽君的歌曲就被严格的日本音乐界所接受。初到日本，邓丽君到宝丽多公司面试时很不顺利。那一天，在宝丽多公司总部电视塔（NHK） 的录音大楼里，邓丽君录制的是她十分熟悉的歌曲《无论今宵或明宵》，但在这个陌生的国土上，在宝丽多现代化的录音厅里，在这个大牌公司权威人士的注视下，一向从从容容、歌喉清亮、吟唱自如的邓丽君却临场发挥得很不好。也许是因为她向往日本，羡慕像宝丽多这样的名牌唱片公司，使她精神压力太大了。录制的唱片更不尽如人意，录了三遍才录成。折腾了几个小时，录制的歌曲当众播放出来的时候，录音厅内所有前来观看的公司董事们都大失所望，叹息连连。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连连摇头，不以为然，有的心灰意冷，已经离座。这位就是他们访遍港九、不惜重金请来的歌坛新秀？如此的实力怎么在歌坛立足呢？
邓丽君急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在一旁观看的渡边娱乐公司的总经理渡边正一却看到了邓丽君的潜质。渡边娱乐公司与宝丽多唱片公司颇有渊源，但却并不隶属与宝丽多，不过渡边娱乐公司正一欠宝丽多一个很大的人情。基于邓丽君的可造之材以及还宝丽多人情，渡边正一力排众议，将邓丽君接到了自己的公司，并安排她学习日语，接受正规系统的音乐训练。
1973年，邓丽君正式与日本渡边娱乐公司签约，并与宝丽多合作发行唱片，赴日接受密集训练。
邓丽君在日本完全是一个新人，于是渡边娱乐公司努力从各方面来全力打造她，从训练、宣传、灌唱片、上电视到登台演唱、巡回演出。他们还针对邓丽君的歌路，专门为她谱写新歌，有专门的作词家和作曲家为邓丽君服务。作词家荒木丰久、作曲家三木刚几乎写了邓丽君在日本所有最受欢迎的歌曲。这种专业化和专门化的训练，收效甚好。在渡边娱乐公司和宝丽多的密集培植和力捧之下，邓丽君完全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歌星，为迈向“国际巨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能在日本立足，邓丽君必须演唱日文歌曲。她虽然确立了国语歌星的地位，但现在却是以华人歌手的身份闯进日本市场，这对邓丽君来说是一次极大的冒险。
未到日本前，邓丽君对日语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签约后，渡边娱乐公司才安排她学习日语。公司为她请来的是日籍华侨，可是华侨虽然日语流利，国语却忘得差不多了。两个人讲起话来，还得比手划脚。结果，邓丽君还得自己多加努力，从字母学起，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能说会写了。她曾经笑称，她最先学会的日语好些是“粗话”，但一句话也不敢说，只能备而不用。
据一位著名的音乐评家说，邓丽君学习语言的能力是相当惊人，比如她第一次前往香港发展，刚开始还不会说粤语，第二天就会说几句，第三天就能以粤语在电视上与主持人简单交谈，同时在夜总会也能演唱粤语时代曲。这种表现和能力自然很快就打开了当地乐迷的心扉。其他的语言如日语、英语、法语，只要给她一段时间，邓丽君就能准确使用而不需要翻译，这也让邓丽君在海外的发展颇为顺利。
邓丽君在台湾所唱的歌曲，有很多是翻唱的日本歌曲，因此，她对日本歌曲在旋律和风格等方面都比较熟悉。但是，学唱日文歌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丽君就说：“注音字母、汉字、英文音标、罗马拼音全部都用上了，整个歌谱全部都是注解，光是念都很吃力，还得配合音乐唱出来，况且歌词的内涵、感情还要了解，最后再揣摩出表情和动作，好辛苦！”
为了能唱好日文歌曲，邓丽君苦练日语，甚至不放过吃饭的机会。翻译以及身边的人都成了她的老师。她像个缠人的小女孩，一有空闲时间，她就不厌其烦地问他们这个词怎么发音，那个词怎么念，这些句子又怎么说。她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路边的商店招牌、广告牌子，也向人家讨教怎么读。
极高的悟性加上不懈的努力，邓丽君在不出一年的时间内便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此后的岁月中，邓丽君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曾到英国进行声乐深造，去法国吸收绘画与摄影等方面的艺术精华……每到一地，她总是先解决语言障碍。而这一切，只能在繁忙的演出活动中挤出时间进行，其中的滋味与辛劳，岂是坐在课堂里按部就班学习语言的人所能体会吗？而邓丽君卓尔不凡的语言成就，对普通人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况且，邓丽君在充满浮华与喧闹的演艺界，能有这份质朴与执著，更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部分：名满扶桑从头再来（3）…（图）
学习一直是邓丽君至死不渝的情结，也许因为小小年纪离开学校的遗憾，也许是娱乐界竞争的切实需要，在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五光十色的舞台生涯中，她却坚守着一种寂寞，在寂寞中汲取知识的力量。虽被掌声托起来，却不为盛名飘（漂）起来，这就是邓丽君非凡的品质，而正是这注定了她不会成为歌坛的流星。
“我对俺老姊还有一份别人不易体会的尊敬，在甜美的歌声和笑容后面还能看到她那满腔力争上游的志气。……平心而论，老姊不是一个平步青云、一夕成名的明星，当然在表演事业这一行，老天的眷顾和运道十分重要，可是十余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日子，我深深地相信，没有平常一点一滴的努力，我老姊在歌唱方面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很多事情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邓丽君的小弟邓长禧说。
多年后，日本的一位歌谣乐评家指出，邓丽君去世后，一直很难找到像她这样的亚洲巨星。他说：“以前，音乐的选择性较小，大人小孩喜欢的可以是同一种，但现在选择性多，大家兴趣不一样，地区性的巨星会有，但要成为全亚洲的巨星就很难了。”“邓丽君为了打入市场，花很多时间学习广东话、日语、英语，以获得当地观众的认同，但现在已经不再有这样努力的歌手了！”
在接受了系统的歌唱技巧的训练之后，邓丽君才发现，以前自己只懂得唱，演出对她而言就是一个“唱”字，对于歌曲感情表达，不敢逾越半步；可是现在她才知道什么是表演，她意识到原来一首歌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唱出来，原来自己的嗓子还可以进一步开拓。这种认识方面的转变把邓丽君带入了演艺生涯的另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
每天除了工作、演出外，邓丽君就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学日文、练嗓子，琢磨日文歌曲的内涵，力争把词和曲最浓、最醇的“味道”表达出来。
邓丽君为了在刚刚进入的日本歌坛确立自己的新形象，便采用了“泰丽莎·邓”（Teresa Teng）的艺名。据说邓丽君是因为宗教情结才选取这个艺名。邓丽君从小就加入了基督教，虽然她并不像许多教徒那样虔诚地每周到教堂做礼拜，但她却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宁静的信仰。在阅读圣经和宗教书籍时，邓丽君深深地敬仰并喜欢第十代基督教徒玛加·泰丽莎修女。因此，她才有了这样的艺名。
第三部分：名满扶桑泰丽莎·邓（1）…（图）
为尽快融入日本社会，邓丽君不断努力，不过要适应迥异于台港的日本音乐界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出道之初，为宣传新歌，邓丽君常常到地方上的夜总会唱歌。当时的日本正是青春偶像歌手的全盛时期，整个歌坛笼罩着一种矫揉造作的风气。那些来日本发展的外国歌手，为迎合市场需要，也不得不走日本式的偶像路线，身着缀满花边的迷你裙、穿上纯白的袜子、别上蝴蝶结，摆出一种小女孩的姿态边唱边舞。陈美龄就是以这种方式走红日本的。
“我已经过了十八岁，是个大人了，恐怕不适合再去做青春偶像了。而且青春偶像和我的个性也不符，我只会唱歌，要我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到时候恐怕我只会记得跳舞，忘了歌唱。”邓丽君对记者这样说。
一直以来，邓丽君在舞台上都是用自己的心在唱歌，她热情、投入地把自己真诚的歌声带给了观众。如果为了讨好观众就竭力模仿与自己性情不同的他人，邓丽君就会失去自己的。她的目标是做个唱片歌手，而不仅仅是转瞬即逝的青春偶像。邓丽君拒绝媚俗，追求自己的目标，当然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有着鲜明的个性，邓丽君才能在日本大放异彩。她那自然乐观的态度、优美温柔的歌声，很快就打动了日本人，从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成了比少女歌星更有魅力的偶像。
虽然邓丽君尽力保持自己的风格，但身在日本歌坛，她或多或少都有些改变，这不单单是指歌艺的提高。她也要适应日本歌坛的现实状况。“为了融入日本演艺圈，她好像拼命打扮得很华丽似的。”台湾的一些留学生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们说她上日本电视时的服装与他们平常看到的打扮实在是有点不同。一位在日本呆过很长时间的台湾人也曾经说：“在日本，她是标标准准的‘泰丽莎·邓’，而邓丽君在台湾给人的印象却很普通，是邻家姊姊那种类型的……参加红白歌合唱战时的服装最怪异，好像极尽能事地华丽一般。”尤其是在日本走红后，邓丽君对日本歌迷总有一种感激与尊敬参半的心情。因此，日后到日本工作和演出的时候，她都是以一种特别符合日本口味的演艺人员身份出现的，尤其是在服装上。毕竟，这曾是她倾洒最多心血的地方，同时也是她立足世界歌坛的关键所在。由此，邓丽君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包含着太多的酸甜苦辣和无言的落寞哀愁。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的日本人由衷地敬佩和崇拜邓丽君，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知道的只是泰丽莎·邓，而无法真正进入邓丽君的世界。
日本歌坛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严酷。
“起初邓丽君在日本的生活很苦。”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指出。日本唱片公司先是安排她学日文和新的歌唱技巧，但为了打开知名度，公司还给她安排了一连串的宣传活动。“日本人做事一个萝卜一个坑，早上十点半接受访问，十二点吃中饭，下午一点坐电车……什么时间都不浪费。”
“宣传”在日本乐坛是极为重要的策略，娱乐公司和唱片公司几乎把宣传视为生命，当然，他们选择歌手的苛刻是不容置疑的。“全国纵断”和“打歌”是常用的宣传时段。
日本歌星发片时常用“全国纵断”的宣传手法。也就是在三个月内，歌星踏遍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本岛各地作全国巡演。由于邓丽君的歌迷的年龄层不均匀，有老有少，因此她不能像山口百惠等明星一样在暑假期间巡演。邓丽君忙碌的巡回表演，是在每年尾牙前后。每逢邓丽君有新歌推出，她就得在日本全国旅行，而且是在短短的一个月、有时是三个月的宣传期间，就走遍了日本。从九州到北海道，到处都有邓丽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足迹。在日本她就是这样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宣传唱片、接受采访、登台表演、出席晚会，各种场合都得出现。这种密集的宣传方式曾经让邓丽君大呼吃不消：“坐飞机起起落落，睡不安稳，有时下飞机，就要去赶场，连饭店都没时间进，还不如坐火车可以舒服睡一觉。”
“打歌”是一种非常费力而枯燥的事情，即在一定时段内只唱一首歌、重复地唱同一首歌。邓丽君在每有一张新歌问世时，唱片公司便给她至少三个月的时间，让她每天不停地反复唱这一首歌。不论是上电视还是现场表演，就只唱这一首歌，并且服饰、发型等打扮也都一样，以使歌手的形象和新歌融为一体，深植于观众心中。邓丽君对这种方式还比较赞同，因为这种在三四个月里反复唱一首的做法，正好让她有功夫和耐心打磨一首歌，包括那陌生的歌词的发音和表达。
时日久了，邓丽君还是喜欢这种固定的“打歌”方式，她向来是不惜在歌艺上付出的。关键的是，“打歌”只是一种给的时间长而实际占用的并不多，因为它要密切配合其他的宣传手段，包括“全国纵断”。
姚厚笙回忆邓丽君当时在日本的情景时说：“她回台北，我见到她时，觉得她在日本的生活压力很大。她倒是什么也没说，不过我们工作人员看得出来。日本有专属的化妆师和跟班，责任分担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