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潭。涉及胡长清案的一位国家工作人员在交代问题时就说，随着交往的加深，胡一次次给他送钱，他都当成了朋友间的馈赠。当胡处在困境时，碍于情面，他觉得作为朋友有义务提供帮助，于是就做出了违反法纪的事情。
与济州缉捕使臣何涛一块吃早茶的郓城县押司宋江，也碰到了这个难题。他的难题不是何涛要找麻烦，而是好友晁盖抢了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成为朝廷缉拿的要犯。如果说宋江的人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根源就是他在情理法的冲突中迷失了方向。综观宋江的人生历程，他是不愿意与朝廷为敌的。即使在被刺配途中，被接到梁山上，他都不愿意落草。后来上了梁山后，他力排众议，主张“暂居水泊，只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临死前，他还对李逵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尽管他自负“自幼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抱怨自己的人生经历“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但体制内良性生存一直是宋江的人生信条。
何涛作为一个缉捕使臣，既不聪明又不称职。晁盖一个小小的“村长”既然敢抢劫生辰纲，肯定是有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和关系网做支撑。他不调查研究就准备下手捉拿，显然不聪明；他不等到郓城县衙上班时，直接与县官沟通情况，就轻易把如此重要的机密，透露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值班人员，显然不称职。宋江听何涛介绍完案情之后，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每一个网络都以一个“己”作为中心，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递加。也就是说，中国的乡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人际关系网络。“陌生人”是很难融入熟人社会中去的，建立相互信任就更加困难了。一个新的负责人到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组织之内，往往在短期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受制于旧有的熟人圈子。何涛作为从上面下来的差官，宋江当然很尊敬。但是作为一个外人，他根本没法进入郓城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也可称为关系社会或后门社会，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了熟人好办事，以至一些人把它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自古至今，无论办什么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找熟人。办一件事情，不是凭制度和原则来处理，完全看来人情的生与熟，关系的深与浅。何涛不明就里地和宋江谈论捕拿晁盖的事，这样办事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对于宋江来说，决定向晁盖等人通风报信的时候，已经做出了抛国法而选人情的抉择。熟悉公文报送程序的宋江很冷静，对何涛递过来的公文，他先是表示“公文须是观察自己当厅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发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拆开”，利用程序化规则一下子把自己撇清，然后嘱咐何涛“这件公事非是小可，勿当轻泄于人”，显示自己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已经“轻泄于人”的何涛只是一名武官，哪懂得小胥吏的这些弯弯绕？还一个劲儿猛夸“押司高见极明”，恳请宋江“千万作成”。
这个时候的宋江是否偷笑何涛的呆傻，已经无从可考。但宋江接下来能以回家“分拨了些家务便到”的借口脱身，然后立即飞马报于晁盖，说明何涛等公人的办事素质，实在不敢恭维。等到县衙上班后，宋江领着何涛见了知县做了汇报，并以“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拿”为由，为晁盖等人赢得了充足的时间。在泄密问题上，宋江处理得冷静、合理而又富于智慧，显示了日后梁山“一把手”的基本素质。有这样一个把知县、缉捕使臣玩于股掌的能吏与朝廷为敌，也算是那些庸官的不幸了。
奠定宋江一生命运走向和日后江湖地位的泄密案就这么发生了。宋江终身恪守忠义信条，临死宁愿拉着李逵垫背也不愿意背叛朝廷，应该说表现出对国家法理的无比忠诚。但为什么在捉拿晁盖的问题上，却毫不迟疑地站在了情的一面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软约束的人情之所以能够战胜硬约束的法理，是因为人们在处理与能够获利的人脉关系相关的问题时，往往采取博弈的心态。
宋江和晁盖是心腹兄弟，两者又都有仗义疏财的美名。仗义疏财需要坚强的财力作为后盾，他们之间肯定少不了经济往来。完全可以设想，宋江在对待是否通风报信问题上，有这样的考虑：如果不被发现，他将获得更广泛的人脉关系和经济利益；如果发现了，尽管可能有牢狱之灾作为代价，但此举会让他获得良好的江湖名声。熟于基层政务运作的宋江，私下里认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极小。事实上，如果宋江不包养阎婆惜，或者刘唐不冒冒失失地来酬谢宋江，抑或宋江早早把晁盖的密信付之一炬，他这个通风报信的“深喉”很难浮出水面。在任何时候，以侥幸的博弈心态处理问题，都难免会付出代价。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宋江作为泄密案的主角，最后还是被阎婆惜发现了。
探讨宋江的博弈心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今天的社会依然是熟人半熟人社会，很多人特别是握有一定公共权力或者资源的人，都会面临情理法之间的冲突，当冲突来临时就有可能选择博弈的心态去处理问题。宋江博弈心态的产生，有时代的背景。中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基础的人情具有一致性。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相互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代官吏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不顾成文的律法而实行经义决狱。
熟人社会中，由于人际关系非常紧密，律法被搁置在了边缘位置，而情理、面子等则成为人际关系的黏合剂。在古代，人们首先是认为完美的秩序应该是情理法的结合，但当三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律法的地位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中，天理、人情甚至重于国法，如果在国法与人情冲突的时候，前者往往会被后者切换。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陈文昭会改文书轻判武松、郓城知县会一味地开脱宋江。这就造成了宋江博弈心态的最底线：即使被官府发现，他也不可能掉脑袋。
前面说过，在熟人社会里，握有公共权力及其他资源的人，在碰到情理法的冲突时，都有可能采取博弈心态。在这个问题上，宋江绝对不是孤例。朱仝、雷横开脱晁盖和宋江，雷横犯事后被朱仝私自放走，花荣明知道宋江犯法还予以收留，孙立能允许家人与山大王结交，都是情理法冲突下国法与人情切换的案例。
大量事例的发生，既说明情理法冲突的广泛存在，也说明博弈心态的随处可见。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柴进不是冤大头
亡国之后最忌讳的是不安分，韬光养晦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在任何时代，柴进这类人都是不安定因素。他的存在，本身对社会就是一种威胁。即使不是高俅集团成员的迫害，柴进早晚也会栖居梁山，走到官府的对立面。只因为肇事者是高俅集团里的恶人殷天锡，而柴进一贯任侠好义，颇有孟尝之风，像个正人君子，所以这个没落贵族受人欺负，被迫放弃家业落了草，才令人感到同情和惋惜。
柴进先祖柴荣，以螟蛉义子身份接了郭威的班，成了后周的世宗。柴荣命不硬，死得过早，留下了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坐上了皇位。五代十国是中国的乱世，纲纪不能维系，礼法全部荡然无存，篡位是家常便饭。在戏文小说中，与柴荣结义的赵匡胤，对“侄子”的位置很有想法。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春，归德军节度使、禁军统帅赵匡胤在陈桥，以一出半推半就的黄袍加身戏，夺得了政权，建立大宋帝国。
赵匡胤以侠武闻名，平时也喜欢读书，考虑到自己是以兵取位，怕有人照葫芦画瓢，登基后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赵匡胤为人慷慨爽直，是条汉子，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夺位之人那样，对前统治集团的人赶尽杀绝。宋太祖以后，朝廷一直强调慎法，具体表现为实行“大度兼容”、“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等政策。尽管这些政策造成了国家积弱而衰，但士大夫却获得了历史上较宽松的生存环境。终宋一朝，士大夫很活跃，党争不断，奸人也很享福，绝大多数都得以善终。按照赵匡胤的说法，只要柴氏后人不谋反，干什么都行，“凡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有这样的圣旨做保护，便有了前朝后裔柴进现在的幸福生活。
林冲在刺配途中，准备在一家酒店里喝一盅，哪知道店小二不答理，林冲很生气。小二解释说：“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咐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柴进的这种做法实属有病。柴家虽然没了皇位，但还保有财富和安全，享受着统治阶层的待遇，应该说做个安安分分的贵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就出在柴进把自己从圈子里分离出来，使贵族的身份边缘化，成了一个不安分的大款。
亡国之后最忌讳的是不安分，韬光养晦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氏之后，如钱唯演、钱唯治等都是小心翼翼，以书法诗词自娱，借以避祸。已经退化为大款的柴进花天酒地也就罢了，而他却借着律法的保护伞和官府的优惠政策，不但家里养着一帮子打手，还广泛资助犯了法的囚徒，把自己家搞成了黑社会分子的招待所。这种不断挖朝廷墙脚的行为，显然与主流社会和统治阶层不能相容。尽管柴进资助收留的人中，不乏林冲这样的受迫害的忠义之士，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对社会破坏很大的犯罪分子。这种做法使他赢得了很多追随者和好声誉。流浪江湖的赌徒石勇曾经说：“老子天下只让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下的泥。”两个人中，就包括柴进。我们现在可以想像，如果徽宗或者蔡京等人听了，自己在一个赌徒眼里，不如一个大款，甚至如同其脚下的泥巴，心里会作何感想？！
估计柴进的嘴巴比较碎，经常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阿Q似的到处炫耀老子也曾经阔过。朱仝问他为什么把杀了人的李逵藏在家里，柴进丝毫不客气地说：“容禀。小可平生专爱结交江湖上的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这些话要是让善于捕风捉影人听到了，至少可以弄出三条罪状来：一是毫不谦虚地宣扬“有陈桥让位之功”，有蔑视当今皇上之嫌；二是自豪地声明“专爱结交江湖上的好汉”，把收纳江湖匪类、窝藏罪犯当成业余爱好，无异于破坏社会秩序；三是骄傲地炫耀有“敕赐丹书铁券”，“无人敢搜”，根本就不把国家法度放在眼里。
宋江经常和柴进有书信往来，可惜一直没有见面。宋江以杀阎婆惜获罪之身第一次见到柴进，还没寒暄几句，柴进就拍着胸脯说：“兄长放心！遮莫做下十大罪恶，既到鄙庄，但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宋江小心翼翼地说自己杀了阎婆惜后，柴进竟笑起来，再次忽悠宋江道：“兄长放心，便是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这一切都表明，拥有特权的柴进，完全践踏着现行的国家律法制度，将自己和主流社会对立起来。
按道理讲，颁给柴进家丹书铁券，是用公文的形式来保障其财产和生命安全，这是朝廷给予的特权和信任。而柴进不珍惜和尊重这种待遇和荣誉，却用来作为践踏律法的保护伞，就有点出格了。柴进的特权和朝廷的存亡应该是共生的，朝廷赋予了柴进家丹书铁券，他却在不断挖朝廷的墙脚。柴进在毁人的同时，也在自毁。这样看来，作为前朝后裔的柴进和作为高俅义子的高衙内，除了人品质素上的差异外，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是利用特权满足一己之私，同样是以统治阶层一分子的身份，吞噬着大宋帝国的根基。所以，柴进被高俅集团整治，并不是冤大头。朝廷要治他的罪，是早晚的事。只是因为柴进的所作所为，尽管已碰到赵匡胤所划定的“纵犯”界限，但还没有达到“谋逆”而受“赐尽”的程度，所以正式的律法拿他没有办法。历朝历代，祖制都是很难逾越的。
如果柴进没有个叫柴皇城的叔叔，如果他的叔叔没有个漂亮的花园，柴进留在体制内的时间还要长些。偏偏柴皇城有个漂亮的花园，而偏偏又是被同样拥有特权的殷天锡看上了眼。柴皇城没有子嗣，就委托黑白两道通吃的柴进进行交涉。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徽宗宠信高俅，高俅与高廉是叔伯兄弟，高廉是高唐州的“一把手”，殷天锡是高廉的小舅子。尽管柴进拥有高于律法的豁免权，但裙带关系衍生出来的势力，根本就没把正式的规则当回事。势力是因超脱于规则而获利的。一向不习惯遵守律法的柴进，这次企图依靠律法解决问题，可算是打错了算盘，因为他正好碰上了更不遵守法度的硬茬。帝国有法不依的现实，连李逵这样的粗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