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教育层次上提高。因为，现代化的核心还是人的现代化。
我想，中国就要进入另外一个一千年了，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来说，意义非同寻常。中国在世界上不一定是最早的国家，但显然是一个历史最悠久、最漫长的国家。今天的埃及、今天的希腊已经和过去的埃及、过去的希腊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和中国截然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所谓〃悠久见深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中国又是一个有着很强的历史感的民族，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如此强烈的历史感，这使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常常习惯于寻找某一种历史的参照。我想，我们如果要讲人类的未来，总不能不讲人类的现在，讲现在总不能不讲过去，这两个参照系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当然人不能活在过去，但人又必须活在历史当中。
杨振宁：中国现代化及其他
题按：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于6月27日自美国抵英，接受德尔罕（Darhan）大学颁赠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仪式于28日上午于该大学最具历史性之古堡礼堂举行。杨教授于195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仪式中校方对杨教授20多年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贡献，赞扬备至。
《明报》读者于6月27日在德尔罕市桂林楼与杨教授作了一次聚谈。参加者有方李察博士、霍耀楚博士、简国强、蔡汉川、孙丽珂、陈发霖、谭剑雄诸先生。现据英文录音，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本文未经杨教授过目，如有错误，由记录者负责。
中国科学发展和现代化
问：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你认为哪一门纯科学学科，最易于赶上其他先进国家？
杨：我相信数学理论的发展，比较易于为中国快速追上。因为它不需要仪器。至于理论高能物理学，则较为困难，它本身虽亦不要仪器，但得有复杂的实验来支持，所以在没有大型实验室设备的环境下，理论物理学不大能发展得十分完好。
数学研究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中有几个非常出色的数学家，其中一个名字叫邱成桐，现年29岁，已经当了斯坦福大学教授好几年了，他是研究纯数学的，范围包括有拓朴学及微分方程和分析等。另一位郑绍远，和邱是同学，两人曾一同研究了一段时期。我想他们是美国近数年来最杰出的青年数学家。邱已经有了大贡献。
问：我相信化学对中国也很重要，但是我印象中好像中国大规模投资的是在高能物理那一类东西上面，而不是化学。中国有石油，似可作这种投资，制造各种化学产品？
杨：正正相反，中国投资最优先的，就是采发石油资源，这是事实，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不相信中国把高能物理置于石油资源之上。
问：中国好像还没有派留学生到外国念心理学等一类的社会科学？
杨：我想你消息不确，中国去年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院。1966年以前中国科学院属下设有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是一个全面性的研究组织，〃文革〃前有超过一百个研究所，其中只有一所是社会科学研究所，另外有一所独立的心理学研究所，两者都在〃文革〃中被撤销了，现在，一所平行于中国科学院的机构成立了，叫做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是胡乔木。社会科学是重要的。去年11月社会科学院已经成立了19所研究所，大大扩展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虽然我在大约200个留美中国研究员中，还没有会见过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生，不过我想这些研究机构刚成立，一时可能人才不多。
问：对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杨教授你的看法怎样？是否太冒进了，超出能力了，还是合理的呢？
杨：我所知道的不多，只是从报章上获悉的。我想中国1年半以前所订的计划，很明显，是野心太大了，而该计划最近已有所修正。
现代化过程需要大量资金，虽然中国有雄厚的石油资源，但石油的生产在最初时不会很快速。由于对好些困难预测不到，中国最先作了非常庞大的计划，可能是求治之心过切。后来与西方的谈判，使中国意识到：投资者很会精打细算，他们想在投资之前，对收回利润有所保障，我想在这方面，中国当初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心理，亦有些错误的理解，他们以为有了雄厚的资源，西方会愿意以每年约600亿美元的投资额在中国投资，但明显地，情形并非如此，因此在一系列的会议中，已适当地放慢脚步。我想放慢是好的，因为原计划不切实际，若让不切实际的计划执行太久，将来会事与愿违。我想不少错误目前已经发生了，但未足以真正致害。我想修订过的新的现代化计划更为明智，我相信从这个经验，中国必然学会怎样处理国际财务的安排。中国有资源人力与物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想，加上正确的管理，现代化目标最终会达到的，我想这个目标是不大可能会改变的，是基本的且是长期性的政策。
问：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再那么强调理想主义，而人民过分以金钱报酬为动机，会不会带来一些坏作用呢？
扬：我想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管理一个人以上的事总是困难的，更不要说管理十亿或九亿人民，我想你所指的危险确是存在：与西方太多接触而我认为这是好的而且必需的却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必定要以中国人民和政府的综合智慧和预见来解决其中困难。不过其中的困难也不一定是坏的就是了。
我举个例子，有人到过日本，说有许多事情很可怕，我说怎么可怕呢？他说你到日本的博物馆，就会发觉很多重要的日本画家都在做现代艺术，这结果甚为恶劣。但是我对这个人说，不要担心，日本有能力模仿别人，虽可能做出很多错误，但最终能够吸收好的部分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这是已经重复地出现过的，日本人可以说真有了不起的能力，他们的确善于模仿，但他们吸收好的部分，而最后排除坏的部分，这其中有个实验时期，如果你单看这个实验时期，你会说日本可怕极了，正在摒除日本传统中所有好的部分了，但是他们不会那样的。
他们采用了中国文化，但他们并没有变成中国人，他们也模仿中国绘画，但他们只是将若干特别类同的部分，加以汲取，而发展成为别具一格的日本艺术，他们的审美观足为世界之模范。
事实上应该遗憾的倒是中国，不少源于中国的好东西，现在你发觉是在日本发展得比在中国好了。我举个例，盆景，盆景源于中国，其意念源于中国，其方法也来自中国，用浅泥盆，这是在中国创始的。日本人拿了过去，加以发展，毫无疑问，他们已发展了日本的盆景艺术，而其成就比在中国能看到的盆景更高超，当然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作了更好的宣传。所以现在，〃盆栽〃是日本名词，如果你讲盆景，很多西洋人便不懂了。
问：围棋也一样吗？
杨：无疑日本人下围棋比中国、包括台湾省的人都好得多，日本人民就是有这个特点，我想很值得其他民族去研究，去效仿。
我想这当中我们应学习的是，吸收别人的东西并不坏，但必须排除对你可能有坏影响或无用的部分，同时转变及模铸好的部分，变成自己的。日本照相机完全控制了世界市场，德国人几乎已经放弃了生产。日本现正全力发展电脑工业，美国对此颇为担心。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日本人加入来竞争，他们会是一群极有力的竞争者。
问：你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独立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李约瑟①曾经做过详细的研究，我不是说他的分析一定对。他曾列举出一系列的因素，包括社会观念和经济结构等，但并没有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曾经有人问是否中国人的头脑不能与科学发展相适应？但是新中国和海外华人，近代在科学技术及其他很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使这个问题不再困扰中国人，而外国人也不再持以往那种讲法了。
问题很简单，如果有适当的环境，中国人的遗传因子在科学发展的各方面不会比世界上其他民族为低。
问：最近《新科学家》②周刊有篇文章，比较人种与智力的关系，文中指出，中国人及日本人在智力测验上面，通常都比白人为高，你对这结论的意见如何？
杨：很多智力测验的结果并不能尽信，而一般中国及日本的家庭是比白人的家庭更鼓励孩子们努力向学，这一因素不能忘记。但我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个补充。美国Westinghouse公司每年均从全国选出40名在科学课程中成绩超卓的中学毕业学生，给予奖金入大学。我收集了其中连续五年的名单，稍作分析。根据美国的人口统计，日裔及华裔的美国人各占美国人口约千分之三，但在该五年的名单内，华裔占百分七（十四名）日裔占百分之二（四名），由此看来，在美国的华人在科举方面的智力及成绩实在绝不比其他民族逊色。
中国语文的问题
问：我想请教另一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好些名词，很难翻译成中文的，对这个问题杨先生你有什么看法呢？
杨：传统中国语文原来所没有的概念，中国都会订出新的专有名词，好像物理学不少新的专有名词都已经翻译过来了。
我告诉你我自己的经验，1944年的时候，我正要去美国，在等待签证期间，在中学教书，教中学代数，所用的是〃范氏大代数〃，我自己学微积分和代数用的都是英文课本，所以我起初任教的时候不知道那些专有名词的中文，而我的学生大多数不懂英文，但是，这个困难一两星期就解决了，把那些专有名词翻译成中文，很容易的，不少也译自德文、法文。
1971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在中国作了若干次讲学，都属于我的研究项目，不少是我在美国学的，我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中文译名，但它们事实上已经给译成中文，而且有字典出版了。当时我不知道，所以我讲到某一个我不懂中文译法的名词时，就把它写在黑板的角落上，懂英文的人便告诉我它们的中文译名，所以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在黑板角落上已经写下了大约20个名词，这大大有助于我的记忆，因为同样的名词重复出现，所以现在我用中文讲我的专题研究，已经没有困难。可以说这个〃困难〃并不是真正的困难。现在不少华人学者在中国讲学，在这方面也没有困难。
问：现在中国一片向外学习声中，有必要对中国本身的种种优点同样重视，但在这方面，中国当局有没有给予足够的强调呢！例如我越读英文就越觉中文好，构造方面比英文合逻辑，这便是应强调的优点之一吧？
杨：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中国语言比之英文有优点，但并非在逻辑方面。不错高程度发展的文字有简化的现象，但我认为中文亦有缺点，便是缺乏严格定义的子句结构，比如在科学或法律方面碰到需要在子句中再有另一子句时，你会发觉很难译成中文，因为中文没有关系代名词，如that、which之类，使子句精确，所以一般只好写成两句句子，但法律上长句是可以更精确地作出定义，否则逻辑上便很可能被分裂了。所以在科学及法律上句子要有精确结构及句法，此为中文的缺点。
但中文用来写诗则极好，原因也如上。因为写诗不需要精确，太精确的诗是不好的。中文诗很少介词，如果想把中文诗译成英文诗而保持中国味道，则不要加入介词，有一个美国诗人安格尔，他太太是聂华芩，他们两人译毛泽东诗词，颇为成功，译成英文、法文，其他人为了译得像英文诗一些，便加入中文原文中所没有的介词，但安格尔夫妇意识到加了介词便改变了意境。
就像抽象派画。西方画起初比较精确，后来他们发觉精确不一定好，所以出现了抽象派画。写诗也是。我想中文有好处有坏处，我认为应倡导把欧洲语言中比较精确的句子结构，其中若干特色，引入中文句子结构中去。
女作家於梨华，颇为受欢迎，她住在纽约州。她是台大毕业的，后来念UCLA，如果你读她的小说你会发觉她的句子结构比起巴金老舍等30年代著名的作家不同，原因在于这些30年代作家的写作根底是古典中文，而古典中文写作不擅长于逻辑性，不长于构句的严谨性。而於梨华，明显地大量借用了英文句子结构。我想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作家采用这种句法，未来的中国语文将受影响。除此以外，有没有可能引入其他好的，例如相当于关系代名词的句构呢？这要语言学家去研究了？
英文可说是最多语汇的语言之一。好处是可以表达更复杂的内容。中文另一缺点是字典排列不便及缺乏简单打字机，我认为这值得研究，是否中文最终要罗马化的可能性。不过这不是未经彻底研究而能作出的决定，否则一下子会带来混乱。
一个极好的反例是日本借用中国语叫汉字，已经成了日文的一部分，他们曾经有过摒除汉字运动，但没有成功，所以他们大约用1000多个汉字。从前他们写诗用汉字，现在也写没有汉字的诗，也有两者都用的。以前他们写诗全部用汉字时，读诗时由于日本句法不同，要用数字1234标出次序，是很滑稽的勉强的办法。
我想中文的改革，如果发生这种混乱的情形，便当绝对避免，如何避免当然就要在改变前认真地研究。
问：至于用拼音又如何？它是用字母去直接译中文的音，是否就可能既实现字母化又能保存中国文字的特征？
杨：用拼音有些难题，第一是用单音还是复音呢？第二是中国字有很多同音异义的字。第三是假如用了复音字对于字的来源就变得不清楚了。第四是如何翻译古书的问题。第五是方言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要实行汉字完全拼音化，先应作学术研究方面的小规模试验，然后较大规模的实验，例如，可放到一个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