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已经充满了叛道者的声音 ”
蔡元培喃喃地自语道：“我是怕我的学生会因为主义的不同而互相残杀，我不忍心看到青年人胸口的血呀……”
夜风中，他终于痛苦地闭上了那双迷惘而略显矛盾的眼睛。
李大钊也仿佛看见胡适颇为得意的眼神，胡适说蔡先生已参加了他的努力会，提倡在中国大谈好人政治。好人再不出头，坏人就会背着世界走！
李大钊望着敬爱的蔡先生，心里也隐隐地渗出一丝困惑。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七章 好政府主义（1922）
第七章 好政府主义（1922）
1
1922年的中国呵，凑巧碰上了一个兵祸不绝的灾年。刚刚联手赶走段祺瑞的直奉两大军阀集团，又翻脸拉开了一场血战。而南方的铁腕将军陈炯明，也突然将反叛的炮口对准了非常大总统府。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杀戮和硝烟的时代，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首的文人集团，一个本世纪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群体，却带着三分好奇，七分书生的憧憬，走出了书斋，面向武人专制的强权政治，庄严地发表了他们组阁的政治宣言。一幕中世纪没有演完的悲剧，就这样降临
故事还得从那位梁士诒说起，其实直奉之间的争斗早在靳云鹏组阁时就已经种下。靳云鹏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当时张作霖一提议曹锟就默认了，而吴佩孚却暗藏不满。吴佩孚在直皖战争胜利后有点飘飘然了，公开宣称奉军参战是投机取巧。而张作霖更不把这位昔日的师长放在眼里，为了缓和矛盾，他又主动和曹锟结为儿女亲家。去年12月，张作霖见靳云鹏这个内阁总理做不下去了，就亲自进京扶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还暗中与皖系重修旧好，指使梁士诒内阁赦免了一批列为战犯的安福系人物，任命了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为实业专使。梁士诒上台后，完全看张作霖的眼色行事，在山东问题上秘密与日本谈判，决定借款赎回胶济铁路，最后由中日合作管理。吴佩孚认为这是卖国行为，先向梁士诒发起了“电报战”，这位秀才在报纸上叫骂不停，矛头直指隐在背后的张作霖。最有名的是他在1月10日的一份通电，俨然以民族英雄自居。
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胶济）铁路为是者，则其人甘为梁氏之
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紧接着，吴佩孚又纠集六省军阀电请徐世昌罢免梁士诒。吓得这位胆小的国务总理，连忙托病请假遁走天津。然后在4月3日，直系各军阀借给吴祝寿为名，云集洛阳，决定对张作霖直接开战。4月17日，吴佩孚自任总司令，设大本营于保定，兵分三路出击。25日，他又率直系各将领宣布了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出了动手的信号。与此同时，奉军也陆续开进了山海关。曹锟开始还想息事宁人，充当和事佬。但最后为了维护直系集团的利益，也明确地答复了张作霖“究竟是部下亲还是亲戚亲”的问题。他在给吴佩孚的电报中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直军方面由于有冯玉祥的支援，加上奉军十六师的倒戈，终于夺取了战争的全线胜利。曹锟和吴佩孚开始控制了北方的政权。
两人又都做起统一中国的美梦。吴佩孚先接受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提出的“恢复法统”的倡议，他认为恢复1917年张勋复辟时解散的旧国会，赶走段祺瑞的傀儡总统徐世昌，迎接黎元洪复位，对自己最有利。这样既能使国会和总统成为手中的摆设，又能从舆论上迫使南方政府失去存在的根据。于是他回保定后，就召开了各种会议讨论“恢复法统”。他自以为得计，其实又弄巧成拙 因为曹锟原来是想打败奉系后一步登上总统宝座的，但由于吴佩孚玩弄这套权术，反而推迟了他当总统的日期。吴佩孚不得不向曹锟再三解释，才勉强同意他联名发出通电，征求各方对时局的意见。结果除奉系、皖系军阀外，其他各省军阀都抱着对“恢复法统的不同理解而表示赞成。6月2日，他们两人又领衔通电“恭请黎大总统复职”。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后，吴佩孚继续呼风唤雨，指使直系军阀们发出了劝孙中山下野和欢迎西南军阀北上的呼叫。
而真正的革命者却始终是孤独的。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一心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可借手中没有党军，只能寄希望于陈炯明。为了北伐，他好不容易调集起四万部队，设大本营于桂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护法战争。面对强大的直系军阀，他也不得已派出密使，频繁地出入手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官邸，结成了反直的三角同盟。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北伐军誓师韶关，兵分三路进攻江西，并接连攻克赣南多座城市时，陈炯明也和吴佩孚达成了密的，并开始调集五十余营粤军从粤桂边境移师广州。为了稳定广州局势，孙中山应廖仲恺之请，于6月1日赶回广州。当他在观音山巡视时，发现陈炯明果然有谋叛布置，就在省城演说时公开警告道：“谁要叛逆，我就派飞机掷弹炸死他。”可是他并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他有点过于自信自己的威望了，他认为至少陈炯明的部下是不愿反抗他的。
而陈炯明也接到吴佩孚的密电，催他早日动手。说：“彼已将徐世昌逼走，请即履行条件倒孙，如再延不遵办，彼即宣布废除前约。”陈炯明终于横下心，先拘禁了廖仲恺，下达了对总统府的总攻击令。
孙中山是炮轰前得到消息紧急转移的。远处已隐隐传来叛军进攻的号音，宋庆龄怕同行不便催他快走，他却还想向叛军晓明大义制止叛乱。孙中山的左右见情势不容再犹豫了，就强挽起他的手臂离开了总统府。夜已经深 街上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总统府四周已布满了叛军的岗哨。孙中山化装成医生，从容自若地穿过封锁线，登上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舰。而宋庆龄是冒着密集的炮火，在卫士队长和副官的护卫下，于第二天才冲出重围与丈夫会合的。
6月17日这天，孙中山登上永丰舰，亲自率领六舰军舰，以密集的炮火教训了陈炯明一顿。他曾手书密令要江面前线的李烈钧、许崇智迅速回粤平乱。而回师的部队终因遭到直系和陈炯明叛军的前后夹击，经过一番苦战，被迫分成东西两路，在8月份撤退到福建和江西。而孙中山就这样一直孤守在黄埔海面，以艰苦奋战五十多个昼夜的最后失败，宣告了第二次护法战争的结束。这是他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他确实有些想不通，清朝政府曾用重金购买他的头，却没有成功，而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党羽，竟会在关键时刻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当他乘俄国“皇后号”邮船回到上海时，已是炎热的夏天。他惨痛地发表了《对外宣言》和《致海外同志书》等文告，他不愧是一位愈挫愈奋的革命领袖。他不止一次地对汪精卫、张继和蒋介石说，第一次护法活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而这次的失败，又使他认识到革命队伍内部也可能产生新军阀。他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开始关注十月革命，思考起以俄为师的新策略。
2
1922年的蔡元培没有想到，这是他真正主长北大的最后一个年头 他因足疾年初就住进了医院，而欠饷和经费不足又像瘟疫缠住了他疲惫不堪的身心。由于军阀混战，北京政府的预算光军费就占去了一半以上，而教育经费只占七十五分之一。就是这点可怜的经费，也常因被侵占而不能如数拨付。蔡元培一回国就发现，他的北大已寸步难行。不光建筑无费、购书无费、置办仪器及一切校务行政无费，连教授的薪水又开始拖欠 身为北大校长和学界泰斗，他只能不断地领衔向北京政府抗议。他还乘当时关税增加，德国承认赔款，各国庚子赔款的退还等有利时机，与北京教育界及各校学生组织，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教育独立运动。在北京高师召开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教育经费、教育基金、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的三大主张。
为了推动教育独立运动，从根本上对抗北洋政府，他又在《新教育》杂志发表了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大声地向社会各界疾呼：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
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
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
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
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
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
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
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
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
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 所以，教
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无论如何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
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公同的，英国的学生，
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学；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教
会是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
远没有定论，只好让成年的人自由选择，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
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
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蔡元培的文章一出来就惹得当局非常恼火，那位内阁总理梁士诒就亲自给教育部挂电话说：“一派胡言，教育如真独立于政党之外，还要政府拨什么款，发什么薪 ”而全国学界却欢欣鼓舞，他人一出医院，李大钊和胡适就赶来家中拜访。
走进书房，只见案头放着一盆暗香袭人的草兰和四册《胡适文存》，蔡元培正在翻阅那篇《红楼梦考证》。胡适得意地笑了，这是他送给蔡先生的新年礼物，去年两人还为考证这部奇书论战过一场呢。李大钊身为共产党领袖，也被胡适拉进了努力会，见他神情严肃地说起一件正事：
“蔡先生，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各校学生信仰基督教。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所以我们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你出面做发起人。你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宗教 ”
蔡元培爽快地点点头，说：“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4月9日这天，北京大学召开了有中外人士参加的非宗教同盟大会，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演说。当时的北大真是自由到了家，北大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和马叙伦，就公开跳出来唱反调，抢先在报上发表宣言，声称信仰自由，知识阶层应首先遵守，反对他们发动的非宗教运动。于是蔡元培就在演说时反驳他们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 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
随着直奉战争的爆发，北京屡屡遭受溃兵的骚扰。为了保卫学校，蔡元培接受白雄远的建议，发动全校学生报名，很快组织起一支三百多人的北大学生军。蔡元培来北大后，目睹学生皆长袍大褂，一派文弱之气，一贯来重视体育锻炼。这次正好趁热打铁，任命出身军校的白雄远担任军事训练主任。在成立大会上，他亲自颁发了军旗，并邀请军事学家蒋百里来校授课。这支全国首创的学生军后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名扬四海，两年后当蔡元培被迫远走欧洲，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时，北大学生军担任了在前门火车站迎接孙中山的仪仗队和警卫任务。中山先生逝世后，又是这支学生军守卫了灵堂，当移居香山碧云寺时，学生军三百多人着孝护送灵车，使灵柩倍增了一种特殊的哀荣。
刚刚在改选中荣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先生，终于走出书斋，手捧着黑皮包，容光焕发地大谈起政治。他虽然想方设法营救过陈独秀，但这并不妨碍他反对各种过激的主义。一次北大学生成立了新闻事业同志会，请他去演讲，他一开口就讲了一句令人膛目的大话：
“我希望你们研究真问题，少讲虚主义。你们宁可因讨论活问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也不要拿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公绰的报纸充篇幅。”
看来，马克思主义也曾被军阀和政客搬弄和利用。胡适为了创办《努力周报》，开始频繁地出人各种社交场合。他看来很有性格魅力，眼界又很高，一手拉着曾是研究系的丁文江，并通过了抓住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总想跟军阀比学问，做新世纪的帝王师。一手又紧紧倚靠蔡元培为首的北大派，扮演起一种想在南北二府中保持独立评论人的言论界领抽姿态。他开始直接干预政治，操持言论 可胡适并不轻松，越想不偏不倚地公正，越是注定两头不讨好。胡适的思想立场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