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 第57部分

　　蒋梦麟挺会调节气氛，硬要拉马叙伦说。谦让了一会儿，这位马先生的脸就绽出了笑容。他说：

　　“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　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　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

　　众人听得哈哈大笑，蔡元培说：“怪不得我一回北京就有人告状，说你们北大被姓蒋的搞得乱糟糟　哎，守常，你说这样办学行　”

　　李大钊沉稳地点了下头，说：“这就叫‘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周爱山人’。我希望这种自由的精神，能从北大风行全国。”

　　蔡元培顿时来了兴趣，要蒋梦麟陪着先去参观“拉丁区”。

　　四人顺路弯进一个不大的小院，天井里种着几丛鸡冠花和爬山虎。里面一间间隔出许多小单元，多是一付铺板，一张窄书桌，两把凳子和一个洗脸架。条件好的还有个小书架，墙上深一块浅一块，裱糊着发了黄的旧报纸。当一行人走到最后一间木板房时，发现昏暗的烛光下，隐着个寒酸的穷学生。他穿一件旧竹布长衫，袖口缝一块歪歪斜斜的补丁，瘦小得像一头小刺猬，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正气凛然的几位大人物。

　　蒋梦麟问：“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系读书？”

　　他哆嗦着站起身，脸色苍白地说：“你们终于来查我们　唉！我其实是个失业的小学教师，实在没钱呀，连旁听的手续也办不出，只好天天溜进去听课。”

　　蔡元培听他讲绍兴口音，又问了一句：“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他兴许是被逼急了，神情决绝地提高了嗓门：“我叫许钦文，因喜欢写小说，和几位文学青年聚集在沙滩，最喜欢听豫才先生的课。前几天周先生知道了深表同情，还在下课后请客喝牛奶吃点心呢。他说蔡校长已回来了，一口答应为我们说情办旁听生的手续……”

　　“还有几位叫什么名字？”

　　“胡也频、曹靖华，另一位是宁海人柔石。”。

　　“我就是蔡元培，他们人　”

　　“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蔡先生？……”

　　许钦文惊愕得手脚无措，连忙恭敬地向诸位鞠躬。他羞涩地望着蔡元培说：

　　“他们都去小饭馆了，我没钱，只能让朋友带个烧饼回来。”

　　蔡元培感叹地说：“你明天就领他们来办手续吧！不过现在得跟我们去吃饭。”

　　这顿饭吃得挺有趣味，四位大学者听一位偷听生摆谱，真是大开了眼界哟。

　　许钦文说，这沙滩一带是天下最理想最自由的学习区域。先说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而且茶水、电灯、佣人，一切在内。而北大的吃又是最自由的，你看门口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店去、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你的肚子。两毛以上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可以吃到两菜一汤。普通客饭一荤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分钱足够　馅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当然最经济的还是吃面，三碗面皮六分，小碗麻酱四厘，六分四厘撑得饱饱　如果你不在乎自己“大学生”的虚面子，上汉花园那小食摊和洋车夫并排坐在矮凳上啃大饼，自然更省钱。当然最贵的还是这学士居，菜确实好，我们穷学生却不敢光临。好在这楼上壁间挂着“胡适之贺”的对联，你们看，上写“学问文章，举世皆推北大棒；调和烹饪，沙滩都说学士‘成！’”有胡博士做广告，确实又吸引了不少人。

　　许钦文又说，最痛快的还是求师。北大的校门真无愧“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最妙的是所有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信仰学术是天下的公物，决不会小家气的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像我们不但大胆地偷听，听完了还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的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而且他一定会很实在的带回去，挺虚心的看上一遍也许二遍，到第二堂课时还给你，告诉一通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榆扬。蔡先生，你可听说北大有“凶”“松”“空”三部曲　这也是在“拉丁区”流传的笑话。说北大投考时“凶”，入校后“松”，毕业后“空”、什么意思呢，如和清华比、门门功课北大学生肯定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那种既多又怪的大人物，那种自由竞争的学术空气，却是天下任何学校都赶不上的。所以这“空”字实际上是一种调侃，像“五四”时期北大一下子就冒出了这许多大主角、大英雄就是佐证。

　　许钦文还说，蔡先生、蒋先生，北大千万别再停课　我是靠几个小稿费来维持生计的，有课好听，有学问好做，再苦心里也是暖洋洋的。否则。又何苦泡在这里消磨生命

　　许钦文还想唠叨着说下去，马叙伦却举起了酒杯：“别说了，蔡先生，我全听懂　唉！这一年多来，为了教育经费问题，不幸荒费了无数学子的无价光阴，这是我们很抱歉、很惭愧的。今天这顿饭该我老马付账了，来，喝酒！喝酒　……”

　　　　　　　　　　　　　　　　　　7

　　10月6日夜里，胡适接到一个叫顾名君的电话。他是从上海打来的，说陈独秀又在法租界被捕　胡适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对方说罪名还是年初查封《新青年》时的老话——宣传过激主义。

　　胡适急着给蔡元培家里打电话，想请他向法国领事馆求救。电话里，胡适这位人权斗士忍不住用安徽土话骂了一句：

　　“法国人真不要脸！”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了陈被捕的消息。蔡元培越想越对法国人愤怒，便把胡适和李大钊叫来　胡适说事情发生在10月4日下午，有三位“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想买《新青年》。陈独秀闻声从楼上下来，见来者不善刚想从后门溜走，发现已有人把守在那里。不一会儿来了两辆汽车，把陈独秀和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全捕去了，还搜去了许多《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

　　到巡捕房后，陈独秀灵机一动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信口报了假姓名。没想到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去陈家时也被捕　这位姓褚的一见陈独秀就拉开嗓门说：

　　“仲甫　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　”

　　这一下陈独秀终于暴露　待巡捕房查清邵、褚两人身份后，当即放人。公堂审问时，巡捕房硬说包等四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坦然相告：“有事我负责，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在陪我太太打牌，所以一切和客人无关。”

　　蔡元培沉着脸说：“这件事我已和朋友商量好了，主张不和法国领事馆交涉，因为现在的领事馆很守旧。我准备与你们联名给上海的法国领事发一个电报，希望这位开通的领事能设法放人。”

　　说完，他摸出一份拟好的电文。两人看得连声叫好，非常钦佩蔡先生的胆识和气魄。

　　　　以思想和言论定罪，为中世纪封建郡主国惯用之手段，非民主自由的

　　法兰西共和国所为。陈先生为中国思想界明星，磊磊光明，一生倡导科学

　　和民主，望能尽快设法开脱为盼。

　　李大钊刚接到李达的电话，要各地党组织派人去上海营救陈独秀。还说已请孙中山打电报给那位开明的领事了，马林也请了法国律师巴和先生承办这个案子。但形势非常严峻，陈独秀从牢房里带出消息，说家里有马林给他的密情，万一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的刑。他这次打算为主义而坐牢了，谁害怕不愿干也可以退党。

　　蔡元培对营救陈独秀非常热心，电报拍出后又亲自给法国领事打电话，为这位老朋友说情。半个月后，法庭终于了结了这个案子。判决书上说：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五人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也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天和李达请马林吃饭时感叹地说：

　　“这次共产国际、孙中山和蔡元培，算是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患了一次大难。我是不会忘记的。”

　　他和马林心平气和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从此，陈独秀算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11月间，这位党的总书记签发了《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起到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发展党员骨干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超过二千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建立工会，发动工人运动。张国焘已担任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蔡和森、李立三也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央局批准为中共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工作。

　　这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起舞。李大钊约罗章龙、刘仁静在红楼密谈，决定正式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公开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掩护党在北京的地下活动。

　　“蔡校长能同意公开在校刊上刊登启事，开成立大会　最近内阁总理又换了奉系的梁士诒，是个反动的亲日派。直、奉之间的明争暗斗迟早会激化，蔡校长为营救陈独秀已招来不少非议，他还敢冒这个风险　”

　　李大钊听了刘仁静的这番话，也有点吃不准。他沉思片刻，还是叫罗章龙先去试探一下。

　　罗章龙起草好一份启事，就来到了景山东街的校长室。他知道学校里的守旧派很多，所以当他说明来意交出启事时，眼珠子一直盯着对方的表情，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湿漉漉的汗。

　　蔡元培什么话也没说，显得很沉静地瞥了一眼启事。

　　上面有19位发起人的名单，其中罗章龙、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刘仁静等，全是当时北大的学生。

　　蔡元培好像有点为难，坐在椅子上，非常难得地点燃了一支烟吸了几口。最后终于说：“好！我签个名，拿去发表吧！”

　　罗章龙见他答应了，又得寸进尺地邀请道。“我们打算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还想请校长来演讲呢。”

　　蔡元培宽厚地望着这位湖南人，说：“你还挺会做说客哩，到时候再说吧！”

　　这份启事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就有人来找蔡元培

　　“现在政府正在到处侦缉防范‘过激主义’和‘过激党’，你看着好了，今后学校将不得太平　”

　　虽然教授们议论很多，但蔡元培还是顶着压力出席了成立大会，还在演说后和全体会员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的“亢慕义斋”就在校长室附近，这天夜里皓月当空，清风宜人。蔡元培下班后路过此地，见里面亮着灯，就轻声推门而进。李大钊正领着罗章龙的德文翻译组在伏案工作，好像是在翻译《马克思传》和《共产党宣言》。见蔡校长来了，大家都惊喜地抬起了头。罗章龙说：

　　“蔡先生，你对我们翻译外文提出了‘信、达、雅’三个标准，可具体做起来挺难呢！”

　　蔡元培笑着点点头，他因曾留学莱比锡大学，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还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提出的三条标准是什么意思　信，是要忠于原著。达，就是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求译文有文采。但真做起来就碰到了问题，像《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上空徘徊。”这句话翻译组琢磨了很久，觉得怎样译都不恰当。因为“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最后还是罗章龙作主，李大钊拍板，于是在后面加了这样一段说明文字：

　　“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

　　蔡元培显然有话想说，见屋里人多，就约李大钊来到门外。院子里，水一样清凉的月光柔柔地洒满了卵石小径。蔡元培意味深长地问：

　　“听说你和仲甫搞了个苏俄式的政党？”

　　李大钊的心一紧，脸上仍不露声色。他避开了这个话题，反问道：

　　“先生不是一直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蓄　”

　　蔡元培有点烦躁地长吁了一声，朝夜空抬起了头。“我的内心一直很矛盾，从精神上我自然支持任何反政府的行动。中国的政治实在太黑暗了，非推翻他们不可。但我又顽固地认为教育和教育家必须独立于政党之外，所以这些年连中山先生我都疏远　中山先生好像也看出了这层意思，他给蒋梦麟写信，会说‘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但对我只说，现在北方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而苏俄式政党是提倡暴力夺取政权的，守常，难道人类的大同理想，就不能通过改良和互助来实现　”

　　李大钊坚毅地摇了摇头，回答道：“不可能！连段祺瑞和徐树铮，都是被吴佩孚用枪杆子赶下台的。再说，这些年你不是一直在支持我们宣传新思潮，鼓吹思想革命　思想革命必然会发展成政治革命。你听，远处的天空，已经充满了叛道者的声音　”

　　蔡元培喃喃地自语道：“我是怕我的学生会因为主义的不同而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