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数的进化史，从自然数是“自自然然的数”，到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中的数，指的是“有理的”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成员希波苏斯发现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无法用直角边度量从而发现了另一种数——“无理取闹的”数，据说希波苏斯就因为这一发现被扔到大海里，因为他在宇宙间搞出了这样—个东西否定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条：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能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经过若干世纪，人们慢慢接受了无理数，并被认为是实在的一部分，于是把有理数和无理数称为“实实在在的”数。再后来发现？1的平方根不是实数，于是取了一个诨名“虚无缥缈的”数，好像数学家在选用这个术语时就自认这种数量的虚幻性了。
到十九世纪，大多数数学家如柯西、高斯等都认为无限只不过是言语上的一个比喻，而决不是数学的对象。然而康托尔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将无限划分为几个层次，创立了超限数理论。
康托尔说过一句令那些想开拓新的数学领域的人激动不已的名言：“数学的精髓在于它的自由。”数学是真正自由的吗？自从有数学始，数学家群体正像一般的社会群体一样总是分裂为保守派和自由派，当我们用3去减2，求2、？1的平方根，将无限作为完成的整体时，我们都面临着“可能与不可能”的激烈交锋。现在我们知道，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仅有相对的意义，不可能性几乎永远是某种限制产生的结果，这种限制通常被传统神圣化了，以致好像其本性就是如此，一旦除去限制，不可能性就消失了。但是我们每次从不可能到可能的同时又设置了新的不可能性障碍。被认为最富有革命精神的超限数理论打破了“整体大于部分”的信条，但它仍保留了一条最重要的原则：一一对应。
这种限制和自由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法律到道德，既有一定的限制又有一定的自由。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写道：
一个人坚持认为，
有的东西就是不爱墙壁，
另一个人则坚持
围墙完好，邻居和睦。
尽管这两种说法似乎正好针锋相对，但这两者却都是千真万确的，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墙壁——对于他们的自由的限制。但同时他们又反对所有的约束，一旦取消了约束，他们就感到快活！
数是我们的尺度
通过除去限制，我们从自然数得到整数、有理数、无理数、虚数，再从有限数到超限数。那么这些数是不是客观实在的呢？丹齐克认为，除去一切形而上学废话，除去哲学的行话，“我们称作客观实在的东西，归根结底，就是许多能思维的生物所共有的东西，就是一切能思维的生物所能够共有的东西”。
对于古希腊普通数学家不能理解的无理数，现在是有文化的人智力的一部分。仅仅一百年前，康托尔创立超限数时还是孤军奋战，其阻力曾使康托尔精神崩溃，然而康托尔的无限理论现在已被作为正统数学的基础，连伽利略、柯西、高斯这些大数学家也不能理解的东西，我们数学系的大学生可以与人津津有味地谈论无限的几个层次了，好像是真的一样，如果有人持异议的话，恐怕他不能搞这一行了。
今日的实在不过是昨日的幻象，然而它并不是素来如此熟悉的。在某个时代，它也教人迷茫不安，直到后来我们给它一种更为原始的幻象为止，这最后的一种又是曾经经过若干世纪的习惯才变成具体的。丹齐克由此得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幻象之能存留着，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组织、整理和支配我们的经验，因而对于人类的生存大有裨益。能够保持和促进人类的生存的就可以繁荣生长，从而赢得实在性的权利。
这种观念使我终于理解了科学革命的本质：“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靠使它的对手信服，并使他们领悟而获胜的，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对手终于死了，而熟悉这个真理的新的一代成长起来。”数学家魏尔和波利亚就曾经为数学分析中的一个定理的实在性打赌，其标准就是几十年后接受该定理的数学家的人数的多寡。
为什么我们要倡导学术自由呢？因为我们要允许新的观念有一个可能由少数人接受变多数人接受的机会，这样人类才会不断进步。所以客观实在不过是一个民主的选择罢了。当你因为你视为红的却被我视为绿的就宣称我是一个色盲时，如果不采取服从多数的方法，你又怎能证明你的判断是真的呢？数，变成了我们的尺度！
当我得出这么—种哲学的时候，又有谁否认我不是因为太熟悉了《数，科学的语言》呢！
《数、科学的语言》【美】T。丹齐克著，苏仲湘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五年四月第一版，1。55元。
禁欲时期的爱情
？ 祝 勇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准确点说应当叫做《禁欲时期的爱情》。禁欲时期有没有情欲？当然是有的，尽管并不说。革命时期爱情的书都不能看了，连《牛虻》都是毒草，但至少《红楼梦》还是可以看的——领袖在看，人民也在看。《红楼梦》里便有许多不文明的词儿和不文明的动作，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就是谁也不说出来，要说也只说贾府里的阶级斗争。王小波小说的好处就在于他不装孙子，在《革命时期的爱情》的序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就像有人在自己的书前面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一本革命化的书”，或者“这是一本讲理想的书。”别人写别人的，王小波写王小波的。别人写什么，他便不写什么；别人不写什么，他便写什么。别人不敢写或不愿写的东西，王小波写了，写了之后，自然有人出来说话：“书中写男女间的纯真爱情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在各种背景、各种条件下男女做爱的细致描绘……说得好听点，这是给年轻人在性关系上实行‘启蒙’，为人们乱搞男女关系开绿灯。说得不好听点，这样的‘天才’作品实际上是在起‘教唆’作用。”（吴小如：《开卷无益王小波》，原载《文学自由谈》）总的来说，吴小如先生说的还是比较好听的，他毕竟是学者，只想到“纯真的爱情”，还没去讲革命化的爱情、政治化的婚姻。至于“启蒙”和“教唆”，那更是对王小波的表扬，因为它们响应了周总理“性教育应当从青少年抓起”的号召。
由于我是一名受封建思想毒害很深的青年，对性这个问题总还是有些忌讳的。起初读王小波的作品，虽觉得好，但至少在我，是不敢写的。贾平凹的《废都》、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都不很喜欢。但王小波的小说我是一见倾心的，当然，是偷着喜欢——没事儿偷着乐。尽管我不敢做王小波，但是我很庆幸中国出了个王小波——终于。劳伦斯通过小说来控诉机器工业对人性的阉割，王小波则通过性来暴露政治时代的尴尬，宣示个体生命与群体社会的对峙。在到处是革命标语的工厂车间，形如阳具（王二的比喻）的烟囱挺拔而起，该是多么鲜明的讽刺；而在厕所墙上的炭笔裸体女人画上“添一个毛扎扎的器官”并写上革委会主任的名字，自然比酷暑里喝上一碗冰得扎心的酸梅汤还要痛快解气。性这个东西，还真了不起哩。
我刚才自称是一个受封建文化毒害很深的人，其实我有点自夸了，比如受古代禁毁小说一类封建糟粕的毒害就很不够，于是很想被王小波“启蒙”一下——如果他真像吴小如先生所说的那么灵的话。故而，我是怀着很高的期望值读王小波的小说的——当然不是当着别人的面读，当着别人的面时我一般只读汪国真的诗——结果王小波却令我很失望。王小波对性的渲染十分有限，最多只是白描式，三言两语，敷衍了事，极不认真，让许多人以为脱了衣服就能生出孩子。其实，为了对王小波有免疫力，我是做过一番准备工作的：事先找了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来读，叫《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用句政治术语，叫“先下点毛毛雨”。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如果说这本书把我浇成落汤鸡，那么王的小说只是微湿衣衫，令人徒叹看错了天气预报，白打了一回伞。与此书引证的古代文本比起来，王小波只能算是小儿科。不需要什么古典文化功底，任何一个器官正常的人都能体会这一点。吴小如先生是古典文学（戏曲）专家，《绿野仙踪》之类的作品想必不会陌生，自不必多说了。所以王小波写的不过是人之常情而已。当然我撰写本文的目的不是对王小波的作品进行荷尔蒙鉴定，这样做会抢了别人的饭碗，招人不待见。我们都是凡人，我想闹明白的只是，为什么人们总跟人之常情过不去。
王小波透过性来表述他的民间立场，而我所受的性（爱情）教育则来自主流意识形态。我这辈子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部至今可以令我感动的作品）。小说里也涉及性。在保尔的几位情侣中，最令我心动的还是一袭水兵式衣裙，留着乌黑的麻花辫的冬妮娅。那是一场带有小布尔乔亚情调的粉红色的恋情，就像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恋情。我的“情敌”刘小枫在《忆恋冬妮娅》中这样深情叙述他们的共处：“出逃前夜，保尔第一次与冬妮娅搂抱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他感到冬妮娅柔软的身体何等温顺，热吻像甜蜜的电流令他发颤地欢乐；他的那只伙夫手还‘无意间触及爱人的胸脯’……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革命在相爱的人儿于温柔之乡紧挨在一起时戛然而止，保尔就与资产阶级的女儿结了婚，那又会是另一番故事。”（原载《读书》）可是保尔却说：“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是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保尔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选择，情欲在那个时代里不会有自己独立的位置。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冬妮娅也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终生所爱。
我看的第二部小说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林道静出于同样的动机和余永泽说再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简直是前一部小说的中国翻版，只不过用中国的女主角，替换了苏联的男主角。看完这部小说，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或许，保尔和林道静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他们的爱情一定比王二和陈清扬的偷情光明正大得多。支配他们情感生活的是纯洁的理想，而在王二和陈清扬那里，最多只能搜掠出一点《水浒传》里的江湖义气——王二一直企图用梁山好汉对宋江大哥的伟大友谊骗取陈清扬的身体。保尔选择了革命而抑制了情欲，“与冬妮娅临别前的情语被革命意识变成瑟瑟发抖的、应当嘲笑的东西。革命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我’的身体自我的情欲必须从属于革命”（刘小枫：《忆恋冬妮娅》）。而王二，一个响应毛主席号召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的革命知识青年（青年不假，却没多少知识），却正好相反，只对“脱裤子”表现出格外的兴趣：“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假如她想借我的身体开膛，我准让她开；所以我借她的身体一用也没什么不可以。惟一的问题是她是个女人，女人家总有点小器。为此我要启发她，所以我开始阐明什么叫做‘义气’。”（王小波：《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受惯了主流意识形态摆弄的人读王小波一定感到稀罕，倒不一定是稀罕性细节——那实在是乏善可陈，而是稀罕他在性上的直言不讳——直来直去，一点弯弯绕也没有。做人就大大方方做人，做鬼就堂堂正正做鬼。怕就怕又想做鬼又想做人，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关于这个，此处暂且不表，留待后文分解。保尔和王二的对峙，说穿了，是精神的堡垒和欲望号街车的对峙。
性爱是形而下的，而革命则是形而上的；性爱是世俗的，而革命恰恰是反世俗的。革命者最看不起个人的缠绵，靡靡的郑音和软软的桃花江与革命的道德理想格格不入。王蒙先生的文章《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载《读书》一九九九年第四期）便触及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他说：
“毛泽东是反世俗化大师，他对于惟生产力论的批判，他对于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的不屑，他对于按劳取酬等原则的‘资产阶级法权’性质的揭露，他对于‘坛坛罐罐’‘老公老婆’直到‘和平主义’和‘活命哲学’的嘲笑，乃至于他对于‘苏修’的批判，堪称反世俗化的大成。今人的对于世俗化的批评还无法望毛泽东之项背。赫鲁晓夫不是因为在匈牙利提到了该国人爱吃的一种牛肉大菜（何等地形而下！）而受尽嘲讽，并被总结为一大罪名：提倡‘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么！在一九五九年的首批反修檄文中，不断地出现‘凡夫俗子’、‘庸夫俗子’的字眼，这透露，修正主义的一个特点，正是它们的世俗性。
“陈毅同志依据毛泽东思想提出不穿裤子也要造原子弹，这当然是激愤之语，但也反射出我们的不同凡响的非世俗化豪情。
“不断革命也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罢，从生命体验的角度来看，就是要革命化，不要世俗化。革命成功，俗众们很容易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解甲归田，共享太平，过好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毛主席最最警惕此种事态的发生，因为它很可能通向修正主义。对付的办法就是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一家伙咸与革命起来，一家伙全民‘不爱红装爱武装’，看你还怎么世俗下去！解放后几十年，解决个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不知麻烦何几；发动群众闹革命，则驾轻就熟，一点就着。革命化确实是个宝，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