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睢⒉徘榧凹嵋憷炊辣僮杂芍场薄！�31〕并因此指责吴宓“苟活”，“活得太懦弱，太失身份，太自惭形秽，太愧对人格尊严了！”〔32〕这种情绪在《九书》中用力最多、篇幅最长的《谒王瑶书》中表现最为突出，在这里，机智的调侃、奚落川流不息，在亦庄亦谐、甚至有时是幸灾乐祸的叙事中，作者尽情挥洒着道德上的优越感及其隐含的智力上的优越感。
这种对历史人物的态度多少显得有些粗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作的《审查报告》中曾经指出：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33〕
虽然陈寅恪在这里谈到的是面对数千年前的历史的态度，然而，对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却同样不无启示。对于九十年代或者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文学者而言，当我们面对着已成为“历史”的“二十世纪”时，是否同样“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呢？陈平原亦对晚清学术中的类似倾向提出过置疑：“评述时人尚且不能局限于道德判断，更何况情况更为复杂的古人。”〔34〕“一切以是否与清廷合作为取舍标准，而不大考虑特定时期的历史情境与思想潮流，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颇，更何况以之褒贬思想家与学者。”〔35〕
对这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与其说是他们选择了时代，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他们。——没有人——包括陈寅恪可以在这个时代以外存身。在那冲刷一切的非此即彼的现代性大潮的冲击下，人文知识分子“选择”并参与“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也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文科学”的形态。因此，我们今天面对的其实是陈寅恪和胡适、鲁迅、王瑶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精神资源。所谓将历史历史化，就是指将这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放置在“二十世纪”和“中国”这一特定时空内加以把握。因此，在对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尊重的同时，是否也应当对胡适、鲁迅、王瑶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给予同样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呢？
《谒王瑶书》认为王瑶成为悲剧人物的原因是因为王瑶一生均为一个错误的价值理念左右，这一理念就是“认定革命战士（角色）天然崇高辉煌，而人文学者则天生卑微、琐屑与怯弱”，〔36〕然而，《九书》对这一思维方式的批判却只是将这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变成了“认定学术（纯粹的学者）天然崇高辉煌，而政治（与政治有关的学术）天生卑微、琐屑与怯弱”。显然，《九书》采用的逻辑与其批判的对象并无真正的区别。虽然《九书》被赋予了“价值重估”的使命，然而，建立在“学术”与“政治”这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反思”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不妨以福柯的“知识”与“权力”范畴取代目前使用的“学术”与“政治”的范畴。在福柯那里，知识、权力和主体性都不是一劳永逸的既定形态，而是一系列相互取代的可变物。福柯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癫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词与物》、《知识考古学》等中反复申述知识与权力之关系。他认为必须在充满冲突与斗争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考察知识的演变及知识主体——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他看来，权力和知识是相互涵含的，它们之间甚至也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一种互为生产性的关系。——“权力的行使不断地创造知识，而反过来，知识也带来了权力。”〔37〕因此，福柯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应当采取一种还原历史语境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而陈寅恪提出的历史研究中的“了解之同情”完全可视为“知识考古学”的题中之义。
如果“知识考古学”——亦或“了解之同情”能够使我们获得如下的知识——是二十世纪的学术形态本身决定了学者的存在方式，而不是反过来——由学者的永恒的道德决定二十世纪“学术”的价值——因为人格道德作为一种历史知识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那么，我们面对的老问题或许将为一些新问题所取代，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学术”？在今天我们要通过“学术”言说怎样的“政治”？——或者说，在当下的语境中，是什么“政治”构成了对知识分子确认自身存在的“他者”？是全球化、市场化的“政治”？还是“民族国家”的“政治”？亦或是制度政治？还是反制度的“新左派”的“政治”？
或许在这些层面上，我们对历史的清理与讨论才真正具有更多的“反思”意义。
注释：
〔1〕〔2〕〔3〕〔11〕〔13〕〔20〕〔22〕〔23〕〔24〕〔26〕〔31〕〔32〕〔36〕夏中义《九谒先哲书——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黎明通知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第56页、第55页、第450页、第131页、第151页、第459～460页、第13页、第54页、第324页、第87页、第87页、第354页。
〔4〕〔5〕〔6〕《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7～288页、第285页、第311页。
〔7〕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1947年版，第962～963页。
〔8〕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0〕《王瑶文集》第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12〕〔19〕〔28〕《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杜1993年版第36页、第94页、第210页。
〔14〕见1920年8月1日《晨报》增刊第二张。
〔15〕参见《胡适文存》第297～300页。
〔16〕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读书》2000年第1期第40页。
〔17〕见王蒙、陶东风《多元与沟通——关于当代文化与知识分子问题的对话》，载《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陶东风著，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16页。
〔18〕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21〕〔34〕〔35〕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第57页、第58页。
〔25〕见朱学勤文“1998年关于：陈寅恪、顾准、王小波”，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27〕〔31〕《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小引、第215页。
〔29〕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3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7〕福柯“关于监狱的对话”，中译文见《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80页。
文化英雄、文学想像与身份焦虑
？ 李 勇
陈寅恪和顾准在九十年代的戏剧性出场无疑是九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这两位生前蒙难的先贤肯定无法预想这份身后的荣耀。而且，我甚至怀疑他们如果泉下有知，是否会像那些崇拜他们的热心人一样对这份迟到的荣耀感到振奋。因为另一位也属被人们关心的同类人物钱钟书先生就在亲历这种喧嚣的场面时表现出了“逃名如逃役”的姿态。
这种真实人物与媒体塑造的文化英雄之间的反差，是我所说的戏剧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然而不管这些真实人物的意愿如何，媒体仍然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让那些被塑造的形象衍生着，从而形成了戏剧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以陈寅恪和顾准为核心形成了两个文化英雄系列。系列一：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钱钟书、钱穆、辜鸿铭等；系列二：顾准、老舍、林昭、遇罗克、李九莲等。〔1〕这些先贤英烈在被人们追念之时，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化妆，被抹涂，被传奇化了。而一旦有了这些主观因素的加入，这些人物形象本身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差异——不同知识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的人所叙述的文化英雄，虽然是同名同姓的人，却往往“对面不相识”。同是陈寅恪，陆键东笔下的那位特立独行的文化殉道者与吴定宇笔下的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埋头工作的知识分子之间究竟有多少相同？〔2〕
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到被塑造的文化英雄形象，中间经过了十分复杂的变化。有人准确地把这个过程概括为：“从专门研究者的解读，到知识界的认同，再到一般大众的接受，这些形象符号从被压抑的学术权威，变成有独立意志的逃离者，再变成有叛逆精神的反抗者，完成了一种被重新塑造的过程。”〔3〕然而，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过程得以完成的动力是什么？因为只有找出了这些动因，我们才可算是对这个戏剧性的文化事件有了理性的把握。
不可否认，传媒的参与所带来的炒作因素无疑是文化英雄们迅速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传媒的炒作也并不总是成功的，那么，“文化英雄”的炒作成功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也不否认学术界关于学术思想的反思与论争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文化英雄戏剧性出场的时机，因为正是在九十年代学术界反思八十年代学术风气的背景下，人们才在寻找不同于八十年代的学术路径时找到了陈寅恪、钱钟书等人代表的学术传统的。然而奇怪的是，当这些人被重新发现之后不久，便迅速地溢出了学术领域而进入了另一个更宽广的公众领域之中。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先给“文化英雄”形象定性，有助于问题的分析。为了讨论方便，我将以陈寅恪和顾准这两个核心人物为代表来展开分析。
陈寅恪和顾准的文化英雄形象是由两部非常有趣的叙述文字塑造出来的。一部是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一部是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在这两部作品出版之前，陈寅恪和顾准的名字大概只有他们的同行中的少数人才知道。这里有两个有趣的证据。其一是《顾准文集》初版时，据说全国的征订数只有8册，但到第二年也就是1995年第四次印刷时，印数已达3．45万册。其二是关于陈寅恪，夏中义先生在《谒陈寅恪书》中就曾困惑地问道：“先生在五六十年代之大陆学界并非显赫之人，先生之学并非显赫之学，为何区区一部传记（指《陈寅恪的最后20年》——引者）竟使先生英名在身后近三十年之今日大噪？”〔4〕正是这部《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初版后至199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印了5次，总印数达8．05万册，各类盗版书的数量更是无法计算。
印刷数量清晰地显示这两个不被人知的历史人物变成公共文化消费对象的壮观情景。要找出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对这两个文化英雄形象的塑造手法做一些分析无疑是必要的。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确定这两个文化英雄形象的性质，从而更进一步找寻这些形象被公众接受的复杂原因。
陈寅恪作为文化英雄的形象是由《陈寅恪的最后20年》定型的。这是一本怎样的书？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指出，“是书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理解尚存在偏失”。〔5〕如果把这个评价看成是对它的学术性的委婉批评的话，那么另一些读者就不那么客气了。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这本书“在热情的驱使下，失去了历史家所应有的分寸感”。〔6〕更有甚者，有人尖锐地批评道：“被象征化或符号化了的陈寅恪，在多大程度上是与当年人物相符合的呢？反过来说，作为当年人物的陈寅恪，是否真的有可能被这样象征化或符号化呢？……我觉得至少从态度上讲，不能不说它是一本非常浮躁的书。”〔7〕这些批评的声音其实指出了这本书的两个特点，其一，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其二，它对人物的描写与真实人物不相符合。那么剩下的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它有着过度的“热情”。陈平原先生一语道破这本书的性质：“这是一本高雅的通俗文学传记。”〔8〕
既然是“通俗文学传记”，那么我们当然也就不需要再苛求它对陈寅恪的学术思想有准确的理解了，也无须再用历史家所应有的分寸感和是否符合历史人物的真实这个标准来评价它的叙述了。与此相对应，《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的陈寅恪作为一个文化英雄，其实是一个文学形象，是文学想像的产物。
与《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部文学传记明显不同，《顾准文集》却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为什么我仍然把它看成是叙述性文字呢？我首先想要说的是那个令人生疑的印刷数字。从开始时全国只订8册，到第二年不到一年的时间猛增到了3．45万册，这中间的戏剧性变化真的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忽然认识到顾准的学术价值了吗？说白了，那些拥有一本《顾准文集》的人是否真的认真地读了顾准的文章？其次，这本文集是为了纪念顾准逝世20年由其弟陈敏之先生编辑并交付出版的。其中有两篇序言和两篇附录（其中一篇是《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