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式的骄傲和自尊（拍老腔儿）是别人学不来的。“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通过了几十年的严峻检阅。”他在序言中如是说。这里的启示就是：在众犬吠声的日子里守得住寂寞和清寒，敢于说不，敢交白卷，就能得到历史老人的厚爱和恩惠。怀想孙犁，我又记起在鼎湖山七星岩所见：那些裸露在石壁上的树根，石头一样的坚硬苍翠。与石岩横陈纠缠、不分伯仲。看上去顽强壮美，有静止的力量感和耿耿难眠的忠贞。
也有妄者弄出南巴（金）北孙（犁）的说法，不免乱了辈分。爱之深导致的。哪座庙里都有屈死的鬼，哪个大帅的旗下都有偏执的将。孙犁在天津住了几十年，并没有溶入那水陆码头，好像保持一些成见。我寡淡徒劳地在他笔下找到“杂巴地”、“路子广”等略带方言色彩的字，惜乎贬义居多。这是天津的不幸和交错吧？孙犁不像冯骥才，对市井不屑一顾，也不打算淘金，他好像把自己紧锁在四十年代，定格于农村水乡了。当年居津，孙中山住过的利顺德饭店经常路过，梁启超的“饮冰室”我也知道在河北区一宫附近的什么花园洋房。每次从孩子姥姥家出来，穿万全道路过山西路，我爱下意识把某个门洞想成是孙犁的住所，蹬自行车的姿势有些凝重。在鞍山道老报社门外，在列为文物保护的“张园”门口，我更假想过孙犁身影。我婶母的同事是孙犁子女的班主任；有关他在文革中的际遇，并没有像吴玉如那样和弟子们卖煤球去了，听说有人想乱点鸳鸯给他介绍当时炙手可热的江青的红人、远亲王曼恬。同饮津沽之水，却好像有河汉之隔。我走不近他。同城三十余年，每每只是于报纸上了解他，当有外地来的文化人到津时，谒见孙犁是种崇高的礼遇。现在我已四十多岁了，我从南方怀想孙犁，想说出好些杂乱的坦率的也很私人的感受，却有怕说早了或来不及说的惶恐。离开津门后我才开始能写些可以印成铅字的东西，口味却变了，我只能弄出平视甚至俯视孙犁的文字来，我不情愿地自外于他，这在当年是想不到的，正如别人无法想像我从残缺不全的书中所感受的幸福。
风骨个性残烈实话悲愤苍茫。这些词组我记纸上是准备搞孙犁专论的，年少点的读者可能光见了他的“弹别调”的文章。他的严肃会阻塞削减他的拥护者数量。自解放后孙犁的重要贡献就是培养作家，他习惯了授课的语气。可是惟我独尊在多元的空间毕竟格色，引起不服气，积沙成塔的对立情绪。
我深深检讨自己：虽然酷爱他，也引为防身的法宝，但是始终未能贴近他，更谈不上学像了他。我很沮丧，十分焦灼，也有其他因素干扰了我。这可能又回到“拍老腔儿”的话头。物换星移，有些地位崇高的巨匠和名家，轻易就在我心中失去了威信和光环。孙犁永远严肃永远教导永远曾国藩家书般的道德公理，我内心有抵触，避之则吉。比如他的晚期就满眼官司文章、火气话语。陈寅恪有诗云：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这是文学以外的孙犁，隔开遥远的时空望去，我仿佛望见一位孤寂的不苟言笑的老人。怀想他，我脑海涌出很乱的思绪及字眼：“拗相公”“偶像的黄昏”“模糊的铜镜”、“白头宫女”、“九斤”，但我还是记起余英时先生关于陈寅恪的“文化遗民”的论述。越往后发生的现象，越是孙犁的老眼所不愿见到的。可惜我们不能经常再听他的批判和责备了。我顺手拾取的“遗民”字眼但愿不被理解成贬义的，因为能和陈寅恪看齐者鲜矣。我理会，遗民心态就是对过去岁月和旧有价值体系低徊不去忠耿难眠的情势，对新潮的不葺事物反感对立，没心思认同。他可能连污水带婴孩一起泼了，更可能敏锐地看穿“新”宇彩衣下的“沉渣泛起”。他对自己无力改变的这个烂掉的世界满是愤憎与失望。这是一个心如古井、以孤僻冷落为主色调的老人。昔日的前景飞速地变幻成背景，选择的自由和信息的开放加上我们没到恋旧之龄，不会盲目弱智到惟孙犁的马首是瞻，但在浮躁失重太久时，平静地听听他的个性顽强旗帜鲜明百折不悔的诤言，会知己知彼和丰富许多。
小时候我上课不认真听讲，往往失望于老师某些解释的败笔性，心里就虚设假若我在台上，如何如何。现在观望孙犁，我们今后怎样做老人，也算现成的例范。只可能到那时不知不觉间依样画葫芦。为什么大西洋的海潮可以睫瞬相交、伦敦恒生指数可以随时获取的时候荷花淀偏偏离我遥远了？其实比遥远更甚的还有很多遗忘。非故意和无法控制的。
算来我最少二十年跟孙犁的作品纠葛感应，虽然聚少离多，终是年轮里的印痕。我们天津的大艺术家马三立说相声时，撩起大褂儿显摆自己嶙峋的肋骨：这都是学问，一本一本的！孙犁是我成人路上的灯标，是我不能变现却无法估价的宝贵资产。让我用他的话作结语：“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彩云；莺歌远去了，留在耳边的，还是莺歌。”
念楼小抄（之二）
念 楼 小 抄
？ 钟叔河
头 须
■
晋文公出国流亡时，守库房的小臣头须没有跟着走。文公回国即位后，头须求见，文公不愿见，叫接待人员说主公正在洗头。头须道：
“洗头得低头，低头想事想不清，难怪主公不肯见我了。”又说：“跟着走的人，不过是身不由己的奴仆；没跟着走的人，却在守护国家的财产，何必怪罪他们？统治者若是与老百姓为仇，该提心吊胆的就太多了。”
文公听到这番话，立刻接见了头须。
【念楼曰】 记者问邓小平长征时做什么工作，答复只有三个字：“跟着走。”可见在关键时候，跟不跟着走，的确是一个关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晋文公因头须没跟着走而不予接见，实不足怪。难得的是在头须发了一通牢骚后，晋文公反而立刻接见了他，其成为五霸之一，盖非偶然。
头须说跟着文公走的不过是身不由己的奴仆（羁绁之仆），对于赵衰、狐偃诸人并不公平。但他所说，统治者若与老百姓为仇（国君而仇匹夫），统治便不得稳定（惧者众矣），却堪称千古名言，大约也正是这话打动了文公。
【《国语·晋语四》】 文公之出也，竖头须（守藏者也）不从。公入，乃求见，公辞焉以沐。谓谒者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从者为羁绁之仆，居者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众矣。”谒者以告，公遽见之。
祈 死
■ 鄢之战得胜后，范文子回国，找来宗族里的祭师，对他说：“咱们的国君本就骄傲，这次豰癰得胜，那有修养的人还怕失踏，何况骄傲的人。国君又多亲信，得胜回朝，亲信们必会更无忌惮，动乱恐怕难免。凡是我的祭师，请为我祈祷快些死吧，先死了就安全了。”
第二年夏天，范文子死了。冬天，晋国便发生动乱，开始是？家三大夫被杀，最后连国君也被杀掉了。
【念楼曰】 人情莫不贪生，医院里去去来来忙的都是这件事。范文子两世为卿，人生之乐尽可留恋，却要祭师（宗祝）为之祈死，于衮衮诸公中可算一个“异类”。
何以如此？盖知大厦将倾，无法置身事外，不负主要责任者尚可一走了之，两世为上卿的他，若不想受那一番折腾，则只有求彻底解脱之一法。但此亦非人人所能为，首先须对此大厦有真正的爱心责任心，本人又须有较高的智力决断力。墨索里尼和齐奥塞斯库不是宁可被枪毙亦计不出此乎，是可哀已。
【《国语·晋语六》】 反自鄢，范文子谓其宗祝曰：“君骄泰而有烈，夫以德胜者犹惧失之，而况骄泰乎？君多私，今以胜归，私必昭；昭私，难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为我祈死，先难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难作，始于三？，卒于公。
子 孙
■ 松江有一户宰相人家，身后萧条子孙破落。有一回孙少爷在外面讨得一袋米，没有力气扛回家，只好喊了个揽零活的苦力来搬，又嫌他走得慢，说：
“我是宰相子孙，下不得力也难怪。你是个卖劳动力的，怎么也背不动？”
那苦力答道：
“我也是某某尚书的孙哪。”
这是友人董苍水告诉我的。
【念楼曰】 宰相俨然现代总理，尚书则相当于部长。古时中国社会号称“超稳定结构”，其所以能稳定，看来不完全是因为没有出伏尔泰、孟德斯鸠，也因为能自我调节。尚书的孙有可能做苦力，则苦力之孙也有可能做尚书，不全都是侯赛因之后小侯赛因，布什之后小布什。长沙人所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河东永远是河东，河西永远是河西，搞到后来太不合理时，就会洪水齐天，冲毁这个世界来重造了。
记录故事的赵翼，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和学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作者。他特意交代了故事的来源，想非虚构。
【《赵翼·檐曝杂记》】 云间某相国孙乞米于人，归途无力自负，觅一市佣负之。嗔其行迟，曰：“吾相门之子，不能肩负，固也；汝佣也，胡亦不能行？”对曰：“吾亦某尚书孙也。”此语闻之董苍水。
（插图：
杨福音）
制度不是万能的
？ 赵 刚
谈到中国历史上惩贪官，反腐败最厉害的皇帝，恐怕要属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位出身贫寒，讨过饭放过牛，当过游方和尚，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的皇帝，对世间人情世故的了解，比起一般人来要透彻深刻得多。登基执掌天下以后，他多次告诫属下：“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犹如刚会飞的鸟，刚栽上的树，万不可拔羽毛，动树根。只有廉吏才能严格约束自己，爱护百姓。贪吏则必然肥己害民，请你们引以为戒。”
这位贫民出身的皇帝打小苦惯了，坐了江山之后，不单自己节俭，而且对手下也抠门儿，也许明朝官吏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据史载，若按照级别来划分，省部级干部每年的工资是576石大米，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月薪大约是12000元左右；司局级干部每年的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约是4000元左右；县处级的七品官每年工资是90石大米，月薪大约1800元左右。（《明史》二十七卷《职官志》）
兴许有人觉得，这工资也不算低了。可是，细心的人曾经给算过一笔账，算完后您再瞧，这挣到口袋里的银两可就有点儿可怜了。首先，当时朝廷发的都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还有胡椒、苏木，当然也短不了还有银子，可这一切都要按大米折算。于是折算率就成了朝廷斗心眼儿，玩猫腻的一招！《典故记闻》中载：明朝的户部曾将市价三四钱银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至少卖20两银子。倘若以此来折算，完全把布匹当成工资来发，一位县太爷每年才能领3匹布，这样的粗布拿到市场上只能换2石大米（将近200公斤），月薪也就合400多块人民币。这么一算，明朝司局级和省部级的高干，月工资也就1100至3000多块钱左右。再者说，那时没有社会福利，也不时兴公费医疗，一旦官员退休，生老病死无依靠。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上加恩，每月才给了2石大米，不过400来元人民币。这还是财政部长的待遇，一般官员还享受不到。
最后，过去不讲究计划生育，也没有双职工这么一说，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喜欢儿孙满堂，官吏们要是有个七八口子，拖家带口，全指望这点儿薪水糊口度日，得！生活条件比如今的下岗职工也强不了哪去。（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
史料记载：一次，朱元璋心血来潮，想到属下家中私访。于是，事先没告诉任何人，他微服简出，来到了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的家里。像罗复仁这样的学士，在明朝一般都是官居五品的大员。可朱元璋来到罗家一见，大吃一惊。罗复仁家的房屋又旧又破，室内仅有几件旧家具。罗复仁本人在家中，登梯爬高正忙着粉刷墙壁。一见皇上驾到，罗复仁赶紧从梯子上下来，吩咐夫人给皇上搬椅子。可室内的家具太破，无奈之下，只好让大明皇帝坐了回板凳。朱元璋未曾料到弘文馆学士的官邸如此寒酸，顿时动了恻隐之心，旋即赏给罗复仁一处豪宅。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清官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为了给母亲做寿，因为生活窘迫，只买了两斤猪肉，甚至连桌上的蔬菜，也都出自他亲自督率差人在衙门后院自己栽种的。（明史《海瑞集》）
其实，朱元璋对官员工资菲薄心知肚明，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每逢官员上任，他总要召见赴任的官吏教诲一番：“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惠章，而刑责有不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明朝小史》卷二）这番话的大意是：我朱元璋效法古人，任命官员派往各地。这些官员刚刚提拔任用之时，他们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当官的时间一长，他们便又奸又贪。我对此早已有言在先，严格执法，决不姑息。结果是，能善始善终者少，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者多。为此，朱元璋给部下算了一笔账，晓以利害：“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可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若是四处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你就是手段再高明，也难免东窗事发。而一旦事发，你就要受牢狱之苦，判决之后，再送去服劳役。这时候，你得到的那些赃款在哪呢？也许在千里之外你妻子儿女手中，也许根本就没有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钱反正不在你手里，而在他人手中。这时候，你想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