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在雕琢文字上多所费力的缘故。先生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他总是把一种思想首先而且在根本上看做是一种历史现实的产物，而不单纯是前人思想的产儿；他研究思想史决不是从思想到思想，更不是把思想当做第一位的东西。这一观点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即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旧时代讲思想史的，总是从理论本身出发，前一个理论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就由后一位理论家来解决；这样就一步一步地把人送上了七重天。新时代有不少人沿着这个方向走得更远了，干脆认为思想是决定一切的，历史就是沿着人的思想所开辟的航道前进的。此外，侯先生对辩证法的理解基本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时虽也不免偏离），即矛盾双方是由对立斗争而达到更高一级的统一；而流行的见解则认为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以光明的一方彻底消灭黑暗的一方而告结束，把辩证法讲成了一种现代版的拜火教。文革中侯先生遭遇不幸，仅从理论思维方面看，似乎也理所当然地是在劫难逃。
我自己这一代人是从古典思维方式的训练中出身的。友人郑林生有一次向我谈过，他学物理学是从经典体系入门的，相对论、量子论等等都是后来才学的，所以遇到问题总是先从经典的思路去考虑；只有当想不通的时候，他才想到去用相对论、量子论等等。我想这就好比我们的母语是汉语，我们首先总是用汉语进行思维，只有当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表达时，我们才想到某些外文词句。我们从少年时代起所学的就是欧氏几何，牛顿力学和纳氏文法（Nesefield这个名字，今天的青年们大概已经生疏了，当年是人人必读的），那些都简直有如切豆腐干一样地整齐明快而又易于掌握。后来读理论，从笛卡儿到亚当斯密的古典传统也都具有这种优点，极其明晰易懂，初读即有眼明之乐。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也是个很大的包袱，它使人难于理解或接受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我对现代化的思想几乎全不理解，而且格格不入；不但对自己是外行的东西（如现代绘画、现代音乐）不能接受，就连有关本行的东西（如现代史学理论）也不能。这就妨碍了自己真正能够仰望现代历史学的高度。一个人的思想和人的自身一样，也是要衰老、僵化而终于被淘汰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一个人应该谦逊地承认自己的局限和缺欠。由于自己习惯于古典的东西，故于当代作家看得极少。但其中也有一些自己是衷心欣赏的，如于中国喜欢鲁迅，于西方喜欢Maurois，Merezhkovskv，Unamuno和Santayana。我喜欢鲁迅对于中国民族的灵魂是那么毫不容情地鞭辟入里，我喜欢Maurois以其灵心善感探索人生，喜欢Merezhkovsky以其微言大义提示（历史）背后的哲理，喜欢Santayana那种以成熟的智慧观察人生，（虽然我不懂他的哲学），喜欢Unamuno要说那说不出的或不可说的东西。
我时常想：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是生物人，但又不仅只是生物人；人是经济人和社会人，但又不仅只是经济人和社会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必要的，但都不是充分的。人性不就是生物性的总合，也不就是社会性的总合；人文科学（历史学）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当代各派新史学（如年鉴派）尽管对史学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缺点正在于把人性单纯地归结为社会性。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对它所研究的对象，在价值上是（或至少应该是或可以是）中立的，如一个化学家，对于化学反应的研究，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但是人（包括以研究人为自己专业的历史学家）则是有感情、有意志、有愿望、有好恶、有思想、有取舍的活着的人生整体；他不单是观察者，而且同时还是参与者和演出者。而科学家（如经济学家）却不必参与演出（如参与股票交易）。假如一个经济学家以其对股票的分析而引起了股票市场的波动，这时候他就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参与演出了。历史学家以自己的研究（如以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书法）而参与了人类史诗的演出。追求人生的美好，不是化学家的任务，也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但它永远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不可须臾离弃的天职。很难想像一个不是为追求人生的美好这一崇高的理想所鼓舞的历史学家，能够写出一部真正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来。（但一个科学家却不必。）但愿这或许不是一种奢望：即将来有一天，历史学家能把传统史学的人文理想和价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严格纪律和方法、近现代哲人对人性的探微这三者结合起来，使人类最古老的学科（历史学）重新焕发出崭新的光辉来。它将吸收其他各种学科（文学、哲学、自然和社会科学），而又不是任何学科的附庸。它将是一门独立的人文科学，而历史研究所的牌子之上也将不必再缀以“社会科学院”的字样；正有如社会科学如经济研究所政治研究所之上，不必再缀上一块“历史科学院”的牌子（虽然它们都离不开历史学，但它们并不附属于历史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之间不存在隶属或依附的关系。
最后，在自己“终生碌碌”，“愧则有馀，悔又无益，诚大无可如何之日”中，写完这篇短序之后，不禁忆及友人中的几位。王浩和郑林生从中学时就是同学，几乎是朝夕相处度过了最难忘的一段漫长的青年岁月。他们两位的专业，我自己一窍不通。但他们的思路却在日常闲谈中不断深深地启发了我。这说来好像奇怪，但确实就是事实。杨超和我共事多年，又是好友。古人所谓史家四长：德、才、学、识，杨超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在举世滔滔一片咆哮着的人海声中，他仍然尊严地不肯放弃自己的高贵与洁白，最后不惜演出一幕屈原式的悲剧，以身殉之。大概历史和人生最微妙难解的问题莫过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怎样和人的善良意志相统一了。今天看来，史家四长之中终究须以史德为第一要义，史识次之，才、学又次之。杨超的英年早逝，不禁使我悲伤之余别有感触：社会进步的规则（不是指规律1aw，而是指the
rule of the game）本来应是择优汰劣；但有时候历史的现实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它最优秀的分子淘汰掉了；这就远非是一个我们这些苟活下来的后死者的道义和伦理的问题了，而更其是一个社会应该怎样进步的问题。或许，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就必需要付出这类极其惨痛的、但又必不可少的代价，如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三件大事：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工业革命的农村破产，苏联社会主义的历次肃反。自己有时候就用这种（或许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来安慰自己。杨超比我年轻，但在思想上和为学上经常是我的益友而兼良师。
本书所收各篇大多曾经发表过，此次只在文字上略加改正和修订。其中有三篇是论及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的。第一篇付梓后觉得甚不满意，遂另写第二篇，写完后仍不满意，本应就此搁笔，而《读书》编者又命再写一篇。三篇虽然不伦不类，但本书却因之而有了它现在的题名《历史理性批判散论》。
书中各篇内容拉杂，语多重沓，体例与文风前后不一，构思、写作与发表的时间跨度甚大；且写作时原系各自独立成篇，其间本无整体的构想或中心线索之可言，所以无法就时间次序在思路上理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头绪来，这是要告罪于读者的。假如一定要勉强说出也有一个什么作意贯穿其间的话，那作意便是当代中国的历史学也需要认真进行一番“历史理性的重建”。历史学家们往往看不起形而上学，以为撇开了形而上学，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这种情形正有如那位有名的哲学家所说的：飞鸟在空气中飞翔，总觉得不自由，它总在想最好是没有空气，它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了。殊不知空气的阻力正是它得以飞行的必要条件。研究历史而不事先从事探讨和认识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以及（尤其是）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性质是什么，就盲目地径直去探讨所谓历史的客观规律；——这正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学的形而上学，是飞鸟要想赶过自己的影子。对于历史学或历史认识的本性首先进行一番批判，——这是历史研究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前导（Prolegomena）工作。历史学家是不可能超出自己认识之外去研究历史的。或者说，任何历史认识都只能局限于历史学家自身的认识。史学理论的首要工作就是批判其自身的历史认识的本性。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承湖南教育出版社聂乐和同志大力协助组织和编排并提出许多建议，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青年友人彭刚和张淑琴两同志曾多方帮助我借书、抄写和复印，谨借此机会致以衷心的感谢。
遥望荷花淀
？ 林 黑
久违了！滹沱河的月色与白洋淀的芦苇。不出远门的时候对文字里的作家没什么区域感觉，少了根贴近的触角。听说白沟有逼真的手枪买，我兴冲冲去探，还傻乎乎问人家离白洋淀有多远。颇费周折占有那本残缺不全的《白洋淀记事》时，还没养成记住作者姓名的习惯。后来我坚定地把它看成不亚于果戈里《乡村夜话》、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珍品。独自在家洗衣服时听着匣子里鲁园播讲《铁木前传》成了我后来反复的甜忆——双职工家庭的孩子自理能力都很强。我们天津电视台一个小家碧玉型的主持人，在电视剧《荷花淀》担纲主演：水声哗哗，莺喉细软。那是当时罕见的“唯美主义”的实践。而“文体家”这样的字眼我也头一回从孙犁笔下得知。
无愧于自己的经历和天赋，孙犁属于拎出了许多干货的重量级作家。审美趣味使他好像时时注意着经典性，溶化在血液中了。他的小说中人物与情节精妙绝伦，生动别致，尤其口语给人难忘的美感。他学《红楼梦》有实绩，比巴金的画虎类犬自不一样。那时他代表主流声音，在我的视野中高高矗立，他的小说、散文、时论乃至普及性的讲义我都不敢遗漏。他就像手把手教我亲近和深入文学的老师。回想孙犁也会记起很多风华绝代的名字：何其芳、李季、郭小川、闻捷、方纪、林斤澜，还有壮汉梁斌。他们因了孙犁的记述生猛灵动地活在青史之中。孙犁评论林斤澜风格是“大观园中的拢翠庵”，真是一语诛心的示范。
那时有不同的求知渠道及其热点：《红与黑》《牛氓》使我心动，《约翰·克里斯朵夫》同样令我神往，然后我也会为《李自成》、《桥龙飙》激动和豪迈。忽一日有人告我你得细读孙犁，顿有开了天眼的豁亮之感。
我从《骆驼祥子》、《青春之歌》感受北平、从《子夜》感受上海、从《红岩》感受重庆、从《三家巷》感受广东；对北方青纱帐的认识则自然来自《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等书，孙犁以自己的艺术质量却从抗日小说家的群像中脱颖而出，余音绕梁不绝。一九七九年的一天，车间里一位“落胚凤凰不如鸡”的大学生告诉我们：刘绍棠出来了，口气惊喜崇拜，很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感慨。那刘氏十七岁就发表小说，就靠稿费生存。而把他当青苗种的恰恰是孙犁。那时我们正渴望着精神的师长、栽培者、伯乐。
怀想孙犁，就是检视长大成人的历程，李玉和说：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孙犁影响了我的鉴赏趣味和艺术嗅觉，多年来以此欣慰。他晚年以枯笔行世的《芸斋小说》，恍同日本的浮世绘，我也极爱。那些陋巷里的弦歌、农业文明的绝唱将稳稳地高踞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凌烟阁吧。
而在散文里面，他又是无欲则刚大言稀声。真挚、坦率处叫人心头一缩似的过电：比如写患了重病的邹明时说：“进入晚年，我还想，他能够帮助我的孩子们，处理我的后事。现在他的情况如此，我的心情，是不用诉说的。”在文集自序中讲到他的语言乳汁来自母亲和妻子：“在母亲和妻子生前，我没有谈过这件事，她们不识字，没有读过我写的小说，生前不及言而死后言之，只能增加我的伤痛。”
将近来人们挂嘴的《负暄锁话》与孙犁回忆战友同事的文字一起看，两者都属极品。前者不免超然飘逸，我更爱后者传达出被写的人咳笑体温的亲切、抵足而眠亲兄弟般的朴素。内中有孙犁自己在。多少人抱了偷艺和登门入帐的渴望，然而够格的私淑传人实在不多！“荷花淀派”是个美丽的比附与呼唤。连孙犁自己也不承认。不能贪了虚名旗帜下鱼龙混杂。可我们还是不能不敬佩：单以一短篇小说的名字就能傲立于“山药蛋派”“湖畔派”“鸳鸯蝴蝶派”之间，实为可遇不可求的奇迹。“美的极致”这话也是在孙犁笔下读到的。
放在较大的背景中看孙犁，他擅长和独攻的是“门外野风开白莲”的意境。有些人和作品，注定要被少数人珍爱秘藏。但谁要认为孙犁是区域性的或年代性的作家，我跟他不干！在孙犁的世界里，满是王进喜同志说老实话做老实人的精神，没有任何的轻浮颠狂和游戏人生调子，幽默与情趣也往往缺席。读孙犁久了，只感到压抑沉重，借用高尔基的比喻好像心里灌满了铅。冷锋凛人的道义感、完善人格的肃穆氛围弥漫在他的文章里。这是一个连照相都没笑容的人，这还是一个死啃鲁迅的人，连他的购书单流水账都奉为经典。细读孙犁我不免梦回口粮单一的年代。孙犁早期的文字称得上通体漂亮、通体舒服、精短传神。晚年似乎也强化了这种慢条斯理。每说句长话，中途要停顿几下，换口气。标点符号用的奇多。我们天津土话中有“拍老腔儿”的说法，对孙犁来讲，他是有资格拍的想怎么拍怎么拍的。
孙犁式的骄傲和自尊（拍老腔儿）是别人学不来的。“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通过了几十年的严峻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