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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为杜威的弟子，一名实验主义者，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有的拥有并希望坚持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早期他提倡“好政府主义”，提倡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参加人权运动时，都能始终坚持“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11〕
但胡适毕竟是在中国争自由。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由于引入西方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胡适们在理论上不屑于对消极与积极自由作仔细的区分。在他们看来，自由只是达到国家富强的手段。这种对自由从工具合理性角度的理解，使胡适们的自由思想中包含有更多的积极自由的观念，胡适始终支持思想文化改革对于中国复兴的意义，所谓“学术上的改革，新科学的提倡，这实在是返老还童最强最有效力的药针”〔12〕。而在如何进行中国的社会改革这一问题上，胡适毕生宣传实验主义，认为实验主义可以构造出中国的新学术，培养中国人民的新思想，从而达到文化复兴，进而达到国家的强盛。
在争自由的方式上，胡适始终坚持渐进的改良主义，反对一个“根本解决”的存在。渐进的改良，否认“人间天国”本是英式持消极自由观思想家们的思想特色，但当胡适将之运用到中国来后，就又发生了变异。因为英美的渐进道路是要在有一个议会民主制度传统为前提的条件下才能走出来的。而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这条通路是无法通向胡适心中那个英美式的“民主共和国的”。早在1940年，蒋介石就代表保守派说道：“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时，他们的主张，也能鼓动民众。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与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13〕这明显表明了国民党所代表的主导型政治文化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一视同仁，都当做反社会型政治文化加以抵制和斗争。
对于渐进改良的必要前提，胡适并非不知，在1948年名为《自由主义》的演讲中他就指出：“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暴力革命的必要了。”〔14〕但胡适只看到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看不见蒋先生将他的主义与共产主义早绑在一块儿了。而导致胡适如此短视的原因，便是他坚信实验主义能救中国的积极自由观。他幻想能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统治下一点一滴地改良，盲目迷信实验主义的威力，才没有听到中国人民的呼声，没有看到蒋氏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这种迷梦并没有因蒋氏政权失尽民心，退守台湾而清醒，相反地仍幻想能通过自由知识分子的容忍来达到国民党的谅解，并采纳他们的意见，从而在台湾建立自由主义的乐土。
在1959年11月20日的演讲中，胡适针对殷海光的批评〔15〕说：“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我们的权力要善用之，要用得恰当；这就是毛先生（毛子水）主张的，我们说话要说得巧……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让人家听得进去。”“我们自己来管束自己，再加上朋友们的诫勉：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说话有分际’的地步。”〔16〕这里胡适很明显地要限制，或愿限制自由知识分子们的言论、出版言由，以换取当局的谅解，从而能让自由主义得以继续影响台湾。也就是从自愿的割让政治权力，限制自身的政治自由来达到“自由台湾”的目的，或者说以消极自由的受限制来换取实现积极自由，以个人自由的受损来换取自由主义事业的发展。
但现实却并不如胡适所愿，1960年在胡氏出国期间，台湾警备司令部拘捕了雷震，查封了《自由中国》，并不顾胡适的一再抗议，要求于10月8日由军事法庭以“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的罪状，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蒋介石亲自对美国记者说逮捕雷震是因为“该刊所登文章对共匪有利”。
至此胡适对于政治“大失望”，再也不提”容忍与自由”的话题，并多次提出退休。可见胡适以容忍换自由，以消极自由的受损换取积极自由的努力完全失败了。
从“五四”开始，胡适鼓吹了近五十年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幻想以实验主义为工具在极权政府统治下进行一点一滴的改造，从而达到他理想中的“自由中国”。他的努力失败了，但他作为先进的向西方寻求中国出路的中国人之一，却仍值得我们尊敬。从他的自由观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教训：在追求道德伦理层面的积极自由时，不能以政治权力层面的消极自由为代价；在追求“我们能做什么”的自由时，先保证有“我们免于被……干扰”的自由。这一教训或许是胡适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注释：
〔1〕《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3页。
〔2〕同上书，第827页～828页。
〔3〕台北《自由中国》20卷第7期，毛子水《〈容忍与自由〉书后》；殷海光《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
〔4〕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
〔5〕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第913页。
〔6〕同上书，第848～874页。
〔7〕《胡氏文集》第12卷第809页，胡氏于1948年在《自由主义》、《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中国文化的自由传统》里多次提到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8〕《大公报》，1946年7月21日（转引自《胡氏评传》）。
〔9〕见王伯林：《自由四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页。
〔10〕同上书，第229～230页。
〔l1〕《胡适文集》第12卷，第810页。
〔12〕同上书，第120页。
〔13〕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47年伦敦版，第98～100页。
〔14〕《胡适文集》第12卷，第810页。
〔15〕殷氏的批评见于《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自由中国》第20卷第7期），他在承认赞同胡氏的意见后，又着重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容忍的态度是否能够很容易地在每个人的道德意识与心理中产生？”；一是“容忍产生的难易，是否与容忍者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是容忍惯了的”。
〔16〕《胡适文集》第12卷，第845页。
功以才成 业由才广
？ 舒 展 文
方 成 画
四川长虹公司董事长倪润峰曾经向全公司的管理人员推荐两本书：打天下时读《三国演义》；得天下后读《红楼梦》。据笔者看来，大观园里的管理人才，只有王熙凤、探春几个人，其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吃闲饭的；骄奢淫逸，浪费亏空，举目皆是。王熙凤本人就是个大贪污犯；即令是金山银山，也是会被掏空的。荣宁二府与某些国企存在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不思进取，连居危也不思危，人浮于事，管理混乱，家长体制，财产大量流失，腐败日甚一日等等。
东汉后期，到晋灭吴国，整整九十年，史称“三国”。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闪烁的时代。群雄崛起，中原逐鹿。这个鹿，与其说是玉玺龙椅，不如说是杰出的人才。
鲁迅论《三国演义》时，说过“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全集》第9卷第129页）；无独有偶，钱锺书在谈论诸葛亮在自我评价时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乃“褒夸之词”（《管锥编》第1册第38页）。诸葛亮一向在人们心目中，是智慧的化身，但恕我指出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是有严重失误的。他重用关、张、赵、马，黄（笔者按：《三国志》中并无“五虎上将”一说）和姜维等人，关张是刘备的结拜兄弟。关公失掉荆州败走麦城，对同僚，目无余子，傲慢自重，不足为训。诸葛还纵容法正随意杀人和李严所在营私；另外，错用马谡，拒绝魏延从褒中出奇兵取长安的建议，这些都说明诸葛在作为统帅才能方面，远不如孙权。孙权不搞“武大郎开店”，他先后重用比他高明的的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个个年轻有为，智勇双全，屡战屡胜，皆人杰也。难怪曹操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另外，孙权在屯田、航海以及团结联络台湾诸多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雄踞东南达数十年之久。曹操，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在谋略、打仗、文采、垦殖……诸多方面，几乎无人可比；他的《求才三令》，笼络了大批人才，致使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主要是北方地区）；但他杀了比他高明的杨修；荀緒反对他进爵为魏公，也被赐死。所以，我认为曹操是通才，大才，但够不上帅才。西汉的开国之君刘邦几乎是个半文盲，出身无赖，苏辙说他“谋事不如张良，用兵不如韩信，治国不如萧何”（《历代论》），但刘邦说：“此三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是个帅才。但据《史记》记载，韩信与项羽会师于垓下，最后围歼楚军余部，逼迫项羽自刎。但韩信功高镇主，刘邦伪装出游云梦，伺机逮捕了韩信，押至洛阳，降为淮阴侯。韩信最后终于被吕后杀了头。又据陈寿的《三国志》，陆逊官至丞相，但因参与太子孙和与鲁王的斗争，屡次上疏维护太子，被孙权斥责，因忧愤而死。可见刘邦、孙权那样搞家天下的统治者，是不可能将统帅识才用才的度量与智慧贯彻始终的。观古而知今，当代全球性的新的“逐鹿”——争夺高科技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
李光耀在“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上的演讲中，谈到发达国家吸引人才的一些做法，实在是令人震惊。他说：1971年到1997年之间，移居美国的移民约有1900万。目前，在知识经济里，人才是创造财富的最缺少和最珍贵的资源。美国正考虑把外国专业人员移民的上限人数从每年的11。5万人增加到20万人。德国也宣布，它要在欧盟以外吸引2万名资讯科技专业人才。英国正在修改法律，以便让英国公司能更容易地从亚洲征聘资讯科技专才。在日本，“小渊委员会”已建议，具有强烈民族中心主义而且属于单元种族的日本，应该鼓励外国人到日本生活和工作，并且建议允许从日本学府毕业的外国学生有权在日本居住和工作。韩国则对外国工程师和电脑编程师发放“金卡”，允许他们在该国居留10年，希望借此吸引20万高科技人才。另据报道，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去年8月20日晚举行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强调，新经济竞赛中，新加坡必须要在资讯科技、生命科学和金融服务等高增长领域有所作为，而引进人才又是取胜的关键。能否成功引进人才对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为吸收外来人才是一项确保新加坡具有活力、竞争力和繁荣的长期策略。
中国拥有最多的人力资源，但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却只是占总潜质人才的一小部分。在中国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粗略估计只有50万名，美国和日本则分别有100万和80万名（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劳动队伍的教育水平低，显然是21世纪发展的一个障碍。中国的劳动队伍有12％是文盲，35％仅受过小学教育，只有3。5％受过大专教育（《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71页）。而且，近年来，我国有30多万留学生被吸引到了发达国家。人才资本，比起金融资本，在二十一世纪将会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威力。另据报道，在美国硅谷20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6万名是中国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有80％和76％去了美国（《望》2000。8。7）。中华大地上优质梅花鹿，却一群又一群纷纷落入美利坚之彀中矣。这比起国企的资财流失来，对国家的损毁，无异于釜底抽薪呀。对于国际间这种不平等的人才竞争，难道我们真的就无可奈何束手无策了吗？李光耀在“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上说，必须记住的重要一点是，能创立高科技起步公司的并不是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而是私人个体。他们需要那些在新科技时代成长、对硅谷和其他地方的发展了如指掌的监管人员给予协助。50岁开外的政府官员并不了解这场数码革命的潜能。中国最宝贵的资产是数以千计，年龄在二三十岁，曾在海外，特别是美国求学和工作的杰出优秀人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目前在中国国内担任中低级职位（笔者按：有职称无职务——官衔）或仍然逗留在国外。李光耀展望说，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里，他们可能会升到政府和商界的高层，对当代世界的最新发展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他们会使中国在治国和商业作风方面迎头赶上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人民日报》2000。6。22《国际周刊》）。
令我担忧的是，“官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