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有很明显的提高。高尔基及其他俄苏名家在中国的影响日趋扩大。这期间我国出现了三次评介高尔基著作的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在1932年高尔基创作活动四十周年之际。1932年前后，茅盾、夏衍等人先后编撰各自的高尔基评传，周扬和阿英相继编选出《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和《高尔基印象记》，邹韬奋和黄秋萍分别编译出版《革命文豪高尔基》和《高尔基研究》。
第二次高潮是在1936年高尔基逝世的时候，这一年，上海编辑出版了两本文集—— 《高尔基》和《高尔基选集》第六卷 （评传）。
1946年高尔基逝世十周年引起高尔基评介的第三次高潮。这一年，戈宝权接任《高尔基研究》的主编，一年内出版十三期。该刊创刊于1942年，曾由当时在中国的苏联学者主编。
在这三次高潮前后，出现了一大批数量可观的成果。其中大部分是纪念性的文章，另外一些专著、评传等，大多也是根据苏联、日本等国研究者的著作编译或改写过来的，较少中国人的独立见解。只有茅盾的《高尔基》、周扬的《高尔基的浪漫主义》、胡风的《M·高尔基片断》以及鲁迅、瞿秋白、巴金等人的论文和序跋，能代表三、四十年代我国高尔基研究的高水平。
对于三、四十年代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来说，高尔基给予他们的影响，远不止是文学上的，更主要的是人格上和精神上的。郭沫若、冯雪峰都曾就这一点作过精辟的描述。的确，高尔基比任何外国作家都更有力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作家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影响”的种子只有播在准备好的土壤上才会萌芽生根。因此，“影响”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它常常发源于一种心理的或意识形态的启悟，某种外来的东西突然点亮了接受方长期思考的问题，从而给予接受方一种解决的新的可能。
从中国对高尔基的接受来看，既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又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文化心态的因素。“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社会的背景、需求，笔者已在前几章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在此不再重复。现在来看一看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民生”是历代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心。孟子思想中的“仁政”，其核心就是“民生”问题。从孟子到孙中山，“民生”观念一直贯穿了二千多年。这一观念世代相沿地体现在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中——传统士大夫往往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政治挂帅”。到了现代，在中国知识阶层中，这个政治化倾向就变成了“救国”或“革命”的献身精神和使命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承接了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统。而时代更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推向服从于政治变革与改造社会的轨道。
从“影响”的发送方来看，来自下层的高尔基比以往任何作家都更深刻地了解挣扎在生活底层人民的生活和心灵，他最充分地传达出受苦受难的民众的心绪和愿望。正是他一些作品的这种平民意识和人民性，不仅对于俄国革命产生出巨大的积极影响，而且引起了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的中国现代作家，乃至整个知识阶层的极大敬意和关注。
在上述客观的历史条件和主观的心理因素的作用下，高尔基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极力推崇和借鉴的对象。
高尔基的早期流浪汉小说和自传体三部曲，让有着相似经历的中国的文学青年在回顾自身成长历程时，感到分外亲切。
路翎在晚年回忆高尔基对他的影响时，激动不已。他指出，高尔基的《在人间》、《草原故事》、《下层》是使他感动的文学读物，对他本人的世界观很有影响，帮他形成了美学的观点和感情的样式。高尔基作品中对沙皇黑暗制度的抨击，对工人、流浪汉等下层人民的感情……成为路翎日常观察事物的重要依据。同样的流浪汉生活的经历，使得路翎被高尔斯的流浪汉小说吸引住了。在他描写下层人民的作品里，相当多地描写了流浪汉。在写《饥饿的郭素娥》时，高尔基的《马尔华》中的劳动妇女形象一直萦绕在路翎的脑际。路翎从步入文坛起，整个的文学创作活动，就带着清醒的平民意识。
艾芜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南行记》时，不自觉地受到高尔基的感染。象高尔基那样，艾芜带着满腔热情去挖掘他曾朝夕相伴的中国流浪汉们的善良心灵、复杂个性和精神创伤，竭力表达出一般民众对于自由生活、人性正常发展的渴求。其中《我的旅伴》使人不禁联想到高尔基的同名作品；《偷马贼》也很容易让人将它与高尔基的《朋友》联系起来。艾芜的自传体小说
《我的幼年时代》、《童年的故事》和《我的青年时代》中广泛渗透的主体，“我”，明显表露出从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里获得的启迪。
高尔基笔下的流浪汉世界，带着特有的清新风格和神奇魅力，吸引了当时许多中国的文学爱好者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高尔基笔下的流浪汉们冲出黑暗的渴望和行为，正符合中国读者反抗黑暗社会的普遍情绪，成为他们认识生活、接触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
高尔基的《母亲》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也不只是思想上、精神上的。
同瞿秋白一样，蒋光慈也曾留学苏联，后来在成为一名早期共产党人的同时，也成了一位文坛的知名作家。因而他与瞿秋白的文学创作，具有与众不同的轨迹。有别于高尔基描写工人生活的《母亲》，蒋光慈的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展现了一幅中国农民运动的图景。这篇小说在创作方法上明显带有《母亲》的痕迹。
《母亲》还使一贯善写浙东农民和知识分子生活的王西彦，对工厂和工人生活产生了兴趣，1936年，他写下描写工人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曙》。
三、四十年代，在中国读者中最为流行、最有影响的高尔基作品，莫过于流浪汉小说、自传体三部曲、《母亲》及《底层》等。中国广大读者和作家从它们了解到高尔基的精神以及作品的力量和源泉。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革命教科书的作用，在中国读者中间具有神奇的力量。
高尔基对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群体有着普遍性的影响。下面我们通过邹韬奋、瞿秋白、鲁迅、茅盾、巴金来考察一下，中国现代作家对高尔基及其创作是如何理解、把握、借鉴与再创造的。
邹韬奋—— 《革命文豪高尔基》
三十年代初，邹韬奋看过一本美国教授的专著《高尔基和他的俄国》，觉得书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实，如果介绍给中国读者，一定会令人兴奋。于是他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化了近五个月的功夫，编译完成一本二十万字的《革命文豪高尔基》。1933年7月，该书在上海问世，立即受到全国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到了次年4月，就已发行到第三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这算得上是个奇迹。
《革命文豪高尔基》引起鲁迅的注意。还是这一年的5月，鲁迅致信邹韬奋，认为此书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并提出如果有插图就更有趣味，还表示如果需要，他可以把自己的《高尔基画象集》借给他制版。
尽管还有这样的和那样的缺点，但在中国作家编写的有关高尔基的著作中，《革命文豪高尔基》是一部较早的、也是较为详尽的传记。
1933年正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加剧，暗杀屡见不止的时候，邹韬奋编译完《革命文豪高尔基》后，就于7月流亡国外。抵达莫斯科后，不懂俄文的邹韬奋，立即用英文写信给自己敬慕已久的高尔基，表达了希望见到这位革命文豪的心情，并准备把《革命文豪高尔基》送给高尔基本人。
高尔基是否会见过邹韬奋，有没有给邹韬奋回过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映证的史料。
瞿秋白——穿云破雾的“海燕”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一只海燕冲破层层阻霾，高声呼唤着暴风雨的到来……这一几代中国人熟悉之极的画面，对于今天的中学朋友也不会陌生。《海燕之歌》——高尔基的著名散文诗，它的第一位中文译者就是瞿秋白。
瞿秋白是“五四”以后我国高尔基作品的最早译介者、研究者之一。
瞿秋白的译文忠实于原作，极好地传达出原作的精神。不仅如此，他在介绍、评论高尔基方面也很有建树。
二十年代，瞿秋白旅俄期间完成的《俄国文学史》，其中就有论及高尔基的文字。这段不长的文字主要集中评述高尔基的早期创作，特别是高度评价了流浪汉小说。瞿秋白还强调，作家的文学精采之处不在《歌狄叶夫》（即
《福马·高尔杰耶夫》）、《底里》（即《底层》）、《三个》（即《三人》）、《母亲》等几部作品。由于身为作家的瞿秋白，又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所以他对高尔基作品的评判，有自己特定的取舍标准。象他对《母亲》之后的大量作品只字不提，恐怕就是受到二十年代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无产阶级文化派”指责高尔基为“同路人”。瞿秋白当时并未看清这一派的偏颇，对高尔基的评价某些地方有失公允、客观。
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一种片面化的倾向：有些人仅仅抓住高尔基创作中的几部作品，一再宣传他的革命意识。瞿秋白很有代表性。他翻译过《高尔基论文选集》、《高尔基创作选集》、《高尔基——伟大的普洛艺术家》等文，还写过《关于高尔基的书——读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和《“非政治化的”高尔基——读〈革命文豪高尔基〉二》等文。译文和论文在观点和意图上具有一致性。基本上都是对高尔基各个时期的主要创作与俄国革命的关系进行描述。
总观瞿秋白对高尔基的翻译和评介，他注重的是作家、作品与革命的关系，强调的是作家的革命意识。
作为一位赋有天才的作家，瞿秋白自然也会从高尔基那里汲取营养，充实自己的创作。他的《水陆道场·暴风雨之前》在艺术构思、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方面，直接模仿了《海燕之歌》。文中作者满怀激情地呼唤“暴风雨呵，只有你能够把光华灿烂的宇宙还给我们！只有你！”这分明是高尔基式的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瞿秋白的全部文学活动都鲜明地贯穿着服务于社会政治斗争的目的。
鲁迅——“中国的高尔基”
长期以来，在中国和苏联文学界鲁迅都享有“中国的高尔基”的盛誉。苏联人彼得罗夫认为，把鲁迅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创立者高尔基相提并论是完全应当的。
鲁迅十分推崇高尔基，但反对别人把他比作中国的高尔基，认为伟大的高尔基，无人可比。
鲁迅翻译过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短篇小说《恶魔》和文章《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还有一些苏联、日本等国研究者的高尔基研究论文，并为不少高尔基作品的中译本写序言和介绍，同时又在许多文章、书信中论及高尔基。
鲁迅十分反感有知识的人摆出上等的姿态，极其赞赏高尔基始终如一的平民意识，以此谆谆告诫文学青年。另外，当大多数评论者死死抓住几部作品不放，纷纷热衷于高尔基某些作品对俄国革命的意义、积极高扬高尔基的革命意识时，鲁迅发现了高尔基在剖析俄罗斯国民性方面的功力和成绩。仅从《俄罗斯童话》中的十六个篇幅短小的故事中，鲁迅就洞察到，高尔基“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与病情。”这种敏锐与深刻，首先来自鲁迅本人的思想艺术追求。这种追求恰好与高尔基的艺术追求发生了精神上的契合。
高尔基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将关注的焦点从改造社会环境，转向重铸俄罗斯人的民族灵魂。高尔基创作生涯上的这一重大转折，不为一般读者察觉，也少有研究者探讨。只有鲁迅从作家、评论家和翻译家的多种角度，准确地把握了高尔基创作道路中期的这个转变，从而找到了一位异国知音。
鲁迅对高尔基的平民意识以及他的深刻的人民性有着透彻的理解，并积极宏扬倡导，其用意在于增强中国现代作家们的平民意识和人民性。这一努力使得人道主义、人民性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中得以承续、强化。鲁迅、茅盾、瞿秋白、邹韬奋、巴金、路翎、艾芜、蒋光慈、胡风、张天翼、夏衍、王西彦……众多的中国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注意到，平民意识是高尔基精神的核心，人民性是高尔基创作的力量源泉。两者贯穿于作家的全部作品中。不少作家将高尔基作为具体的学习与借鉴的范例，在高尔基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平民意识，从而在作品中显示出人民性的特征。
茅盾——“研究生活的一切参加者”
在我国，不少当代读者知道茅盾的《雷雨前》与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具有某些共同点。还有评论者从赏析的角度将两者加以比较，象 1985年谭学纯发表的《让暴风雨洗涤出崭新的世界——高尔基〈海燕〉、茅盾〈雷雨前〉比较赏析》一文。但在我国文学界的茅盾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很少有人去全面地考察高尔基对茅盾的影响。
1930年，茅盾的《关于高尔基》一文反映出茅盾对高尔基深有了解。在这篇文章中，茅盾以 《母亲》和《童年》作为划分高尔基创作道路三个阶段的标志，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作家从“开风气，振人心，”到“社会主义的高尔基”，再到“诗人的高尔基”——三个阶段的成就与风格特征。茅盾着重从整体上把握高尔基的创作，客观地肯定高尔基每一时期作品的独特意义和影响。比起当时和后来只抓住高尔基浩繁多样�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