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 第15部分

　　现在又到了一个世纪末。对于时间推移一向敏感的现代人，已经开始立足现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文学往往是人类思想感情的最好记录。翻开上个世纪——十九世纪的世界文学史，整整一个世纪，俄国文坛群英辈出，令举世惊叹：风景这边独好！人们对普希金的良好开端欣喜不已，对托尔斯泰的极顶辉煌赞美不绝，但不知能有多少人会对契诃夫那别具一格的收尾倍加欣赏。

　　俄国文坛最后一位巨匠——契诃夫，以他四十四年的短暂人生，为这一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学划上了句号。这个句号如同他的作品一样，隽永深远、意犹未尽。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永久魅力正是蕴含在这余音袅袅的回旋曲中……

　　在中国，谁不知道高尔基？

　　高尔基（1868—1936）是中国人民、中国作家的真诚朋友。他与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密不可分。

　　回眸远望，“以俄为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们曾在“海燕”精神的感召下，高声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遥想当年，从解放区、国统区走出的一批青年，带着“母亲”的厚爱，昂首步入暴风雨洗涤出的新世界，决心为新生的共和国绘出一幅红色苏联式的蓝图。曾几何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天骄，怀揣“童年”的梦想，欣然闯入“我的大学”——在广阔天地百炼成钢，而今“在人间”担当起撞击二十一世纪大门的不可替代的力量。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中，叠加着高尔基的影子。

　　春去秋来，朝夕交替。

　　经历过风风雨雨，高尔基的名字始终与中国人民相伴。

　　高尔基——“中国革命的导师”

　　中国的伟大淳朴的人民，中国的革命力量深深吸引着高尔基。

　　1900年，在给契诃夫的两封信里，高尔基表达了自己渴望能到中国旅行的心情。

　　1909年，高尔基在中篇小说《夏天》中塑造了中国人民的美好形象。在他眼里，中国农民具有辛勤朴实、爱好和平、反对不义战争的传统美德。

　　1912年，辛亥革命后的一年，高尔基致信孙中山，热情赞扬孙中山是“中国的赫尔古烈士（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1932年，以高尔基为首的革命作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等，致电中国人民，严正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蒋介石反动派压迫国内人民。

　　1934年，高尔基带头倡议，与阿拉贡、阿·托尔斯泰等世界名人共同发出呼吁，抗议日本侵华行径。

　　逝世前夕，高尔基仍然关注着中国红军和东北义勇军的情况，预言“他们是好样的，是一定会成功的！”

　　当我们在政治的低压下苦闷徘徊的时候，高尔基总是雪中送炭。中国人民不仅对他的作品深怀崇敬，而且也一向视他为精神上的兄弟、同志。

　　1933年，邹韬奋流亡到莫斯科后不久，写信给高尔基，表达了他的敬慕，希望能见到这位伟大的作家，还准备把他编译的　《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亲自送给高尔基。

　　1935年6月，在莫斯科红场上全苏联体育大检阅时，作为驻苏记者的戈宝权有幸看见了高尔基。

　　1936年6月，一代文豪高尔基与世长辞，戈宝权又在红场上参加了他的葬礼。

　　在江西瑞金——中国的“红都”，中英苏区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大会上，高尔基曾被选为名誉主席之一。

　　在延安，人们以各种形式多次纪念高尔基：专题报告，见过他的人谈印象、朗诵他的作品，编演他的《母亲》……

　　当高尔基生命垂危的消息传到中国时，成立不久的文艺家协会正在上海举行会议。会议通过的第一项决议是致信慰问高尔基。

　　三、四十年代，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中间十分流行。当时由于随身携带高尔基作品而被捕的事时有发生。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高尔基的作品出了被禁，禁了又出、不同的版本以顽强的精神，源源不断地，甚至改头换面地印行。

　　多少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把高尔基视为雪中送炭的朋友、心灵上的知音。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心目中的高尔基有些变形，但他给予中国读者，特别是“五四”以后的进步青年以相当广大和深刻的影响。

　　高尔基走遍中国大地

　　高尔基作品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进入到中国，至今已有八十六年的历史。

　　1907年，吴梼从日译本重译了高尔基的《忧患余生》。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是高尔基作品的最早中译。

　　1908年，留日中国学生在东京出版了高尔基的短篇名作《鹰歌》（即《鹰之歌》）的中文节译。

　　1916年，上海推出高尔基的小说《廿六人》（即《二十六个和一个》）的中译。

　　1917年，周国贤（即周瘦鹃）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意大利童话》中的第十一篇《大义》，在上海出版。译文前有一段题为“高甘小传”的作者简介。

　　上述四种译文均不是直接译自俄文，介绍也十分简要。它们是我们所知的“五四”运动前中国最早的高尔基作品的中译。

　　我们认识到高尔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从而开始大量认真地介绍翻译他的作品，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

　　最初，高尔基的作品以各种短篇不断地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1919年，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鲍列斯》（即《他的情人》）由胡适翻译发表。1921年，郑振铎译的《木筏之上》以及孙伏园、沈泽民、胡根天等人的高尔基其它译作，被陆续刊登在这一年的《小说月报》上。1923年，第一篇直接由俄文译成中文的高尔基作品——　《意大利童话》第十三篇“劳动的汗”，经瞿秋白翻译问世。在这之后，高尔基的短篇作品被陆陆续续翻译过来，从未间断，在《小说月报》、《中国青年》等文学刊物和革命刊物上经常亮相，开始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和喜爱。

　　经过1925年—1927年的革命，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中篇和长篇小说以及其他体裁作品的译文更是层出不穷，主要形式是单行本。

　　1927年，李兰翻译了《胆怯的人》（即《福马·高尔杰耶夫》），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高尔基长篇小说，也是高尔基的第一部长篇。

　　1928年，上海推出三种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作品集，即宋桂煌的《高尔基小说集》朱溪的《草原上》和郑效洵的《绿的猫儿》。同年，洪灵菲移译了《童年》的第六章，定题为《沉郁》。从此，翻译高尔基的作品便成为文坛的风气。

　　1929年，陈勺水从法文转译了十月革命后高尔基的代表作《日记片断》。

　　这样，在我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初具规模。中国读者开始领略高尔基多方面的创作天赋。

　　三、四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最大的时期。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瞿秋白、柔石、冯雪峰、周扬、夏衍等，都是高尔基作品的积极译介者。

　　这一时期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高尔基的各类体裁的作品翻译明显增多。象小说、剧本、回忆录、政论、文论等的中译本，以单行本的形式连续不断地问世。到了四十年代末，高尔基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而且出现了一作多译，一书多版的情况。譬如《童年》在1930年—1948年的十八年间，共有六种译本；剧本《在底层》曾有译自日文、英文、俄文的八种不同译本，分别以《夜店》、《下层》、《深渊》等为名；《和列宁相处的日子》有过六种译本；广大中国读者熟知的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小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都出现过两、三种以上的不同译本。许多重要作品的译作一版再版，象夏衍译的《没用人的一生》、姚蓬子译的《我的童年》、巴金译的《草原故事》（即《草原集》）都有四、五版面世。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自己翻译、编选、出版的高尔基著作选集和文集有不少种。例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黄源编的《高尔基代表作》、巴金编的《高尔基杰作选》、杨伍编的《高尔基文学论文集》等。高尔基逝世的1936年，上海推出六卷本《高尔基选集》，该集是这个时期收有高尔基多类作品的一种重要的多卷本文集。这一年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共出了三十四个版次。那个年代，出版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发行高尔基作品有利可图，而在这一表象的背后，是广大中国读者对高尔基的迫切的需要。

　　1928—1937年，是俄国文学翻译活动十分活跃的年份。苏联文学作品的译数迅速上升。高尔基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他的作品初版数达四十四种，超过任何一位旧俄作家　（屠格涅夫三十种，契诃夫二十种，托尔斯泰十四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四种）。

　　三、四十年代，根据高尔基小说、剧本改编的话剧，同样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由柯灵、师陀从《底层》改编的话剧《夜店》，在上海公演后，反响极佳。由田汉改编的《母亲》、王元美改编的《小市民》、焦菊隐导演的《夜店》等，均成为在中国剧坛风靡一时的高尔基戏剧作品。

　　五十年代以前，所有高尔基各类作品的译本，在今天看来，很多是不完善的，有的甚至非常粗糙。但在过去，即使是很差的译本照样也有销路，这说明基于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国读者对于高尔基作品的需要十分迫切。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一直非常重视高尔基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的二十卷高尔基文集，已于1986年全部出齐。该集成为我国介绍外国文艺名著发行量最大、最受重视的一种。

　　通观我们对俄苏文学的接受史，在　1928—1987年的六十年内，高尔基文学作品初版数为一百六十九种，包括小说一百二十种、戏剧三十九种、诗歌二种。高尔基作品翻译出版数量在所有俄苏作家中，一直雄踞榜首。

　　高尔基是一位特殊的作家——早期是旧俄作家，后期是苏联文学的代表作家，因此高尔基作品形成我国俄苏文学翻译，乃至评论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高尔基在中国：红极一时的偶像

　　在我国文学界最初介绍高尔基的阶段，即“五四”运动之前，得到突出的是作家的坎坷际遇和不畏困苦、追求自由的精神，受到强调的是作家本人和他的作品与下层人民的密切关系。“五四”以后，直至1927年，比起俄罗斯其他作家，高尔基的创作还没引起中国文艺界的广泛注意，所以其作品的中译也相对较少。尽管评论者们有意试图通过自己的评介宣传各种文学主张，但当时能参考的国外高尔基研究的资料有限，而这些资料中的观点多有交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我们对高尔基的介绍、评论在无意中避免了片面性。

　　1924年，郑振铎在他编著的我国第一本《俄国文学史略》中，列有专节评述高尔基。郑振铎将高尔基视作一个写实主义者，认为高尔基塑造的人物都是凡人，不是英雄，他的作品传达出反抗的呼声。但苏联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对郑振铎也有影响，这从他对高尔基在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间的作品不高的评价中反映出来。

　　1928年，高尔基诞辰六十周年纪念成为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由小渐大的一个转机。我国报刊登载了一批纪念、评介的文章，其中赵景深的《高尔基评传》和耿济之的《高尔基》最有代表性。它们对高尔基的生平和创作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对他各个时期创作的基本特征作了简明概括。

　　赵景深对高尔基创作完全以体裁划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难免过于机械化，但他的一些观点还很值得重视。如他认为高尔基早年创作风格是在写实主义内，挟带着一点浪漫主义，直到创作后斯高尔基才真正显示出是个写实主义者。当然赵景深的某些观点还可以商榷，象他认为高尔基的作品几乎没有风格，高尔基不会分析现代人的心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个人的独立的思考。

　　北京俄文专修馆的毕业生、俄文和中文造诣均深的耿济之，在直接阅读高尔基原著、广泛接触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高尔基》。文章简单扼要地概括了高尔基每一时期在题材人物、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几乎涵盖高尔基的全部重要作品。耿济之特别看重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作品的价值，认为高尔基三十五年里的心血结晶——二十巨册的文集，可以称是上是部“近代俄国的民族史。”

　　赵景深的文章主要着眼于高尔基的艺术方法。耿济之的文章则更多地探讨渗透在高尔基中后期创作中的文化因素和道德因素，以及它们在表现俄罗斯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方面的巨大意义。尽管侧重点不同，他们都没有忽略高尔基作品的艺术特色。从社会政治和艺术角度对《母亲》的评价，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

　　还是在1928年，钱杏村（阿英）以一文《“曾经为人的动物”》，对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里的佳作《沦落的人们》，作了深入的艺术分析。该文大概是二十年代中国人写的唯一的一篇高尔基单篇作品的研究专论。尤为难得的是，钱杏村不再象其他的评论者那样，凭借国外的研究资料作一般性的介绍，而是评点国外研究者的观点，力求立足于作品的本身，写出中国人自己的见解。

　　郑振铎、赵景深、耿济之、钱杏村和我们下面拟将谈及的瞿秋白等人的评论互相呼应，展示出二十年代我国文学界高尔基研究的整体水准，反映出中国人在认识高尔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时的不同倾向。

　　整个二十年代，我国的有关高尔基的评介文章和书籍，在数量上超过了同时期我们对其他所有外国作家的评介。

　　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有很明显的提高。高尔基及其他俄苏名家在中国的影响日趋扩大。这期间我国出现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