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 第12部分

　　1923年，耿济之、耿勉之合译的《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出版，这是最早的一个契诃夫小说集，收入七篇短篇小说。1924年，瞿秋白译自俄文的《好人》发表。

　　1925—1927年间，北京出版了曹靖华译的契诃夫另一个多幕剧《三姊妹》和独幕剧　《蠢货》、《求婚》、《婚礼》和《纪念日》。这样，契诃夫的五部著名多幕剧全被翻译了过来，而且马上就有重版本出现，不止一次被搬上舞台。

　　契诃夫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之后，翻译数量和种类直线上升，越来越受到重视。在1917—1927年的十年间，单行本的俄国文学作品有六十五种，其中契诃夫十种，仅次于托尔斯泰（十二种）。二十年代以后，契诃夫作品的发行量愈发长盛不衰。

　　三十年代，赵景深从英文译出八集《柴霍甫短篇杰作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除小说和剧本外，契诃夫的传记、札记、日记及通信集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有好几个译本，如《宝贝儿》、《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一个小公务员的死》、《草原》、《樱桃园》等。四十年代，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都在中国名重一时。比较系统全面译介俄国名家名作成为许多译者的心愿，普希金、莱蒙托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契诃夫等作家的选集都被列入出版计划，但只有《契诃夫戏剧选集》出齐了六种译作。这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伴随着这些译作，四十年代涌现的一批文学、外语造诣均深的契诃夫译者逐渐为中国读者熟悉，象汝龙、曹靖华、焦菊隐、丽尼、满涛等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契诃夫的中文译者阵容相当强大，其中不少人是当时文坛上的知名作家、评论家——鲁迅、周作人、包天笑、徐志摩、傅斯年、王统照、瞿秋白、郑振铎……

　　四、五十年代是我国译介契诃夫的高峰时期。1950—1958年上海推出汝龙译自英文的二十七集《契诃夫小说集》，该集收入契诃夫中、短篇小说二百二十篇。

　　六、七十年代，我国大陆的俄国文学翻译跌入低谷。契诃夫也象其他俄国作家一样被打入冷宫。

　　八十年代，俄国文学翻译重新回到正轨上来。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建国以来的最大规模，根据俄文十二卷本《契诃夫文集》，推出十二卷《契诃夫文集》中译本。这是自契诃夫作品被介绍进入中国之后，八十多年来最有连续性、质量最精的契诃夫作品中译本。

　　通观契诃夫的创作，他的一些在中国版本最多的作品是《樱桃园》、《伊凡诺夫》、《三姊妹》、《万尼亚舅舅》、《万卡》、《套中人》、《第六病室》、《一个小公务员的死》、《变色龙》。其中，《一个小公务员的死》、《变色龙》这两部被列入世界短篇名著行列的作品，更为中国读者熟知、喜爱。上述作品在一般中国读者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不是偶然的。它们最为突出地代表了契诃夫作品反映的“为人生”主题，因此中国新文学对他作品的介绍有意识地偏向他这些暴露社会黑暗、反映“小人物”生活的作品，而他的一些思想较为复杂但表现内容十分深厚、艺术上颇为精巧的作品却少为人所重视，评论很少提及，象《带狗的女人》、《带阁楼的房子》、《醋栗》等。

　　你从哪里来，契诃夫？

　　我国翻译契诃夫作品极多，对他的评论也相当多。

　　契诃夫作品最早引起中国读者注意的，不是他那种独特的语言艺术，而是他的题材、主题和人物。从中国新文学认识契诃夫之日起，它就领悟到，契诃夫的现实主义，有别于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他的现实主义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紧贴生活是他创作的最大特色。俄国文学现实主义“为人生而艺术”的特点，正是中国新文学对契诃夫和其他俄国作家情有独钟的原因。

　　1909年，周树人　（鲁迅）、周作人兄弟指出，契诃夫与俄国“自然派”作家不同，他既对现世悲观，又对未来满怀希望。这种理解虽然不免带有社会历史的色彩，但清楚地表明，契诃夫作品中紧贴生活的东西会与开始关注人生问题的“五四”新文学发生契合。

　　二十年代前后，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从文学审美价值角度评价契诃夫作品的评论出现，但属少数；以从“为人生”的意义来理解、论说契诃夫作品的评论仍占主导地位。张友松的观点代表了这时期契诃夫评论的主流观点。他认为，有人指出契诃夫的作品太琐碎、太灰色，但人生本身正是如此琐碎，如此灰色，所以契诃夫作品就是人生本来面目的写照。

　　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所有流派的文学主张都围绕着“为人生”的中心。即使是以施蛰存、穆时英、杜衡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心理分析流派，也把贴紧生活当做必不可少的创作原则。

　　进入四十年代，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潮流日渐浩荡，介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仍是重点。契诃夫作品的翻译、评介扶摇直上。与二、三十年代所不同的是，许多评论家开始关注隐含在契诃夫作品灰暗忧郁氛围底下的亮色。许多作家也准确地品味出契诃夫小说的独特韵味：情节平淡无奇，但越是细嚼，越能尝到其中苦辣相间的况味，它使人微笑、使人哀伤。这些作家向契诃夫学习，写自己身边熟悉的生活，写病态社会中沉浮于黑暗污流中的各种灰色的小人物，暴露他们庸俗、虚伪的灵魂，传达出自己对新生活的憧憬。这一倾向体现在这个时期的一大批小说里：叶紫的　《丰收》、萧红的《生死场》、张天翼的《清明时节》、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等。

　　我们在沙汀的名篇《在其香居茶馆里》能够看到作家的成熟的写实本领。小说在描写地方乡绅时，始终避免直接触及人物的心理活动，甚至在高潮处，也听不到人物滔滔不绝的表白，见不到一个夸张的词句，依然是冷静的描绘、客观的叙说。作品字里行间透出作者那平静而苦涩的微笑。从沙汀笔下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客们身上，社会愚昧昏暗的死态一览无余。读者在契诃夫描写外省生活的小说里也能找出类似的感觉。

　　总之，中国现代作家、评论家们的目光大多投在契诃夫创作第二阶段反映当时社会思潮的作品上。只有少数人能透过“无情地暴露旧社会”这一表层，悟到契诃夫世界的深层内涵。

　　平平淡淡才是真——叶绍钧与契诃夫

　　在对外来作家影响的接受上，叶绍钧比较倾向于俄国的契诃夫和法国的莫泊桑。

　　叶绍钧很早就表述过与契诃夫相近的观点：纵然事实浅显平凡，我们若能观察得精密、透彻，就会发现它的深浓和非同一般。叶绍钧的小说，越到后来，朴实、冷隽、自然的风格越加显著。象短篇集《线下》、《城中》，它们没有去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新奇，而是着重再现生活本身，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及精神风貌，很少主观感兴因素，客观写实色彩浓厚。

　　《潘先生在难中》是为人熟知的优秀短篇。它生动地塑造了军阀混战年代里的一个卑怯自私、苟且偷安的知识分子形象。潘先生为了躲避战乱和失业的危机，想方设法适应多变的环境。稍遇危难，他就六神无主，一旦暂获安宁，立刻又忘乎所以地高兴起来。为了保存自己，他别无原则。这位永远在庸俗猥琐的生活中腾挪的潘先生，时而让我们忍俊不禁，时而让读者同情感叹，时而又让人摇头生厌。叶绍钧传达给读者的这种感受，通过的正是客观描述一件接一件的琐碎而真实的事实。这些世俗画面太平凡，平凡得让人窒息。读者从头至尾捕捉不到任何作者对人物的主观评价。这样的作品很难引起我们对情节的好奇心，但是透过作者呈现的一个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可悲可怜的凡人形象，人们会发现，市民阶层的庸俗习气构筑了生活的悲剧，在悲剧下面笼罩着的是人类常见的生存形态：人没有甘愿庸俗的。不合理的世态、生活的重压很容易使人萎缩、使人变得庸俗和鄙陋。

　　契诃夫就是善于在平凡生活中提炼主题，让文学象生活本身那样自自然然、平平直直。在作品中，契诃夫把自己深深地埋藏起来。他只让事情本身启动读者的思绪，而自己则象一个看客，同读者一道观望人生舞台上的万千景象。这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冷处理”所达到的艺术效果相当强烈。比起颇具大河奔流气势的托尔斯泰，契诃夫更象地表下面的潜流。

　　在对平凡生活的择取上，叶绍钧没有象契诃夫那样，把自己的笔伸向更广泛的领域，而是专注和执著于特定的题材——表现小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这样做使叶绍钧达到了大部分同代作家难以达到的深度，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视野狭窄的境地（直到《倪焕之》出现）。因此，叶绍钧作品缺乏鲜明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气息。

　　读契诃夫晚期的作品，我们能明显感到，作家将笔触伸向农村生活和工厂生活的纠葛与矛盾，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内容更加丰富。象《套中人》、《醋栗》、《姚尼奇》、《农民》、《我的一生》等就代表了这一倾向。

　　随着社会浪潮的推动和对生活理解的逐渐加深，叶绍钧在艺术风格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特别爱用讽刺手法。除上面提及的《潘先生在难中》外，《校长》、《外国旗》、《搭班子》等都展示了作者出色的讽刺才能。小知识分子的空有理想而又顾虑重重，苟安心理，奴才性等又酸又臭的东西，被叶绍钧刻划得生动真切。这无疑也是得益于契诃夫的。

　　契诃夫有的作品集轻松诙谐和尖刻辛辣于一身，如　《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有的作品溶讽刺和同情于一体，让人含着泪微笑，如　《一个小公务员的死》。同果戈理善用夸张来达到讽刺效果一样，契诃夫的讽刺中最常用的笔法之一也是夸张。在这种夸张中，讽刺对象的荒唐滑稽显著生动，讽刺的风趣和俏皮得到加强。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奥楚蔑洛夫（《变色龙》），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是借助了夸张。

　　中国文学传统修养颇深的叶绍钧，他的讽刺带着中国文人的严谨风范——鲜有轻松的幽默感，极少使用夸张。他的讽刺是在貌似漫不经心中把现实生活包含的喜剧性表现出来，偶而加上点滴的提示。《外国旗》典型地体现了叶圣陶那平直浅淡的讽刺艺术。

　　风格日趋成熟的叶圣陶，将他所喜爱的作家契诃夫身上的客观化，视作一种艺术法则而予以肯定。契诃夫一贯认为，主观态度是种可怕的东西，因为它会把作者连胳膊带腿地都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叶圣陶与契诃夫同属朴素和节制型的作家。“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契诃夫

　　在中国，提到契诃夫，大家就往往想到鲁迅。

　　在俄罗斯古典文学大家中，鲁迅翻译得更多的是果戈理和契诃夫。苏联鲁迅研究者也指出，鲁迅的文学方面的爱好，是无限地属于果戈理、契诃夫和高尔基的。

　　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曾打算翻译契诃夫的《决斗》。回国后，鲁迅大量翻译迦尔洵、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契诃夫和高尔基的作品，但不久，他的文学探索就较为集中在契诃夫和高尔基身上。鲁迅觉得“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正是抱着这种思想，鲁迅不止一次地以契诃夫的警句作为向敌人斗争的武器。

　　1929年，契诃夫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鲁迅翻译并发表了《契诃夫与新文艺》一文。文中某些看法后来成为鲁迅更常用的战斗武器。

　　鲁迅对契诃夫的重视，不仅表现在他亲自翻译过契诃夫的八个短篇上，而且还体现在他大力支持别人译介契诃夫的作品。陈君涵翻译了契诃夫的剧作　《熊》，尽管译本毛病不少，但鲁迅仍想方设法让它和读者见面，并且推荐该剧的曹靖华的译本　（译为《蠢货》），意在让读者和演员相互对照，各取所长。由此可以窥见，鲁迅对介绍契诃夫的作品是如此热心，考虑是如此周到。

　　1935年，鲁迅从德文翻译出契诃夫的属于“契洪特”（作家早期创作时用的笔名）时代的八个短篇小说。鲁迅的译作，被公认是最能传达契诃夫的精神。更为可贵的是，鲁迅不只扼要而公允地介绍给了它们的内容，而且对契诃夫前后期创作也作了简明而正确的评价。鲁迅指出，这八篇大半不能算是契诃夫较好的作品，但在它们短小的篇幅内，“脚儿却都活画出来”。

　　契诃夫在莫斯科大学读医学专业时，由于小商人家庭的经济破产，他必须考虑赚些钱帮助父母和兄弟姐妹，所以他写作时，往往是一挥而就，且一度迎合庸俗肤浅的杂志的时尚，写了大量无伤大雅的滑稽故事和诙谐小品。不过这只是契诃夫整个创作生涯中短暂的“契洪特”时期，这些作品也只是他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契诃夫短篇的格调有了急剧的转变。其短篇小说中的讽刺幽默的因素不再是直截了当，而是渗入到作品的深层，与抒情性、正剧性的因素融合成一个极富感染力的艺术整体。

　　鲁迅在《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的“前记”中，很恰当地指出了契诃夫创作的这一发展过程，同时又指出，若拿契诃夫早期的作品与中国某些讽刺作品相比，更能看出它们的深广。这些作家自称为“小笑话”的短篇，和中国所谓的“趣闻”截然不同。这八篇里面没有一篇只简单地招人一笑，而是总能剩下些东西——问题。鲁迅认为，这使人笑后剩下来的东西往往不是轻松愉快，而是沉重和悲哀。鲁迅准确、深刻地把握住了喜剧性和悲剧性有机结合于一体的“契诃夫式的幽默”。

　　鲁迅这样注意契诃夫，当然也会受到契诃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