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 第11部分

　　《三人行》塑造了三个大学生——许、惠和云。许正派而敏感，在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后，先与命运游戏，后又愤然去作个人复仇，最后惨死。惠是个罗亭式的理想家，对革命抱有幻想，但当革命真的来临，他又退避三舍。云——作品的第一主人公是个实际的青年。经过种种风风雨雨之后猛然觉悟，怀着改造这个世界的执着信念，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人的行列。这三个人在生活的大潮中，因各自信念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归宿。

　　《战争与和平》里也有三个不同的主要人物——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公爵、尼古拉·罗斯托夫伯爵和彼埃尔·别祖霍夫伯爵。他们三人也是因不同的信念，走上不同的道路，得到不同的归宿。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又有三个不同的贵族——卡列宁、奥波浪斯基和列文。卡列宁失败的婚姻、奥波浪斯基苟合的婚姻都是列文美满婚姻的衬托。象托尔斯泰的理想主人公一样，茅盾的正面主人公总是处在灵与肉的冲突中。

　　托尔斯泰，巴金倾心你的“忏悔意识”

　　巴金经常深情地谈到《复活》，而很少谈到《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主要是因为，巴金颇为欣赏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而这在《复活》里表现得最为突出。

　　下面我们通过巴金的《家》和《新生》，来看看巴金小说中的　《复活》的痕迹。

　　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深受《复活》的启示。在《激流》总序中巴金一开始就讲到最初他读《复活》，悟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道理。《复活》男主人公对垂死旧制度的彻底批判态度，为本阶级赎罪的精神打动了巴金的心。《家》中的觉慧是个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他象聂氏一样经历了灵肉冲突，萌生出悔罪和赎罪意识，但他是“为上辈人赎罪”，这点不同于《复活》的男主人公。象聂赫留道夫远走西伯利亚一样，最终觉慧战胜了丑恶的“肉”——罪恶社会的缩影，即自己的家庭，离家出走，在崇高的“灵”——革命的感召下，放弃一切，汇入时代的激流。

　　这种灵肉冲撞导致的赎罪意识，在巴金的其他作品中也占据着主导地位。

　　《新生》（1932）的主人公李冷有着和当时知识青年一样的内心矛盾与苦闷，爱与恨、生与死的心灵探讨时时困扰着他。最终是爱使李冷抛开个人主义，毅然献身革命，甚至临牺牲前，虽想到自己的躯体将要消灭，但坚信自己不会灭亡，坚信死会给自己带来新生。仅就《复活》十分相像的书名《新生》，就不难看出巴金对托尔斯泰的倾心。巴金甚至在小说结尾处，也象《复活》一样，直接引用《约翰福音书》里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也正是托尔斯泰最爱引用的话。

　　上述这些地方都显示出《复活》的深刻影响。

　　以往的一般读者都认为，巴金与俄国作家中的屠格涅夫和赫尔岑最为亲近，而与托尔斯泰没什么关联。但近年来有研究者发现，巴金受过托尔斯泰的不少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是更为内在、深刻的联系。巴金晚年越来越接近托尔斯泰。他一谈到外国作家的影响，总要提到托尔斯泰给罗曼·罗兰的信，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对人类进步有所帮助——托尔斯泰这一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对待艺术的本质、艺术家的使命等态度上，巴金确实与托尔斯泰息息相关。

　　托尔斯泰，你的　《复活》在中国“复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由思考如何改革社会转向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人民战争。由于时代的需要，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政治化和革命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但托尔斯泰仍受到作家们的喜爱和效仿。原因在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尤其是《复活》，对下层民众的苦难寄予深切同情，这能激发中国人民的情绪；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一系列忏悔主人公——伊尔倩耶夫、奥列宁、彼埃尔、别祖霍夫、安德列·包尔康斯基和聂赫留道夫，成为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历程中非常及时的参照系。在这种需要下，田汉和夏衍分别将《复活》改编成剧本，搬上中国的话剧舞台，收效极佳。

　　1936年，由田汉改编的话剧《复活》在南京首演，大受欢迎，因为这一作品已经彻底中国化、抗战化了。玛丝洛娃替代了第一主人公聂赫留道夫。剧本重点突出她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遇中觉醒，在她同狱的政治犯——革命者的启发和感召下加入反抗者的队伍；而在原作中，玛丝洛娃受到的是上帝的启示和诱导。从田汉的《复活》中，人们读到的是国难和反抗，而不是基督教义中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话剧《复活》大大鼓舞了当时人民的抗日斗志和反抗黑暗的信心。

　　1943年，夏衍的改编本《复活》问世。与田汉所不同的是，夏衍重点突出了主人公聂赫留道夫及其他一些人物对本阶级的逆动。这样改动的旨意在于说明知识分子自身改造，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重要性，也就是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彻底“工农化”。

　　这两部中国特色的　《复活》充分表明，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当时以“复活”自我、走向新生为目标而作出了巨大努力，付出了巨大代价。

　　托尔斯泰一生关注的是“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还是憎”这类问题，并在作品中锲而不舍地苦苦追寻答案。“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普遍讨论的也正是这些问题。这一点也正说明，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普及性和影响力。

　　托翁，你的世界很精彩

　　今天，当回望八十多年来托尔斯泰与中国的关系时，我们发现，若论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各个时期的传播广度及其受欢迎和重视的程度，《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家庭幸福》和《克莱采奏鸣曲》等道德题材的小说最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这些作品饱含的道德力量对中国影响最大，其中的原因笔者已在前面几部分作过详细分析，不再赘言。

　　善于吸收东方古老文化精华的托尔斯泰，使他的学说带有大量的东方成份、中国色彩。他的作品，作为他的思想学说的载体，反弹回中国，就难怪中国读者大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惊奇感和亲切感了。

　　中国读者被托尔斯泰感动——他们从一个俄国高等贵族实现平民化的历程中，看到追求自我完善的神奇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赞赏托尔斯泰“为人生”的艺术—一他们象托尔斯泰一样，身体力行，苦苦探索人生意义；中国的现代作家感受到托尔斯泰艺术世界中强烈的道德感——他们在“五四”之后努力向传统的“文以载道”回归；中国的当代作家们仍重视托尔斯泰的道德主义——中国当代文学中大量出现的“正面主人公”，恐怕就来源于托尔斯泰的道德主体。

　　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几千年来“士”或“士大夫”继承和维护的这一传统，在“五四”时期仍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延续，只不过在“民主与科学”的旌旗摇荡、大反传统文化的四面喊声中，这一传统潜伏在人们的深层意识里。从“五四”时代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一面将中国传统道德加以托尔斯泰化，一面将托尔斯泰道德主义加以政治化。从此，托尔斯泰更象东方人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也就摆脱不掉道德与政治的制约。

　　不管怎么看，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意识。

　　自托尔斯泰传入中国，中国人对他的译介、研究远远超过对其他俄国作家的关注。

　　我们前面说过，托尔斯泰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同我们民族的传统意识较一致，他的道德主义、“忏悔意识”与“五四”时代刚刚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需求相契合，他对宗教正统思想、教会的伪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无情的批判力量正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需要……这一切说明托尔斯泰在昨日中国的影响是说得通的。

　　前辈们如此钟爱托尔斯泰，并不等于我们也必须象父辈们一样。今日的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会不会讨厌这个爱“侃”的俄国老头呢？我们有理由这样想，因为时代毕竟变了，不同世代之间的感觉往往会有较大的差距；我们应该这样想，因为托尔斯泰不同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早已跨越国界、跨越民族，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畴，在世界产生过而且正在产生着非文学的影响；我们早该这样想，因为在这样一位世界级的伟大作家身上，肯定具有世界公认的代表人类共通性的某些恒定的东西。它是什么？

　　国门洞开，八方风来。中国人在发出“世界真奇妙”感叹的同时，带着新思维、带着新眼光重新打量起我们所熟悉的固有的一切。当代读者讲求多向思维、多向选择，而托尔斯泰的世界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广阔天地。

　　重新拜读托尔斯泰，我们恍然大悟，托尔斯泰这么具有“超前意识”：一个多世纪前他就将目光从令他失望的西方移开，投向梦醒时分的东方。果然，二十世纪的今天，他不迷信的西方文明开始放下架子，东进取经来了。托尔斯泰料到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个文明都不能千秋万岁。重读拜读托尔斯泰，我们猛然发现，原来他身上还有这么多的“全球意识：”他的作品无一不是以俄罗斯生活为素材，但在运用这些素材时，他始终围绕着“改善全人类生活”这一圆心。我们竟能从他的作品中随时抽象出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哲学、宗教、法律、道德、政治等多方面的问题。这种凌驾于社会与时代意识之上的气质与才能，正是成为一个世界级文化巨人的必备素质。也许我们的前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只不过由于斗争的需要，大家一直都沉浸在发现他的“为人生”艺术的兴奋之中，还来不及评点、论说更深一层的东西。

　　沿托尔斯泰这条大河逆流而上，我们幡然领悟，俄罗斯文化中的“超越”因素原来就十分强大。没有它，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不可能在短短的一百年间，以令世人难以相信的程度，造就出一颗接一颗的巨星；以令世人吃惊的速度，创造出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相形之下，中国文化缺少“超越”因素，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的观念，中国文学太拘泥于“改良社会”、“批判现实”、“宣传主义”。我们少的正是俄罗斯文学那种既平易近人又超然大气的浩荡气势——平民意识加沙皇气派制造出的强大魅力。

　　站在与下个世纪交接的大门前，我们回望你这脚跨两个世纪的伟人——托尔斯泰，从中国人亲切地唤你作“托翁”之日起，你就成为我们可亲可近的师长与朋友。我们与你的神交比你的生命还长。你伴随我们度过“战争与和平”的风风雨雨，你使许许多多你的异国知音踏上“复活”、新生的旅程。

　　世代在一代一代地轮转，历史和文化在这轮转中变易……人事无论怎样代谢，难得的都是像你这样的朋友。

　　契诃夫——你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

　　象冈察洛夫一样，契诃夫　（1860—1904），这位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最后一个巨匠，也曾到过中国。

　　契诃夫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兴趣。1890年，在前往沙俄最大的苦役场——萨哈林岛调查囚犯的监禁生活时，契诃夫路经我国黑龙江，记下了他当时对中国的印象。匆匆过客，浮光掠影。不过这也许就是一种预兆：在他身后八十九年间，他的作品长驱直入中国腹地，为大江南北的中国读者所接受、熟悉。

　　兼短篇小说巨匠和戏剧革新大师于一身的契诃夫，对于我国小说创作和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复杂又微妙。

　　跨越世纪，走近我们——契诃夫到中国

　　契诃夫属于最早一批被介绍到中国的俄国作家。

　　1907年，吴梼从日文翻译了契诃夫的小说《黑衣修士》。1910年，包天笑又将契诃夫的小说《六号室》（即《第六病室》）译介给中国读者，但包氏译文有许多夸张的引申，而这正是契诃夫故意不说，留有回味余地的一贯风格，也是他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独特体现。与此同时，契诃夫的两个短篇《戚施》和《塞外》被鲁迅与胞弟周作人收入他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但该集上下两册仅卖出二十本，其影响可想而知。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译成中文的契诃夫短篇作品还有：《庄中》、《生计》、《写真帖》。这时期，契诃夫作品的单行译本有两种，但这些译作都影响极小。这与“五四”以前的俄国文学译介在翻译文学中地位较低是一致的。“五四”以前，我国译者只对契诃夫作品中的短篇小说感兴趣，对他的剧作却冷落一旁。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翻译界对俄国作家作品的选择译介中。

　　契诃夫的作品被大量翻译介绍过来是在二十年代初。

　　1919年，沈颖发表了契诃夫《神学院学生》的译文。1920年，天津《新社会》连载契诃夫《唉，众人》的译文、《解放与改造》发表契诃夫戏剧《熊》的译文；同年，《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也发表几部契诃夫的译作，它们是　《戏言》、《犯罪》、《赌胜》和《阴雨》。

　　1921年，契诃夫的照片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小说月报》的《俄国文学研究》号外不仅刊载了他的照片和传记，而且还有他的译作——王统照译的《异邦》和邓演存译的《一夕谈》（《静诺奇卡》）。在这直接从俄文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丰收年里，俄国戏剧翻译异军突起，打破了译坛小说一统天下的格局。郑振铎将耿济之译的《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樱桃园》和他本人译的《海鸥》一并收入他编的《俄国戏曲集》。至此，契诃夫五个多幕剧中的四个都被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1923年，耿济之、耿勉之合译的《柴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