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教会的赏赐在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耶稣和圣母的裸体上，画上了“遮羞”的布条。“布条”又慢慢地“进化”为绳索，束缚乃至窒息艺术家和欣赏者的性的激荡。“布条”与“绳索”
，无疑是艺术发展的障碍；然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它们又可能以一种反射力刺激艺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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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洛斯——美之根柢７７１
展，比如，西方中世纪教会的禁欲，反倒催生出文艺复兴时代文学的大繁荣。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人类羞耻心的发达，对于人类的审美意识，也有一种反射作用。 弗洛伊德说，“遮蔽躯体的衣物，随文明的发展，意在不断地激惹性的好奇心，也使性对象能以裸露身体来吸引异性。”当然，这种好奇心，需要转移和升华，需要转化为对人类文化有益的方向。“如果我们的兴趣从性器官转向全身的体态，这种好奇心的心理便是艺术的。”只有在爱洛斯人格升华的前提下，“性的好奇心”才能与“性激荡”一样，成为一种审美的元素。 个中奥秘就在于：
看别人袒裼裸袒的情形，大多数人多少都有一些；诚然，它使人们能够将其部分原欲投注到高级的艺术兴趣上面。
中外文学史上，有两部作品都因为露骨地写性而受到指责。 一部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部是中国的《金瓶梅》。这两部作品的命运有一些相似之处：刚刚问世之时，受到批判受到谴责，被说成是伤风败俗，十恶不赦。 又谁知，绳索和障碍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作品通过各种方式在民间流传，截然不同的评论也唱起了对台戏。 就中国评论界的情况而言，到我们写这本书的二十世纪末，才对这两本最有争议的小说，有了一个大体上是公正的评价：它们都是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同样都是写性，都是用性的激荡来表现美的观念，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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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用诗人的激情和诗的语言，描绘男女主人公的性行为，而且这种性行为发生在大自然的怀抱，发生在那个野性与温柔相结合的牧场。作者对人体的描写，对性交的描写，对性心理的描写，并非是淫荡的色情的，而是健康的、审美的。 读这部小说，我们从性本身就能发现美，欣赏美。劳伦斯的艺术实践及其成果，已经成为性美学的范例。《金瓶梅》的情况则颇为复杂。这部中国小说史上的精典作品，偶尔也用诗的语言描写性行为，但也有很丑陋的性描写，或者说她写了很多人物的性行为之丑，性目的之丑和性心理之丑。但正如十九世纪法国大作家雨果所说，“丑就在美的旁边”
，《金瓶梅》并非是为写丑而写丑，而是通过写丑，去同丑作斗争，并最终在美学上战胜丑恶。《金瓶梅》的作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从作品的内容上看，作者采用的是对性生活的悲剧性再现，对性心理的裂变式剖析和对性行为的谴责性描绘；在艺术形式上，作者是以“美文”写“丑事”
，小说的诸多形式要素——篇章结构、情节发展、人物语言——都有着较高的美学价值。 比如小说情节的安排，“伏线”与“流波”结合，使人物、事件穿插合宜，花团锦簇，五色迷人。弗洛伊德在《爱情心理学》一书中，也谈到了文学作品性描写中美与丑相交织的复杂情景。 弗洛伊德认为，作家们用性的描写表现自己审美理想，是一件很难的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文学家们不得不受制于某些条件；他们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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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读者情绪的同时，还必须挑起智性的与美学的快感。 因此他们不能直言不讳……
爱洛斯冲动，是人的最本源的也是最根本的冲动，任何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无可逃遁地要受到爱洛斯冲动的巨大影响，无可选择地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演绎爱洛斯人格的曲折流变。然而，艺术家们并不是可以“肆无忌惮”
，并不是可以“口无遮拦”
，他们也要受超我、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制衡和约束，也要受制于各种各样的条件。“为了影响读者的情绪”
，为了他们自己的和广大读者的“性的激荡”
，他们在作品中常常要写到性，要涉及人的潜意识的世界，甚至要揭示人的灵魂深处的丑恶与阴暗。同时，艺术家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有责任挑起读者的“智性的与美学的快感”
，因此他们不能“直言不讳”
，不能赤裸裸地写性，写丑。 他们要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化丑为美，以丑衬美，并最终在美学上战胜丑。 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弗洛伊德关于爱洛斯人格之“转移与升华”的理论，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艺术形式上讲，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人物，所谓“升华”
，表现在具体的作品中，是人物形象的升华。当然，传品中的人物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表现的是作者的审美理想，因此，人物形象的升华，说到底，是艺术家人格的升华。弗洛伊德指出，文学创作中的“升华”“
，其作用体现在“把内心的冲突塑造成外界的形象”
，也就是把创作主体和人格升华，艺术化为作品人物形象的升华。 受弗洛伊德这一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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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西方一些著名的作家，如詹姆斯。 乔依斯、罗曼。 罗兰等人，都有意识地在作品中，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大量的篇幅揭示人物的潜意识流变，通过心理分析来展示人物的深层心理，来表现人物的人格升华。
３病玫瑰A视爱洛斯为美之根柢，有着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她是一种艺术创作的理论，她以弗洛伊德式的独特方式，回答了关于艺术创造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创造活动的心理实质，创造主体的精神原动力，人物形象塑造及艺术表现技巧的人格来源，等等。 其次，她又是一种艺术批评的理论，她为艺术批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观念和方法，以至于成为艺术批评史上的一大流派。在二十世纪的西方艺术批评的诸多流派中，精神分析学派独树一帜。 不少的精神分析派批评家，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话语，直接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具体分析。 在这些批评家们的发中，文学作品就好比弗洛伊德私人诊所里的“患者”
，这些“患者”的“症状”
，既是心理学的，又是美学的；既是个性化的，又是普泛性的。我们来看看这些艺术领域的精神分析学家，是怎样“诊治”他们的“病人”的。先请您欣赏一首小诗：
啊，玫瑰，你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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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怒号的风暴中在黑夜中飞翔那条看不见的虫发现了你殷红的快乐之床；他黑暗隐秘的爱正把你生命损伤。
这首威廉。 布莱克的《病玫瑰》，在弗洛伊德学派的批评家们看来，是对人类的爱洛斯本能，以及与之相关的死本能的形象而细腻的描绘。 诗中的玫瑰象征女性的美，而这种美正被代表男性的虫所侵蚀所摧毁。爱洛斯既然是艺术之美的根柢，那么，构成爱洛斯人格的所有要素，同样也可以成为艺术作品的心理的艺术的要素。《白鲸》是一部很有名的小说。精神分析学派的批评家把白鲸解释为严格的清教道德的象征，也就是说，白鲸代表作家的超我；渴望报复、驱使全体船员追捕白鲸而终遭毁灭的船长埃哈伯，被视为代表狂暴固执的本我；虔诚的大副斯达巴克，努力调停白鲸和船长所分别代表的力量，则象征平衡节制的理性，亦即自我。弗洛伊德的一位法国女弟子，玛丽。 波拿巴，用同样的方法评论美国女作家爱伦。 坡的作品。 这位法国精神分析批评家，认为爱伦。 坡的一生及其全部作品，都贯穿着俄狄浦斯情结，并由此把这位美国作家的诗和小说中的所有形象都解释为性象征。 她的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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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把性理解为潜藏在人一生中所有爱的表示后面那种原始动力，那么几乎一切象征都是最广义上说来的性象征。
性象征——病玫瑰，这是精神分析学派的重要代码。这代码的创始者，是弗洛伊德本人。弗洛伊德不仅有批评理论，还有批评实践。 他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艺术批评家。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涉及到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其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对《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三部精典作品的分析。 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王》的分析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详细的评介。 下面分别谈谈另外两部。
《哈姆莱特》
我们在《不做水仙花》一节里，曾谈起《哈姆莱特》中奥菲莉娅的纳西施式的自恋。 莎士比亚是精神分析学家们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而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研究的最杰出的也是最有争议的贡献，就是他的惊人结论：哈姆莱特有“俄狄浦斯情结”。
评论界认为，尽管弗洛伊德的这一结论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它的形式是十分优雅的。 弗洛伊德的论述依次分为四个层次。哈姆莱特的叔父克劳迪斯，谋杀了哈姆莱特的父亲，并娶走了他的母亲。 哈姆莱特应该报这“杀父娶母”之仇。 他有能力，也有机会。 可是，他一直延宕，迟迟不肯下手。 年青的王子为什么要延宕？为什么要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举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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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几个世纪以来，评论家们对这一问题始终不能提供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而弗洛伊德能够解释。 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表明：每一个男孩潜意识中都有“杀父娶母”的念头，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
这种孩提时代的愿望，在后来成年时代的无意识反应中一直延续下去。于是可以推导出第三层：克劳迪斯实际上做了哈姆莱特潜意识中想做的事。 换句话说，哈姆莱特在无意识中已经赦免了他的叔父。 有哈姆莱特的台词为证：
如果人人咎由自取，谁能躲过一顿鞭子？
当然，作为一个有着很强的理智和理性的成年人，他又不能够原谅克劳迪斯。 杀，还是不杀，便成了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哈姆莱特的愿望是无意识的，哈姆莱特的延宕也是无意识的，——这一心理事实本身就注定评论家们无法解释这位青年王子的延宕。曾经为弗洛伊德写过长篇评传的英国心理学家琼斯，运用精神分析学说评论《哈姆莱特》，还写过一本专著。 琼斯发展了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指出，与其说是哈姆莱特要替自己报杀父之仇，倒不如说是克劳迪斯帮助他杀死了父亲，从而解除了他自幼以来的一块心病。 琼斯这样说的理由很充足。 你看：哈姆莱特说是要替父报仇，却是犹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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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 内心斗争如此激烈，准备工作做得也是拖拖拉拉，以至于几次使计划落空。哈姆莱特虽说最后还是杀死了克劳迪斯，但他的代价是十分惨重的：他们母子双双身亡。《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也是一部弑父的悲剧，作者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佐夫家有三兄弟，老大德米特里与父亲费道尔同时爱上了城里姿色惊人的艺妓格鲁申卡，经过一番情场较量，儿子打败了父亲，德米特里决定带情人私奔。 德米特里出走时，误伤了家中的老仆人；也正是在这一时刻，费道尔被人杀了。 于是，德米特里被当作弑父的罪犯交付审判，并被判流放二十年。 作品告诉读者，儿子是无辜的，父亲却是罪有应得：费道尔贪财好色，放荡不羁，卑鄙无耻。 他结过两次婚，先后断送了两个妻子的性命。 他灭绝人性地奸污了流浪街头的一个女白痴，生下私生子斯米尔加科夫。 而杀死他的真正的凶手就是他的私生子。早在十九世纪，精神分析的先驱之一尼采，就直言不讳地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曾经教导过他的唯一的心理学家。尼采的这段话给弗洛伊德以很大的启示。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写了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弑父者》，分析这部长篇小说。 他认为，与《俄狄浦斯王》和《哈姆莱特》一样，《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一部表现“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典型最优秀的作品。 作为一位爱好文学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非常钦佩作者的才华，小说对灾难性事件和戏剧性冲突的出色叙述，对人物反常心理和人格分裂的传神写照，对人类肉体与精神之痛苦的生动表现，使弗洛伊德为之倾倒。 他尽管分析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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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弑父情结”
，并得出了心理学的结论，可他又坦率地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天才，“在天才面前，分析也只好缴械投降了。”
在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学派的批评家们，对《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更深刻的分析。 他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亲”的仇恨，实际上是对沙皇的仇恨，是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痛恨。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一个家庭的父权统治，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君权统治的翻版。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有“三钢五常”
，家庭里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说到底是要维系整个社会的“君为臣纲”。一个痛恨专制统治的人，必定要痛恨这“三纲”。因此，对父亲的仇视，既是一种无意识愿望，一种源于动儿性欲的爱洛斯冲动；但换一个视角看，它也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种有着后天因素的社会思想。 尤其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作家，他的“仇父”与“仇视君权”是统一的。在后弗洛伊德的这种艺术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心理学视角与社会学视角的结合，看到了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们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与改造，看到了弗洛伊德的“病玫瑰”已经有了别一种魅力。在二十世纪山头林立的艺术批评学派中，精神分析学说之所以有不衰的生命力，与一代接一代的后弗洛伊德理论家们对“病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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