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情景。 这种创伤性的经历，为日后整个恐惧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准备好了心理原型。在以后的漫长的日子里，每当遭遇到类似于婴儿期那样的无能为力的情景，都会触发焦虑信号，都会导致现实性焦虑。 可以说，人一生的所有的恐惧，都与早年无能为力的经历相联系，并且还有一种发展上的先后关系。弗洛伊德曾打过一个很著名的比方，说人生历程，恰似一个向上飘升的风筝，借助秋天的风，风筝徐徐上升，渐渐地，与蓝天融为一体。 然而，风筝不管飞多高，只要还未断线（断线＝死亡）
，它总是通过那根几乎看不见的线，与地上的那双放风筝人的手紧紧地连在一起。 那双手，就是人的童年。 爱洛斯人格，她的冲动与拘谨，她的冷漠与激情，她的随和与庄重，她的欢欣与苦涩，她的从容与恐惧……都通过那根神秘的线，与“童年之手”紧密相连。哦，我那梦幻般的童年！
与童年经历藕断丝连的现实性焦虑，因其紧扣现实人生，所以引起人们的格外注意。人与现实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现实是由人构成，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现实对于人，是一种集合式的、契约式的存在，为了人的健康与安全，为了人际关系的和睦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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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人格之碍３４１
必定要制定出许多的准则与戒律，来约束人的行为，来规范人的生存方式。 另一方面，社会的运行以个体的人的存在为前提，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个体的人的进步发展为前提。 从理论上讲，社会应该为她的成员提供便利创造条件，应该帮助并鼓励个体的全面发展。 而事实却常常相反。 首先，社会的那些整体性规范与准则，很可能衍为对个体身心的桎梏，衍为对个体创造性的束缚。 其次，在一个灾难性的社会，或者说在社会的某个灾难性时期，现实与人为敌，由人所构成的现实，成为罪恶的渊薮，成为恐怖的根源，成为人的地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类的许多灾难，其实都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个体的诸多现实性焦虑，其实来源于人自身。我们来看一个《靓女外嫁》的故事。 现代女性，有着太多的现实性焦虑，其中最典型最强烈的，恐怕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子作配偶。 本来，新社会解放了妇女，解开了妇女身上的四条绳索。 男人在失去对女性的统驭权时，也卸下了对女性负有的相应的责任；女性在解开“父（夫）权”绳索时，也担起了自食其力的重任。 然而，父权制意识渊远流长，绝非一两次社会变革能荡涤干净。 一个已经变革的社会，已不再为男性特权与职责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可能，而这个社会的男性与女性，却依然滞留于父权制意识的阴影之中。 于是就有了现代女性的现实性焦虑：渴望找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靓女外嫁》所写的几位上海姑娘，不愿意重复她们的母亲她们的奶奶的命运，不愿意将娇嫩的双手和娇好的脸庞支付给灶台、菜篮子、尿布和奶瓶。 她们要闯出一条“新路”
，要靠个人奋斗为自己开辟出全新的生存环境。 经过一番（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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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番）苦苦拼搏，她们终于如愿以偿，嫁给了老外。照理说，已经外嫁的靓女们，其现实焦虑已经解除。 非也。 不错，她们做了阔太太，不用上班，不用带孩子，不用挤公共汽车，不用到菜场去讨价还价。 但得到这些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所应该具有的独立自主、个性尊严、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 靓女们发现，当初“靠自己”惨淡经营殊死搏斗，原来是为了今日“不靠自己”只靠丈夫，是成为丈夫的“禁脔”和“私有财产”。
“不靠自己”
，也就是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的尊严。 至此，靓女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她们是打着“新潮”的旗帜，走回了历史的老路，开了一趟历史倒车。“靓女外嫁”四个大字，其实是叠映在“夫贵妻荣”的阴影之中，甚至飘出几丝“夫为妻纲”的阴冷之气。 当她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而苦闷时，她们实际上是从现实性焦虑转向了道德性焦虑。对于外嫁的靓女们来说，现实性焦虑的消除，却导致了道德性焦虑的产生。这是一个悖论。她们的新潮意识越浓，返回传统的速度越快；越是以强烈的现代意识反传统，越是陷入传统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或者说，她们自以为是在与传统观念决裂，其实是在同传统观念拥抱。 她们只好感叹：生活真不易啊！
对于人生的这种窘困，荣格有一段描述颇为精彩：
令人悲哀的事实是，人类的现实生活是由各种无情的相互对立的合成物构成的——白天与黑夜，诞生与死亡，幸福与痛苦，善良与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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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个战场，它一直而且永远是一个战场。一旦它不再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转引自ＢＲ赫根汉《人格心理学》）
A其实，大可不必悲哀。 没有各种心理焦虑，哪来人格的重铸与流变？没有本我、自我、超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冲突与搏斗，哪来爱洛斯人格的生成与升华？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心理背景下说，没有各种观念的交叉碰撞，哪来灿烂的思想火花？没有不同主题的相互对斥，哪来气势磅礴的交响？
没有互引互斥的张力，没有这“张力”的反弹，历史又如何能踽踽前行？
人格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
４红灯之后是绿灯A无论哪一种焦虑，对人来讲都是一种痛苦的感觉。 有人或许希望焦虑可以被废除掉，或许希望焦虑越少越好。 暂且不说这种希望其实是“侈望”
；即使能够废除，也最好不要废除，因为焦虑对于爱洛斯人格的生成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焦虑的心理功能，是对自我起危险信号的作用，一旦这种信号在意识中出现，自我就可以采取措施来对付所面临的危险。在人格流变的心路历程上，焦虑是红灯。 焦虑产生了，红灯亮了，它提醒主体：你面临着威胁与危险，你必须采取措施去防止或避免危险，你必须想办法保护自己。红灯之后是绿灯。 焦虑消除了，红灯熄灭了，心理流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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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行，直到下一次焦虑的来临。个体人格不断地遭遇焦虑，不断地排除焦虑，犹如船舶在暗礁的空隙间艰难地穿行。 如果没有这些红灯，危险就得不到排除，焦虑就会堆积起来，并最终给个体造成灭顶之灾。 这种情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从红灯到绿灯，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其间暗蕴着复杂的心理活动与心理过程。 弗洛伊德把人格主体对焦虑的缓解与消弥，统称为“心理防御机制”。弗洛伊德生前并无专著讨论这一问题，但在不少著作中都谈到了防御机制。 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 弗洛伊德将散见于她父亲著作中的自我防御机制归纳为十种：压抑，投射，内向投射，反向形成，固着，退行，合理化，解脱，认同，升华。 后面的四种，我们留待下一章讨论；现在我们来谈谈前面的六种。在所有的心理防御机制中，压抑是最重要的一种，也是其它九种防御机制的基础和最基本的方法。 我们在《冰山下的神秘》中，将“压抑”的心理功能喻为“三楼入口处的警卫”。
在对待心理焦虑的问题上，压抑是指的意识所不能接受的欲望、冲动、意念、情感和记忆等等，抑制到潜意识之中。弗洛伊德把压抑分为两种：原始压抑与真正压抑。 前者指排除本能的心灵表象进入意识，如乱伦的欲望；后者指强迫某种危险的知觉和记忆离开意识。 因为原始压抑并未根除被压抑的内容，其本能欲望仍潜在地依附于它，并且本能所选择的危险对象，还可以同那些变成了意识了的对象联合起来，共同引起焦虑，所以就需要一种真正的压抑，迫使痛苦的知觉、记忆离开意识。 压抑可以阻止一个人看见某种东西，或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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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东西加以曲解或改造。 压抑还适用于创伤性记忆或与创伤经验有关的记忆，最常见的就是遗忘或健忘症。 比如一个被侮辱的少女，事后患了癔症性遗忘，因此不能回忆起受害事件的经过，这就可以减少她自我方面的痛苦。如果说压抑的心理指向是向内，那么投射的心理指向则是朝外。 投射又可称为外投或推诿，指自我把那些它自己不能接受的欲望、冲动和意念归咎于他人。 弗洛伊德说，当一个人的自我受到本我或超我的压抑而感到焦虑时，他可以将这焦虑的起因推诿于他人，或归咎于客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楚霸王项羽，四面楚歌，兵败如山倒。 他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于江边。 临终前，项羽悲叹：“此天之亡我也，非战之罪也！”项羽认为，他的失败是命运所致，是无可逃遁的客观规律，与他自己的主观意志及行为没有什么关系。这便是利用“投射”的方式来消除心理焦虑。 司马迁对项羽的这种“投射”颇为不满，他认为楚汉之争，楚亡汉兴，楚霸王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项羽临死之时，尚不觉悟，也不自责，而说什么“天亡我”
，岂不谬哉！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项羽的自我不能忍受“自己要负战败的主要责任”这个真实的结论，只好选择了“投射”。司马迁若能设身处地，还是可以理解项羽的心情的。还有一种分享式投射，也就是与他人分享情感和思想。自己幸福便认为别人也幸福，自己悲痛便认为别人也悲痛。 仔细分析一下，所谓“分享”其实也是一种“防御”。如果别人不幸福，自己的幸福就会遭到损害，因为在别人不幸福而仅仅自己幸福的时候，自我就有一种负疚心理。为了消除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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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把幸福也加于他人。 又比如，有说谎习惯的人，总认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说谎的，有这种分享式投射，说谎者就很容易做到既不诚实也不惭愧。 一贯考试作弊的学生，常常以人人都作弊来原谅自己；同样，认为大家都在乱搞男女关系的人，会借以原谅自己的越轨行为。 这一类投射并不压抑真正的动机，也不用其它的动机来代替，而把他的道德焦虑投射到他人身上。投射也可以是内向的，称之为“内向投射”。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人很爱他的儿子，有一次，儿子在爷爷面前调皮捣蛋触怒了老爷子，当爷爷的一气之下责打了孙子。 做父亲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又急又气又怜又恼，无奈之中，自打耳光。 他老父亲问他为何要这样，他回答：“你打我的儿子，我只好打你的儿子。”
在这个例子中，作父亲的看到自己的儿子受到责打，他的超我受到刺激，但他也不可能因此去责备他自己的父亲——因为这同样是为超我所禁止的。 他别无选择，只好“转向反对自己”
，用内向投射来减缓自我的焦虑，用自我惩罚来保护自我，来抵御超我对自我的谴责。第四种防御性机制叫“反相形成”
，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常常能见到的。 斯特林堡是西方著名的文学家，但他有两大人格缺陷：心胸狭窄，爱情偏执。 身为一个大作家，心眼却很小很小，有一次，他们夫妻俩陪几位朋友在海滩散步，妻子与其中的一位男士正在海边拍一张合影照片，斯特林堡见状怒不可遏，硬是当着众多朋友的面把妻子从那位男士身边拉开，弄得他妻子分外尴尬。 他要求妻子只爱他一人，不允许妻子爱别人，甚至不允许她爱他们的孩子。 斯特林堡知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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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这些性格特征是病态的，他的自我为此也时常遭受道德性焦虑。 为了消弥这种焦虑，他在公开场合竭力表白他的“正常”。有记者问他：“你最讨厌什么样的男人？
最喜爱什么样的女人？“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最讨厌心胸狭窄的男人，最喜爱有母爱之心的女人。”
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这位作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他是在运用“反相形成”来消解自己的心理焦虑。“反相形成”
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如吝啬者故意表现慷慨大方，虐待动物的人狂热地反对用动物作实验，对你恨之入骨者却向你套近乎，一向沉默寡言的人突然口若悬河……诸如此类，都是把某些不允许的冲动欲念，潜意识地转化成强烈的相反形式，以获得超我的认可，从而减轻和消除对自我的压力和威胁。 在弗洛伊德看来，反相形成是由本能的成对性（如生存与死亡，友爱与仇恨，建设与破坏，主动与被动，支配与顺从等等）及其相反相成所致。 一种本能，无论是直接对自我施加压力，还是通过超我对自我间接地施加压力，均可导致自我的焦虑。 这时，自我便向着与这一冲动相对应的本能转移，否认或掩盖其真实感情，并在表面上以一种极端相反的形式予以表现。还有一种性别角色上的反相形成。 在父权制的文化预设之下，男性标准成为唯一的标准，成为人格定位的准则。 有些男人把温柔与女性相提并论，因而害怕任何温柔的表现。为此，他们在装饰上极力显出刚强和男子气，结果弄成了一幅男性讽刺画。 还有些女性为了做“女强人”而在衣着和举止上模仿男人，为服从男性价值观而牺牲自己的个性特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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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反相形成在消弥焦虑的同时，却歪曲了现实，屈从了虚假和伪善，使人格变得呆板、固执。 这些负面影响是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弗洛伊德把人格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婴儿期，儿童期，青春期和成年期。 人格的正常发展，就是稳定地从一个时期过渡到另一个时期。 然而，进展有时会停止，人可能停留在原处，不能登上更高一级台阶，这种心理现象叫作“固着”。
固着也是对焦虑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