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设法尽快把他和母亲救出来。
“你是谁？”我问。
他是三哥的朋友，跟三哥一起做事。他们的事情眼下不宜多讲，我知道太多也未必好，不是情况非常紧急，他不会用这种方式找我。我大哥的部队已经移驻泉州，厦门的事情恐怕一时管不到，当务之急是找大姐想办法。他们已经探明情况，知道我大姐不在警备司令部，出差去了漳州，他要我立刻赶到那里找大姐报信。三哥和母亲目前关在厦门看守所里，作为共产党地下嫌疑人员，正被特务审讯。特务在母亲、三哥以及我们家都未掌握要紧东西，特务需要活口，母亲和三哥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还有时间营救，但是要快。他让我马上走，校门外有一辆三轮车送我去码头，那边有人给我准备了船票和车票。
“我们不便直接去见你大姐，只能通过你。”他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还是那句话：不必多问，知道太多未必好，只需知道他们是三哥的朋友就行。除了把情况告诉大姐，他们不需要我做更多事情。
如果他们跟大姐是一路人，何必通过我去找她？但是如果大姐跟他们没关系，为什么他们还要找她？
没时间多费心，一时也不可能找到答案。我没有迟疑，听命行事，立刻动身。那天有风，我用一条头巾把自己的脑袋包了起来，坐着那辆人力三轮车离开学校，途中特意让三轮车师傅穿行一条小巷，从我家后院经过。透过石条栅栏墙，我看到我家后门紧闭，后院里安静如常，晾衣绳上空空如也。我心知不好，如果母亲在家，这个时候晾衣绳上一定有衣物在滴水。母亲已经形成习惯，她每天都要洗衣服洗东西，除非天下大雨，她总要在晾衣绳上挂点什么。
我只觉满腔悲愤。
我到码头坐船出岛，而后转乘客车到达漳州，时已下午。我直接去大舅家，大姐每到漳州都会到大舅家，所以去那里找。大舅不在家，舅妈告诉我大姐住的旅店，我转身去了旅店。在门外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晚饭时分终于等到大姐。她的上司赴宴去了，她称有事回到旅馆，恰看到我。
“澳妹！”她非常吃惊，“出什么事了？”
我们进了房间，我把情况匆匆说完，她一声不吭。我大惑不解，母亲老骂大姐是“紧性鬼”。这种时候怎么忽然变得不吭不声？
“阿姐怎么办？”我发急。
她问我报信的陌生人长什么样子。我说不出来，总之是陌生人，但是显然他认识我，还有我们家的人。
“不会上人家的圈套吧？”她问。
特务的花招很多，到处有圈套，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人家没骗我。
“他们怎么会去找你？”
陌生人声称他们找大姐不方便，所以找我出面。
大姐又不吭声了。
“阿姐，三哥和阿姆会怎么样呢？”
大姐生气道：“会死。”
“阿姐！”
她改口说母亲不会有事。母亲又不是第一次坐监狱，把母亲当共产党抓，真是瞎了眼，不把母亲气死才怪。让母亲去骂特务“共产共妻”吧，母亲什么都不知道，特务从她那里问不出任何东西。大哥很快就会出面保人，母亲不要紧。
“三哥呢？”
她不吭声。
“阿姐快想办法！”
她火冒三丈：“我哪有办法！”
我呆住了。
她让我待在旅馆房间里，哪里都不要去，等她回来。
她用力关上门，离开房间。我独自坐在床上忐忑不安，心里七上八下。不到两分钟房门又开了，大姐推门朝我比画：“澳妹，跟我来。”
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待在房间，让我跟着走，要我什么都别问。
我们一起出了旅馆，从大街走到小巷，七拐八拐，到了一条小街上。天色已暗，小街没有路灯，靠沿街各铺面提供一点亮度，供行人来去。小街弯弯曲曲，一些铺面还在营业，大的铺子挂起汽灯，小铺则点上煤油灯，有些人家围在煤油灯前吃饭，小孩在街面上跑来跑去，大声喊叫。
小街中间有一家花生油铺，大姐带着我从油铺边走过。油铺尚未关门，门里亮着油灯，有一个中年人站在柜台后边拨打算盘，看上去是油铺掌柜。油铺里冷冷清清，并无顾客打油，但是大门洞开，似乎在等着谁。
大姐在油铺斜对面街道上站住脚。这里有一个五香铺，铺里支着油锅炸五香卷。五香是本地小吃，像是炸春卷，馅料却不一样，有肉丁、虾仁、葱白和荸荠，加上各种配料和五香粉，炸得香喷喷，蘸上酱料好吃极了。大姐买了根五香让我抓着吃，自己跟五香铺老板娘打听一个补锅匠，说昨天看到这里有人补锅，今天怎么不见了？老板娘说补锅匠不是这条街的，昨天跑到这里补锅，今天又不来了。
“还有一个爆米花的，一直在这里摇爆机吗？”大姐问。
老板娘说爆米花的以往也没见过。
大姐低声骂了句：“该死。”
她拉着我的手走开。
我感觉稀里糊涂：“补锅匠爆米花是什么呀？”
大姐告诉我那是圈套。一出厦门她就感觉不对。
“阿姐说什么呀！”
她不解释，拉着我回到旅店。进门后她把床上的被子摊开，要我赶紧睡觉。我问她母亲和三哥怎么办？她答应明天领我到漳州的南山寺，给母亲和三哥烧一炷香。事到如今，只能请菩萨保佑母亲别出事，保佑老三活下去。
我一时语塞。
我们俩挤在一张铺上，我哪里睡得着，大姐也一样，她躺在床上，眼睛盯着黑洞洞的窗外，根本无法入睡。她跟我说话，语音平静，忽然旧事重提说起了林壮国。她提到自己衣箱底下有一个旧包袱，包袱里有一件旧衣服，是阿国出事当晚她穿的。衣服上血迹斑斑，是阿国死前流的血。这么多年了，她一直留着那衣服，从不丢弃。姐夫吴春河也知道这件衣服。
我听了害怕：“阿姐为什么呢？”
她知道母亲也一直留着父亲被暗杀时的那件衣服。不同的是父亲当年没有死，阿国却没活过来。阿国跟父亲比是小辈，但是他们都一样，是共产党。
“阿姐你不是吧？”
“多嘴！没让你问！”她训斥。
她说一个人走上某一条路总有缘故，阿国在她手臂里断气的那一刻，她这一生要干什么差不多就决定了。这么说不完全，还得算上父亲。从父亲拉着她的手从家门口小巷走过那时起，很多事情就注定了。
我们家孩子里，数大姐跟父亲接触最多，她懂事那几年，父亲难得地经常在家。父亲很喜欢大姐，大姐小时候，父亲从外边归来，站在摇篮边看大姐睡觉，边看边笑，满心欢喜，远比看见大哥高兴。当年父亲常牵大姐的手上街给她买吃的，大姐最初认的字也是父亲教的。父亲还给大姐刻过一个石头印章，小印章四个字“钱金凤印”，其中“凤”字中间刻着一只鸟，印在纸上活灵活现。父亲给大姐讲过许多道理，他说人要自知自觉，大姐是钱家大女儿，钱家人要像钱家人，当大姐要有大姐的样子。“大姐大姐头”就是自知自觉，自知自觉的人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应当做些什么。
“阿爸说过自己是共产党？”我问。
父亲什么都没跟她说，当时大姐还小，长大后她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这么多年来，大姐经常回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感觉他一直在拉着她的手领她行走，有如当年。大姐一直想要找他，她觉得父亲那样的人有可能因为种种缘故隐姓埋名，改名换姓，不吭不声躲在哪个角落做他的事情。父亲的求生意愿非常强烈，这种人无论遇到什么灭顶之灾，往往还会生还，不会轻易消失。如果父亲还活着，应当把他找出来；如果父亲确实已经不在世上，葬在哪里也该有个最后归宿。家中做节那天，保密局特派员柯子炎提及父亲，不像是随意提起，肯定是知道一些情况，也许是有意探听虚实，想从钱家人的嘴里打探父亲的底细。他们像是认为他还活着，他们似乎也在找他，其中必有原因。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不担心父亲，只怕母亲出事。
大姐让我安静。现在哭不顶用，这件事我管不了，白操心，她再想办法吧。她不喜欢让我卷进这种事，怕影响我读书，怕我有危险。现在我被卷进来，只能多加小心。
“你暂时不要回厦门。”她交代。
她要我先在大舅家住几天，等可以回家时再说。我得有个准备，最坏的情况是特务追过来抓我，那不必怕，因为我就是个学生，大人的事一概不知，特务拿我没办法，到时候她和大哥会设法把我保出去。无论我碰上什么，都要心怀希望，坚持活下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不是为了死。
“记住没有？”
“记住了。”
“记住什么？”
我记住要活下去。
她让我吃了一片安眠药，她自己也吃。她说不吃药只怕整夜甭睡了。
我从没吃过那种药，它对我效力巨大，没多久我就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晨，有几个人闯进旅店客房，他们打门，最后拿脚踹开房间大门，使劲推搡，把我从沉睡中推醒，冲着我大喊大叫。
“钱金凤在哪里！”
我整个儿蒙了，眼前乱哄哄，头脑晕沉沉，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闯进来的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们在问些什么。
“喂！看着我！”其中一个人朝我大叫。
我忽然认出来了，这是个矮胖子，刘树木，柯特派员手下的特务组长。
他追问大姐的去向。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姐跟我一起吃了安眠药，挤在同一张床上，然后发生什么我一无所知。
“东西呢？在哪里？”他嚷嚷。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些人搜查房间。大姐的皮箱还放在客房角落里，他们把皮箱拎在床上，看他们的动作，可知皮箱相当沉重。当着我的面他们打开皮箱，只见里边有些杂物，还装有半箱子书，居然都是我的课本，小学的，中学的，已经没有大用。大姐舍不得扔，把它们保留下来，不知为什么她把它们塞在皮箱里，从厦门带到了漳州。
矮胖子刘树木看到皮箱里的课本，脸色全变。
“电台在哪里！”他朝我咆哮。
我哪里知道什么电台。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惊险劫狱
大姐把安眠药含在舌头下边，然后悄悄吐掉。
她在半夜里悄悄离开客房，那时万籁俱寂，人们都在熟睡。司机小陈跟着她，两人将一切弃之不顾，不告而走，驱车匆匆赶回厦门。
她只能孤注一掷。
旧历四月二十做节当晚，我们家那幢木屋里发生什么了？有如大哥当时所怀疑，大姐与三哥一起鼓捣，密谋了其后事项，包括三哥第二天凌晨的失踪，以及大姐拉到漳州的一只大皮箱。这只皮箱本应装着一部电台，而不是半箱沉重的旧课本。
我们家老三钱世康根本不是什么生意人，他货真价实就是个“土共”，地下党游击队的敌工队长，这一次潜入厦门有一项重要任务，涉及一部电台。
前些时候，闽粤两省当局组织大量兵力围剿游击区，游击队与“进剿”之敌在山区周旋，历经几场大的战斗。一次突袭中，游击队的电台被敌军炮火击中，报务员牺牲，机器毁坏，致游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系。地下党通过内线从台湾得到一部新电台，用渔轮偷运到厦门，派遣老三钱世康到厦门接运。由于敌人防范严密，加强镇压，白区地下党的交通线又遭受破坏，任务异常艰难。老三勉为其难，想尽办法进入厦门，把电台接到手一检查，发现电台一只真空管以及若干零件受损，问题可能发生于海上运输途中。老三决定在厦门修好再往山里送，这方面技术他懂，零配件在厦门较容易找，唯有真空管无处可寻，紧急中他通过博闻文具店求助大姐。
三哥是从哪个渠道得知博闻文具店？原来是姐夫吴春河。两年多前，有一次三哥在山里游击队驻地意外见到了吴春河，两人都感到非常突然。时间短，彼此没多说，吴春河留了地址，说以后如有特殊需要，可试通过这里找他。除了这句话，吴春河没多说，老三也不能问。闽南基层地下党组织有多个系统，各自按照上级要求，独立开展工作，彼此不相统属。吴春河此前从未与游击队发生联系，估计来自另一系统，有可能直属更高层级。三哥与他在游击区意外相逢，彼此才知道是自己人。三哥猜想，姐夫突然进山，可能是奉上级之命联络重要事项。从时间上推算，那一次姐夫进山，可能跟前往台湾的任务有关。
三哥通过姐夫留下的渠道向大姐求助，事出无奈。情况很紧急，很严重。敌人大举进攻，特务活动猖狂，有白区重要干部被捕，几条交通线相继被破坏。这时候跟上级失去电台联系，雪上加霜。三哥急于修复电台，送出厦门，原有的渠道无法提供帮助，反复斟酌，才冒险与大姐联系。他觉得姐夫的活动大姐并不一定参与，但是姐夫是自己人，大姐肯定不会是敌人。无论大姐是不是地下党，毕竟是自家大姐，只要有可能，一定会想办法帮他。三哥用写信方式联络，没有直接去跟大姐见面，也不敢贸然回家探母，是因为感觉到危险——从潜回厦门起他就发现情况不对，身前身后似乎总有些人形迹可疑。他记得旧历四月二十家中做节，时间恰在眼前，因此先通过博闻文具店与大姐联系，再利用家人相聚之机见面。为了当天回家，他乔装打扮，小心谨慎，穿街串巷，瞻前顾后，用了所有可用的隐蔽行动手段，最终还是被特务堵在巷子口。还好大哥赶到，救了他。以安全计，当晚他应当跟着大哥钱勇离开厦门，大哥虽被他讥为“党国要员”，毕竟是自家大哥，不会见死不救，但是三哥不愿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