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 第4部分

　　　　除夕前，大舅把大姐送回了厦门。

　　　　大舅说：“过年了，多讲吉利话。”

　　　　哪怕不是过年，我相信母亲对大姐也已经失去了她的言语杀伤力。母亲脾气躁，骂人一向没有好话，对自家人尤其敢骂，死啊鬼啊从不离口，用本地话形容，那不叫骂，是“詈”。无论是詈还是骂，到了大姐回家的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没有言语。

　　　　她不说话，大姐也不说话。大舅劝了两句，返程赶回。

　　　　第二天凌晨，母亲起身洗衣，后院水井边，大姐已经在打水忙碌。那时母亲哭了，大姐也跟着哭，母女冤家在水井边哭成了一团。

　　　　寒假过后大姐回学校上课，母亲为她收拾衣物，没再试图阻拦，还在她的书包里塞了一个护身符。我所就读的小学开学比较迟，大姐提出带我到大舅家玩，母亲也没阻拦。我跟着大姐坐江轮到了漳州，在大舅家住了一星期。

　　　　有一个晚间，大姐有事匆匆出门，我缠着要跟去，说是大舅家孩子都大，没有谁跟我玩。大姐推说天气很冷，街上很黑，不让我跟。看我满脸失望，她骂了我一句馋鬼，给我穿件棉袄，拉着我的手出了大舅家门。

　　　　大舅家街头转角有一个酥饼摊，烤的酥饼薄得跟纸一样，脆得一咬就碎，热乎乎的刚从煎锅里出来，又便宜又好吃。每次跟大姐经过那个摊子，我都看着酥饼眼睛发直，总被大姐骂作馋鬼。我吵着跟她走，实是因为嘴馋。

　　　　她拉着我的手去了酥饼摊，买了个饼塞在我手里，然后让我回大舅家。“阿姐我要跟你。”我赖她。

　　　　她只好带着我。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途经一座教堂，当地人称“天主堂”，再从一条小巷进入一个大房子。

　　　　有许多人聚在房子里，男男女女，大都与大姐年龄相仿。我看到他们给大姐戴上一个发套，让她长出一根长辫子，给她换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棉衣，让她敲一个小碟子唱歌。忽然间有一个老人拿出鞭子抽她，一个年轻人从人群中跳出来，把老人手中的鞭子抢走，还说了很多话。我坐在一旁矮竹凳上，看得目瞪口呆。原来那是演戏，不是真演，是排练。他们排的戏叫做“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日戏。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人要起来抗日，戏里讲了这个道理。我年纪小，道理还不太懂，那出戏却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戏里的老头出了岔子：他拿鞭子打人力气过大，嘴唇上粘的两撇假胡子突然掉落，一旁看的人顿时哄笑，气得大姐朝他嚷嚷。还有戏里跳进来抢鞭子的年轻人最让我吃惊，我记得他是大姐小学的一个同学，早几年他到过我们家几次，好像叫什么“阿国”。没想到他也跑来这个排练场。

　　　　这是大姐他们的剧社，他们在这里排戏，大姐在这出戏里当主演。她的声音很好听，银铃一样，情绪饱满，让人揪心。她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好看，浑身散发着光彩。

　　　　她交代我，回去后千万不能告诉母亲，别说她在这里参加剧社，跟大家演抗日戏，不要说阿国也在这里，什么都不要说。

　　　　“免得阿姆把我骂死。”她说。

　　　　我问她演戏不好吗？她说如果不好他们怎么会去做？他们不是为了演戏，是为了唤起民众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讲只是怕母亲担心。

　　　　剧社里的人开我玩笑，说这小妹眼睛大大的，东张西望，一看就会演戏，让她也来剧社吧，给她一个角色试试。大姐开玩笑说可以啊，等我们家澳妹长大了。那时大家哈哈笑，都挺快活，没想到转眼就出了大事。事情起因在我：我年纪小，爱犯困，在剧社半懂不懂看排演，止不住瞌睡，大姐看我不停地打哈欠，像是撑不下去了，骂了我一句：“不让你跟，偏要来。”她把棉袄给我套上，打算领我回家，守在一旁的阿国拦住她：“天晚了，不要自己走。”

　　　　大姐也不客气：“你来送，让你管生管死。”

　　　　阿国好说话，当即起身，跟着我们出了剧社。刚出大门，忽然有四五个黑影迎面而来，大姐拉着我往巷道边靠，让对方过去，却没想到对方反而逼过来挤我们。跟在后头的阿国几步跑上前，喊了声：“你们什么人？做什么？”

　　　　对方不吭不声，忽然围住阿国。他们竟然带着家伙，没等阿国再问，有人在暗中抡起木棍，一棍打在阿国头上。阿国失声痛叫。急切中，大姐把我往身后一推，用身子护着我，大喊救命。那几个人扑上来打大姐，大姐赤手空拳与之相搏，还好剧社里的人闻声追出，几个黑影一起收手，转眼跑得无影无踪。

　　　　我们三人被扶回剧社。大姐莫名其妙挨了几棍，没打到要害，并无大碍，但是一进屋子她就大惊失色，因为两手都是血。大姐急坏了，拉着我从头摸到脚，只怕我被坏人打伤。这时她身边“扑通”一声响，阿国一头栽倒于地，引得身边人一起大叫。

　　　　大姐手上的血来自阿国，那些人不仅带棍子，他们还在阿国肚子上捅了一刀。起初阿国没在意，还能走进屋子，忽然间感觉不对，立刻就倒了下去。

　　　　大姐抱着浑身是血的阿国喊叫，声嘶力竭。但是没喊回来，阿国死在剧社里。我整个儿吓傻了，哭都哭不出来。

　　　　警察赶到，把剧社里的人都抓到牢里，先行拘留。我跟着大姐在牢里坐了一个晚上，彻夜无眠。第二天下午颜俊杰闻讯赶到，才把我们姐妹保出监牢。

　　　　大姐头发蓬乱，身上衣眼上全是血。她抱着我坐在牢里时不声不响，一见颜俊杰，她的眼泪突然哗啦啦流了下来。

　　　　颜哥说：“还好。万幸。”

　　　　颜俊杰是我大哥的小学同学，我管他叫颜哥。从我依稀记事时起，他就在我们家晃来晃去，跟大哥特别要好。他一直对我大姐很上心，看到大姐安然无恙，他松了口气。

　　　　大姐哭：“阿国死了。”

　　　　颜哥说：“你们没事就好。”

　　　　两天后颜哥把我送回厦门。剧社刚出这么大的事情，大姐不能离开，特意拜托颜哥护送，行前再三嘱咐，让我管住自己的嘴，不许多说一个字。

　　　　“不要把阿姆吓死。”她说。

　　　　后来这件事还是让我给露了馅。

　　　　回厦门后我牢记大姐的交代，无论母亲怎么打听，从不提起剧社和阿国。不料有一天漏了句嘴，提起那些人说我眼睛大，可以去演戏，但是我不敢，因为演戏会死人。母亲起了疑心：“谁死了？”

　　　　我不会说谎，母亲一追问就心里发慌，最后吃不住劲，都坦白了。

　　　　母亲没给我吓死，但是急坏了：“要死了啊！”

　　　　我知道自己闯了祸。

　　　　母亲捎信让大姐回家一趟，大姐回了口信，说学校里课多，得等些日子，母亲不听，再捎信要大姐回家。拖了一个来月大姐终于回来了，却没有直接回家见母亲，她去了我读书的小学，守在门口，在放学路上拦住了我。

　　　　我一见她就哭，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都招了？”她问我。

　　　　我承认。

　　　　“果然。”她不高兴，“怎么一下就叛变了？”

　　　　我真是没想叛变，但是我抗不过母亲。

　　　　“澳妹太老实。傻。”她说。

　　　　她反过来安慰我，让我别哭。年纪小不懂事，长大就懂了。我抹着眼睛问她现在怎么办呢？她说不要紧，阿姆迟早要知道。

　　　　当晚，大姐和母亲两人在楼下厨房说话，整整说了大半夜。她们不让我听，把我赶到楼上做作业，然后让我赶紧睡觉。整个晚上我心里忐忑不安，怕她们像以往那样互相喊叫，怕母亲动手打大姐，也怕大姐还手。在我的提心吊胆中，楼下厨房传出嗡嗡不绝的声响，显然她们谈得并不轻松，但是始终没有激烈的动静。第二天一早大姐离开厦门，返回学校。走之前她到厨房跟母亲告别，母亲一声不吭。我在那里帮母亲淘米，大姐揪了一下我的辫子，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母亲看着大姐的背影，一时竟像傻了一样，她的眼神里充满担忧，还有恐惧。“会死啊。”母亲感叹，自言自语一般，“会死啊。”

　　　　我吓坏了。

　　　　那年夏天出了大事：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全面抗战开始。当年末，厦门岛上人心惶惶，到处传说日军马上就要进攻厦门。隔年一月底，大姐回到厦门过寒假，只待了短短几天，大年初四又匆匆返回漳州，说是学校有事。母亲已经不再干涉她的行动，听之任之，她愿回就回，想走就走。谁料仅仅只过了半个月，大姐突然又回到厦门，没说是什么事，只讲回家看一看，住一晚，第二天就要离开。“不能多住一天？”母亲问。

　　　　她只有一天时间。

　　　　她给母亲留了钱，让母亲补贴家用。她还交代了一句话：“澳妹比我乖，是块读书的料，阿姆让她一直读下去吧。”母亲问钱怎么来的，大姐说是从伙食费里省下来的，她还在学校附近一所小学兼教夜校，人家给了点报酬。

　　　　“自己留着用。”母亲不拿。

　　　　大姐坚持留下钱。说自己要去一个地方，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回不了家，家里的事情帮不上，让母亲多费心，不必为她担心，她会照料自己。

　　　　当晚大姐与我挤在一张床上睡。我偷偷问她要去哪里，她教训我小孩别管大人事，好好读书、听母亲的话就对了。她心事很重，意外地动情，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也可能永远回不来。眼看母亲头上已经有了白发，一天天老了，想起以往跟母亲顶撞斗气的情形，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支撑这个家不容易，澳妹不要学她，要听母亲的话。如果她回不来，以后母亲只能交由澳妹照料。

　　　　我根本搞不清楚大姐话里的意思。

　　　　她跟我提起死去的阿国。阿国的大名叫林壮国，是乡下人，穷人家的孩子。家中有几个姐妹，只他一个男孩。大姐去报考省立二师，是跟阿国一起去的，他们俩那时已经相好了。大姐本想跟阿国相守一生，却看着他死在自己怀里。她后悔极了，那天晚上如果不急着送我回家，没逼着阿国陪送，待到排练结束众人一起离开，对方可能不敢动手，阿国可能还会活着。可是已经迟了。

　　　　我问：“他得罪了那些人吗？为什么打死他？”

　　　　大姐说抗日爱国得罪谁呢？阿国死后到处议论纷纷，警察四处追查，却没有抓住任何凶手，事情不了了之。这一结果并不奇怪，警察跟凶手其实是一伙，剧社早被当局猜忌，认为表现左倾，怀疑异党渗透。制造惨案，杀害剧社人员是想杀鸡吓猴。这些家伙不知道压迫只会引发更多的反抗，杀人只会让更多人奋起吗？大姐咬牙切齿，让我听了害怕。“阿姐你也要反抗吗？”

　　　　她训斥我：“大人有声，小孩无嘴。”

　　　　“阿姐你们是……是什么人呀？”

　　　　“傻了？我就是你阿姐。”

　　　　凌晨时分，母亲走进我们的卧室，把我从大姐身边抱走，当时我睡眼迷蒙。母亲把我放在门边，拿出一把大铁锁，把还在沉睡的大姐反锁在房间里。我大吃一惊，顿时惊醒。母亲低声喝令我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待在这里。

　　　　大姐被母亲囚禁。发觉后她极力反抗，大喊大叫，要死要活，又是踢门又是撞墙，闹得天翻地覆。母亲拿一张板凳堵在卧室门前，自己坐在板凳上，无论大姐如何撒泼，如何央求，她始终一言不发，岿然不动。

　　　　她把大姐关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改变了大姐的命运。

　　　　如果大姐按照原定计划从厦门返回漳州，将于第二天出发，跟一批同伴乘汽车前往龙岩慰问抗日军队，然后不再返回，随队转赴安徽。大姐参加的剧社是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时逢国共合作抗日，南方各共产党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战前线，大姐他们要去参加新四军。大姐不忍心不告而别，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们，所以千方百计请一天假，跑回厦门一趟。大姐并没有告诉母亲她要到哪里去，要去做什么，但是母亲心里有数，用一把铁锁在最后时刻阻断她北去的机会。母亲说共产党别人不知道，她最清楚，她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去坐牢吃枪子。

　　　　“让她死不如让她恨我死。”母亲说。

　　　　大姐的命运被母亲强行改写。三天后母亲放了她，她立刻跑到漳州找她那些同伴，发现他们早都走了。大姐备受刺激，打算往龙岩赶，独自去找队伍，却在焦虑急切中病倒在大舅家。病愈后时局大变，一时没有其他路可走，大姐悻悻然暂时返回厦门。当年五月，厦门被日军占领，大姐与我们一起困于沦陷区。

　　　　她在厦门谋了个教职，当了小学老师。有很长时间她拒绝与母亲说话，虽然每日依然要帮助母亲打水洗衣，但她们靠习惯和动作交流，不需要语言。有一个雨天母亲在水井边滑倒，摔断了左腿，在家里躺了两个多月，伤愈后腰腿大不如前，走路佝偻。大姐开了口，让母亲停止做工，从此不再给人家洗衣服。

　　　　“我不做大家吃什么？”母亲问。

　　　　“吃我。”大姐说。

　　　　“你有几个工资？”

　　　　大姐呵斥：“不要说！现在听我的。”

　　　　从此我们家大姐说了算，母亲失去了掌控权，想来也是理应如此。

　　　　两年后，有一个男子走进我们家门，他就是吴春河。我认识他，当年我跟着大姐去剧社排练时见过，当时他在鼻子下边粘了两撇胡子，演那个拿鞭子打大姐的老头。

　　　　母亲很不满，问大姐：“怎么领来个台湾仔？”

　　　　大姐抢白母亲：“有样学样。”

　　　　母亲无言以对。

　　　　我们的父亲钱以未是台湾人，生于台湾新竹，年轻时到大陆，末了在台湾失去踪迹。大姐与母亲简直就是亦步亦趋，她领进家门的这位吴春河也是台湾人。其曾祖清朝末年从惠安洛阳过台湾，吴本人出生在台北，五岁时被送回祖家，过继给他的一个堂叔当儿子。他的养父在泉州开有一间布店，他的生父在台北有一家酱油铺。吴春河后来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到了省立二师，当过大姐的老师。吴春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