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 第3部分

　　　　他让老三放筷子，擦嘴巴，别再吃了，跟他走。

　　　　“干什么？抓我吗？”

　　　　“我不抓，让特务抓？”

　　　　老三叫屈，称自己真是良民，做点小生意赚点小钱而已，党国大员把江山社稷都拿去倒卖，他折腾一两个玻璃管算什么？自家大哥不要怀疑。

　　　　“这话听来就像‘土共’！”大哥训斥。

　　　　母亲即刻生疑：“什么玻璃管？”

　　　　大姐赶紧帮着掩饰：“老三瞎扯呢。”

　　　　大哥向母亲告罪，身上有事，匆匆回来，又得匆匆走人，回头另找个空闲时间再回家看母亲，好好说说话。他坚持要带上老三一起走，一来他要搞清楚老三到底倒卖些啥，二来免得特务回头找母亲和家人麻烦，他估计那个柯子炎不会善罢甘休。

　　　　老三还开玩笑：“大哥把我带走，不怕特务找你讨要‘土共’？”

　　　　大哥教训：“你要真是‘土共’，我亲自收拾。”

　　　　大姐在一旁打岔：“大哥听我说一句。”

　　　　她说今天要不是大哥赶到，真不知如何收场。此刻大哥让老三一起离开，其实是想保护老三，老三跟大哥走，别人奈何不得，确实比较安全。只是两个儿子刚进家门，饭都没有吃饱，一起掉头离开，母亲怎么舍得？不如让老三今晚吃个饱饭，住上一夜，跟母亲说说话，讲一讲他的生意，安全由她负责，明天她再把老三送到大哥那里，交大哥审问。特务虽然厉害，一时还有顾忌，他们已经知道老三后边有个大哥，身居国军要职，担负“剿共”要务，她自己在警备司令部谋职，也能有点用。即使对方确实想抓老三，暂时不会贸然行事。老三离家多年，不让他陪陪母亲，尽尽孝道，也说不过去。

　　　　“是你和阿康要鼓捣什么吧？”大哥怀疑。

　　　　“生意可做就做。”老三笑道，“我听阿姐的。”

　　　　“这里谁大谁小？”

　　　　大姐不服：“大哥你大，这个家谁在照料？”

　　　　老三说：“这些年都靠阿姐，阿姐照料全家。”

　　　　大哥呵斥：“死到临头，搬什么舌头？”

　　　　母亲出面制止，让他们都不要吵。于是大家住嘴，听母亲发话。

　　　　“你怎么咒阿康死啊？”母亲问大哥。

　　　　大哥担心柯子炎。这个特务不一般，刚才巷子口上见一个抓一个，没一丝手软。被一车大兵驱逐，居然还敢拎一瓶酒上门，说是致歉道喜，实际是刺探虚实，张牙舞爪。此人号称保密局特派员，矮胖子自称归省政府调查室，保密局和调查室是什么东西？就是军统。抗战胜利后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保密局辖下的省站对外称省政府调查室。这个特派员有来头，知道金凤的过去、父亲的篆刻，对钱家相当了解。他们抓捕老三不像偶然而为，来者不善，不能不防。

　　　　母亲骂：“死特务还要进门抓人？”

　　　　大哥承认：“今晚也许还不至于。”

　　　　母亲生气：“你们当大哥大姐有什么用？不给我一个晚上？”

　　　　她要大哥和大姐保证老三的安全。今晚老三哪里都不要去，留在家里，有她两只眼睛看着，她比较放心。

　　　　大哥无法强行带走老三，悻悻离去。

　　　　老三钱世康留在家中住了一夜，由大姐负责保护，当晚并无特务上门。第二天清晨，母亲与大姐早早起身，一起到厨房为家人生火做饭，一锅稀饭烧好，大姐去招呼老三澳妹两个小的起床吃饭，这才发现老三钱世康不在房间，已经不知去向。

　　　　母亲呆若木鸡。

　　　　“死金凤！”她痛骂大姐，“你还我阿康！”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身份之谜

　　　　这里讲的是我们家的故事。我是故事里的澳妹，家中老幺，母亲的小女儿钱玉凤。我在故事开始的这个时间刚满二十岁，是厦大生物学系二年级学生。我在母亲和哥哥姐姐眼里总是长不大，从我拖两条鼻涕时起，他们就管我叫“澳妹”，闽南土话里“澳”就是“沃”，也就是臭，所谓“澳妹”就是“臭妹”，这个称谓让我备觉羞辱，却无可奈何。我的家人们并不是嫌我味道不好，如此称呼只表示亲昵。依照本地风俗，名字叫得越差，可能活得更好，我对此耿耿于怀，屡屡抗辩，永远无效。

　　　　有一段时间里，我很对大姐犯疑。我们家所有人里，除了母亲，我跟大姐相处最多，但是她也最让我困惑，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这话说来奇怪，她是我大姐，母亲的大女儿，吴春河的妻子，吴亚明的妈妈，每一个身份都确切无误。大姐一回家就忙个不停，照看家中每一个人，出门上班她穿军服，领章一杠三花，人们管她叫钱参谋或者钱上尉，其身份同样确切无误，但是恍惚之际，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我们家与其他人家一样有男有女，母亲按照闽南人源远流长的习俗，极度重男轻女。我们家非常骄傲，不算还属幼童的外甥吴亚明，一家有五个男子：大哥钱勇，二哥钱海宁，三哥钱世康，姐夫吴春河，父亲钱以未。然而这五个男子其实似有实无。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一直是一个女人国，主要人物是母亲、大姐和我。

　　　　我对父亲基本没有印象，据母亲说我出世后曾见过他一次，当时我才一岁多，而后父亲出门远遁，失去踪迹，早如死人。父亲是一家之主，但是我们从不在母亲面前提及他，以免母亲发火，因为妻子儿女被他弃之不顾。我大哥钱勇眼下当了上校，年轻时并不风光，他在我四岁那年离家，当时什么都不是，之后曾经两度短暂归来，又匆匆离开，直到我们家人于巷子口历险那天，才带着大兵突然回到厦门。二哥钱海宁算是最安分守己的，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时间——他不幸早夭，刚刚活满十岁，于下海捞鱼虾时丧生潮水。三哥钱世康跟大哥可有一比，年纪轻轻离家外出，一去七八年，直到四月二十这一天才穿着一件长衫、戴着一顶礼帽出现在厦门，被一群便衣特务死按在巷子口五脚距墙边。大姐的丈夫吴春河跟我们家其他男子一样飘忽不定，时而在厦门，时而在泉州，眼下跑到了台湾。因此，我们家的男子对我们多具象征意义。

　　　　母亲年轻的时候，全家靠的主要是她，当她上了年纪之后，大姐把她身上的一切都接过来，成为这个家的主要依靠。闽南土话有“大姐头”之说，俗语把大姐与大姐头连用，叫做“大姐大姐头”，意为当大姐的人必得是大姐头，照料长辈，管顾弟妹，凡事皆有主意。我们家大姐钱金凤就是这种大姐头。

　　　　但是母亲和大姐却是一对冤家。她们俩最像，知道的人都说大姐长得跟年轻时的母亲一模一样，身高、个头为一个模子翻版，她俩的性情也如出一辙，有主见，好管事，急性子，动不动翻脸骂人。大姐小小年纪时就会顶撞母亲，母亲总骂她是个“紧性鬼”，也就是性子急，她总是毫不含糊还击：“都是你生的。”将自己身上所有毛病的责任都推到母亲身上，哪怕母亲打她耳光，她也决不改口。等她长大成人，变成家中的支柱，母亲渐渐不再对她指责呵斥，却也总会私下抱怨，嫌她这个不好那个不对，怎么会生成这样。大姐听到了还会反击：“阿姆去骂自己。”据我所知，母亲和大姐之间有一个心结，与读书有关，这么多年过去，她俩谁都不再提起，却始终留在心里，无法打开。我们母亲观点鲜明，对男孩女孩永远区别对待，三个男孩不必发愁，时间一到，母亲牵着手把他们送进学校，无论有多少困难，四处借钱也要供他们上学；女孩则不同，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何必读书？母亲自己是个文盲，除了自己的名字，几乎不认识其他汉字，还不是一样生儿育女？我们家早年很困难，几口人吃穿用度，主要靠母亲一人做活，母亲没有其他技能，以给人洗衣服谋生，每日早早起来，坐在后头小院那口井边，打水洗衣，晾晒浆烫，收衣送衣，从清晨忙到半夜。我们家水井边有一个花岗石打制的大洗衣盆，经多年使用磨损，周边早已磨得光滑无比，那光滑全是母亲用生命和井水打磨出来的，随着它的日益光滑，母亲也日渐憔悴，直到佝偻着身子，再也直不起腰来。家境如此，加上重男轻女，能让大姐去读书吗？

　　　　“我们家哪个是小姐命？”母亲训斥大姐。

　　　　大姐没有小姐命，除了是个“紧性鬼”，倔强好胜，她还是母亲一大随从，从小在母亲悉心调教下，每天跟母亲一样早起，帮助打水搓衣，做母亲的徒儿和下手，有如家中童养媳。让大姐上学不光费钱，母亲还少了帮手，因此大姐是死活进不了学校的——但是她却上了学，原因也是重男轻女：父亲给母亲捎信发话，“吾女金凤应予读书。”

　　　　“死鬼只会写字，不会寄钱，拿讨饭碗读书？”母亲抱怨。

　　　　尽管不断抱怨，生活确实困难，母亲还是乖乖把大姐送进小学。那时父亲成年累月在外奔波，偶尔还会突然回厦门来，或者不时寄一封信，问问大小，发发指令。父亲是一家之主，哪怕他不见踪影，不知道浪迹何方，一分钱都没往回寄，只要他发了话，母亲就不得不听，没有办法。

　　　　大姐断断续续读到小学毕业，其间曾两度停学，然后复读。小学毕业已经认下足够的汉字，出门送衣服看得懂门牌，进厕所分得清男女，买东西算得了小账，这就够了，对父亲已经可以交代。母亲不让大姐继续升学，决定拉她回来继续帮助洗衣，当小童养媳。大姐一心想要读书，在家里哭了两天，时年纪尚小，翅膀还没长毛，虽敢顶撞母亲，却无力反抗命运，大姐就此辍学。

　　　　那时我们家又有一个男子汉出来说了话。父亲杳无音信，大哥出头做主，大哥比父亲能干，他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几块银元放到母亲的面前。

　　　　“金凤想读书，阿姆你拿这个给她。”他告诉母亲。

　　　　“你要死了啊！”母亲骂，“不要你管。”

　　　　大哥坚持说：“我是大哥，我供她。”

　　　　母亲终于还是点了头。所谓“三从四德”，夫亡从子，这是规矩。大哥仗义执言，承诺要供大姐上学，但是只过一年他自己就离开厦门，不再管家里的事。大姐起早贪黑，竭尽全力帮助母亲做活，以此换取母亲对自己继续读书的默许。

　　　　我七岁那年，大姐十七岁，初中毕业，这在我们家已经是破天荒了，几乎不可思议。当时家无大哥，二哥已亡，三哥钱世康还在读小学，正在长个儿，特别能吃，我则体弱多病，如母亲所骂，吃的药汤比喝的粥多。这种情况下，大姐不可能继续升学，而且也不再有哪个分量足够的男子汉为之出头，再来撼动母亲的决心。母亲让大姐回家当帮手，还开始为大姐物色好人家，准备把她嫁出去。所谓女大当嫁，母亲已经为这个女儿超额付出，即将泼出去的这盆水水质优良，如花似玉正当年，还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拿得出手，于我们这种人家已经非常稀罕。

　　　　大姐不吭不声，没有顶撞母亲，却在某一天离家出走，突然消失不见。

　　　　她给母亲留了一张字条，责怪母亲封建。说我们家跟外边的社会一样黑暗，她要反抗，寻找自己的前途和光明。三哥把那张字条念得颠三倒四，母亲听罢大骂，然后大哭，伤心不已，痛诉养女儿无用，这个金凤真是没有良心。大姐离去的那些天里，母亲失魂落魄，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全是恐怖。听人说海上漂来一具尸体，她也会心惊肉跳，泪下不止，只怕死的是自己的女儿。也许在那个时候她才发觉大姐对她无比重要，远胜于我们家的任何一个男子。

　　　　半个月后，大舅从漳州来到厦门，大姐终于有了消息。

　　　　原来她没有远走高飞，只跑到离厦门半天路程的漳州。漳州有一所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校里有一位老师是大姐同学的叔叔，她通过同学帮助，跑去报考那所学校。读师范是公费，学校管伙食，对她是最好选择。我母亲是漳州人，大舅一家住在漳州西南郊城乡接合部一条小巷子里，以做小买卖为生。大姐到漳州后投奔大舅，住在人家家里，谎称母亲让她来看大舅。起初大舅没在意，一连十几天，外甥女天天关在家里读书，既不出门找人玩，也没走的意思，大舅感觉蹊跷，一追问，才知道底细。大舅心知我母亲一定急坏了，要带大姐回厦门，大姐死活不走，声称永不回家。一旦考上师范，她就搬到学校去，没考上再自己想办法，不会一直麻烦大舅。大舅知道这女孩性格有如其母，强迫不得，只能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坐着当年的小火轮，顺九龙江从漳州经石码跑到厦门报信。

　　　　母亲一听大姐的消息，这边放下一颗心，那边又火冒三丈。

　　　　“让她去死！”她骂，“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忤逆死崽！”

　　　　她居然找来一支竹篾，要跟大舅到漳州，拿那东西痛抽大姐。大舅劝告母亲算了，让孩子在他那里多住几天，等回心转意，他再送她回家。母亲咬牙切齿让大舅传话，不许大姐在漳州读书，如果不听话，她从此再不认这个女儿。

　　　　大姐还是那句话：“我永远不回去。”

　　　　她考上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成了那里的学生。

　　　　从那以后在我们家中不许提到大姐，母亲一听大姐的名字就暴跳如雷，又是死又是鬼，骂不绝口，话里没有一个好字眼。这种局面持续了一年多，在我们已经差不多被迫忘记大姐存在的时候，母亲自己开始缄默不语，不再动不动骂死骂活。只是经常抱怨自己命苦，儿女养大一个走一个，没有一个该死的能守在家里帮她。我知道那时她已经在想念大姐，我几次撞见母亲在厨房里、后院水井边独自暗中垂泪，我能猜出她是为了什么。我们家这些孩子里，大姐最会跟她顶撞，其实也最会帮她。

　　　　除夕前，大舅把大姐送回了厦门。

　　　　大舅说：“过年了，多讲吉利话。”

　　　　哪怕不是过年，我相信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