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 第30部分

　　　　我们端着油灯去了天井，他的书包还丢在天井的小桌上。我提心吊胆往鸡窝看，那里黑糊糊的；我把油灯凑过去，不觉吃了一惊：鸡窝边什么都没有。

　　　　孙力伸手，从鸡窝下取出一样东西，是他的讲义夹。

　　　　他低声告诉我，东西在老地方。

　　　　原来他又把它放回井里，赶在宪兵和特务搜查之前。他在东西上留了段绳子，下一次不必下井，用桶钩就可以把它钩上来。

　　　　“我找机会再来。”他说。

　　　　我们离开天井，母亲和亚明坐在饭桌边等我吃饭。当着母亲的面，孙力把他的讲义夹递给我。我当着母亲的面把夹子打开，里边夹着一本油印小册子《解放》。

　　　　《解放》是地下刊物，学习材料。地下党组织发展新成员，提供学习材料是个重要环节。他们通过接近和考察，认定哪一个人具有同情倾向，比较可靠，有望成为同志，接下来会给他一些被当局查禁的共产党的书籍、文件和材料，一起阅读，一起讨论，拉近思想，进而发展为组织成员。孙力把《解放》给我，显然是有意发展我，这需要孙力上级同意，一定也征求过三哥的意见。三哥与大姐一样，一向要我好好读书，不想把我拖进他们的事情，怕我有危险。现在看来他改主意了。

　　　　我把讲义夹还给孙力，让他带回去。

　　　　他吃了一惊：“你不要？”

　　　　我告诉他，不是不要，是已经有了。

　　　　“什么！”

　　　　“是这样。”

　　　　他看着我，满腹狐疑。

　　　　我让他赶紧走。天黑，有宪兵，走小路，多加小心。

　　　　孙力走后，母亲对我下了禁令：“不许再跟这个人来往。”

　　　　“阿姆说什么呀！”

　　　　孙力只是我的同学，其它什么都不是，同学来往有什么大不了的？母亲对他再提防，至少也得顾及我的面子，人家来找我，母亲怎么可以当面让他下不来台，让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这个人哪里不好，值得母亲这么不客气吗？

　　　　母亲不讲理：“不管多好，不许跟他。”

　　　　“为什么！”

　　　　母亲居然当着我和亚明的面哭号，大声叫唤起大姐。

　　　　“金凤你死哪里去了！管一管你澳妹啊！”

　　　　我的眼泪哗啦一下出来了。没有办法。

　　　　我知道母亲是害怕。孙力人不错，刚才宪兵进门，危险突起，他可以自己翻墙逃命，却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对付宪兵，母亲亲眼目睹，不会不明白。但是他让母亲害怕，就像当初姐夫吴春河让母亲害怕一样。母亲非常敏感，她嫁给我们的父亲，有过那么多遭遇，生了我们这些儿女，她能感觉到吴春河和孙力是什么人，知道他们将面临什么危险，他们的危险将给家人带来什么。母亲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大女儿，无论如何，她不能让我再走大姐那样的路。

　　　　但是已经迟了。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死而复生

　　　　我得说一下自己是为了什么。

　　　　按照母亲的说法，我是我们家最没出息的孩子，因为我爱哭。我这个人心软，看不得自己和身边的人遭罪，什么人什么事让我感觉难受，眼泪就会止不住掉下来。孙力跑到家里找我，三哥让他带一句口令——“乖女流鼻水”，这根本不是什么口令，是三哥调侃我。其中“乖女”说的就是我，鼻水则是鼻涕，指的是哭泣：澳妹哭了。眼下这个世界上，人是不能心软的，我天生这样，没有办法。

　　　　以我的来历而言，我原本最不应当心软，因为我的命最硬。我是钱家的小女儿，我跟其它孩子不同，包括和我的哥哥姐姐都不一样，出生时不在医院，不在家里，不在野地，是生在监狱里，所以母亲说我命硬，生而为囚。二十一年前母亲在女监生下我时，狱友和狱卒没有谁认为我能够活下来，女狱长让母亲作个选择：如果要这个女孩活，就送人，马上叫人抱走，谁要给谁，落到穷人家富人家看女婴自己造化；如果母亲舍不得，让刚落地的孩子当小囚犯，只怕活不过满月。

　　　　作为监狱的孩子，我跟正常女婴不同，出生时只比一只小猫大一点，瘦弱细小，哭起来有气无力，像一只蚊子哼哼叫。但是我比我的哥哥姐姐都要乖，落在太阳晒不到的阴暗地方，很能体谅母亲辛苦，从早到晚只是自己睡觉，不吵不闹，饿的时候知道自己吮指头，不到饿极了绝不乱哭。表现这么好，让母亲特别割舍不下，加上小脸蛋长得不错，狱友个个都说是美人胚子，更让母亲放不掉。母亲不听女狱长劝告，死活不把我送走，我是她的孩子，生得跟着她，死也要跟着她。那时候她不骂也不詈，把我背在背上，抱在怀里，跟我说话，给我念歌，哄我睡觉，她喜欢念一首自编哄儿歌，其中有两句“我家兄弟好，乖女善又水”，其中的“兄弟”讲我的哥哥们，“乖女”自然就是我。以我当时的表现，确实称得上乖女，乖的当然就是善的，本性善良，而所谓“水”则是土话，指的是女孩漂亮。“善又水”代表了母亲对我的良好评价和美好期待。后来我三哥的调侃口令是母亲哄儿歌的翻版，只是把母亲对我的褒奖“善又水”擅自篡改成“流鼻水”。

　　　　监狱里伙食很差，一日两餐糠菜，永远有如猪食，除了充饥，维持囚犯不死，谈不上营养。那里的产妇不坐月子，也不加口粮，母亲想尽办法，向人讨要，自己寻找，把能够讨到、找到的东西都吃下去，试图多出几滴奶水，让我能活下来。狱中育儿实不容易，母亲千方百计，费尽辛劳，把自己折腾得不成人样，变得有如一只瘦成骨架的母猴，终于还是功亏一篑。如女监狱长所预言，不到满月我就不行了，面临夭折。

　　　　那时是春天，监狱外流行热症，用医生的话叫乙型脑炎，不知怎么也传进女监。这种病杀害无数儿童，吃奶的孩子却不容易得，因为有母乳帮助抵抗病菌，我的情况有所不同，母亲的奶水无法提供足够保护，我慨然以身相许，与病魔相携。由于体质孱弱，染病之后发展迅猛，仅仅一天人就不行了。狱卒找来一个懂点医道的女犯给我把脉，女犯把我的眼皮翻起来给母亲看：“过去了。”

　　　　母亲痛哭，伤心不已。

　　　　作为一个夭折的监狱女婴，我获得了自由，有资格离开牢房，脱离狱卒的管束。我母亲是犯人，不得随意走出牢房，哪怕再伤心，也无权料理我的后事，必须转交他人。我被包在一条破布里，由监狱伙房一个老火夫抱出女监，丢弃在外头荒山坡上，没有棺材，也没有掩埋。女犯人在监狱产下孩子时有所见，监狱婴儿死亡率很高。狱中死婴有如死猫死狗，无法与好人家夭折的孩子相提并论，没有太多讲究，只需丢在荒山坡上让太阳晒、雨水浇，风吹露打，终有野狗野猪蚂蚁和昆虫去拾掇干净。

　　　　女监的老火夫偷懒，没找个远点的地方丢弃我的遗体，随随便便弃之路边，那是老火夫从监狱回家来去必经的山路。老火夫扔我的时间为黄昏，通常当晚会有野狗过来光顾，把我拖走食用。以我的弱小程度，只能塞塞它们牙缝，很遗憾无法提供饱餐。不料当晚野狗们也偷懒了，第二天清晨，老火夫顺着那条山路从家里走回监狱，天刚蒙蒙发亮，四下里还黑糊糊一团，老火夫经过我的遗体丢弃处时，意外听到了一个异样声响，细细的，像蚊子一样哼哼，时断时续，那是我的哭声。

　　　　我饿了。也可能是蚂蚁咬我，让我醒了过来，从昏迷中，或者说是从死亡里。

　　　　老火夫大惊。他把我从荒坡抱回监狱，交还狱卒，送回母亲的牢房。

　　　　“小丫头命硬啊。”狱卒也非常惊讶，“她还活着。”

　　　　我们家的人死而复生不是稀罕事，因为我们有一个死而复生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类似场景一再重演于我们家，应有其道理。

　　　　我逃过了凶险的热症，患过乙型脑炎的儿童通常会有后遗症，或者成为痴呆，或者胳膊腿不灵便。我也一样，不可能例外于后遗症，只是我的后遗症相对较轻，比较特别——那场病后我变得爱哭，从荒山坡开始，一直哭到监狱，再哭到出狱。

　　　　所以我之心软如果不是天生，就是这场恶病所后遗，要怪只能怪母亲自己，不能怪我。成人之后母亲骂我爱哭，我模仿大姐，以母亲有责自卫，母亲无言以对。

　　　　所有早年的故事都是母亲自己告诉我的，包括“我家兄弟好，乖女善又水”。我自己的记忆里没有监狱，也没有热症，因为当时我远未长到可以留下记忆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出生在监狱？母亲当时为什么被关在女监？都是因为“那个死鬼”，也就是母亲嘴里的父亲。这些事说来话长，得从母亲的老家，漳州城大舅那边说起。

　　　　其实我们并没有大舅，我们的母亲并不是大舅的亲妹妹。我们与大舅间的瓜葛，起源于当年的一场水灾。漳州城地处平原，九龙江西溪北溪两大支流分别从两个方向流过，汇合于城外三十里地的江东一带。九龙江让漳州成为鱼米之乡，也酝酿了当年的一次次水患。晚清年间一个初秋，一场大台风袭击漳州，几日大雨造成江水暴涨，九龙江堤防崩溃，全城大水。洪水退后满街泥泞，遍地灾民乞讨求生，全城一片惨状。

　　　　有一天黄昏，我大舅家门外来了两个女乞丐，一老一小祖孙俩，老婆子嘴里已经不剩几颗牙，小姑娘只有两三岁。老婆子打大舅的家门，说祖孙俩已经饿了三天，恳求东家给两块地瓜。当年大舅的祖父母也就是我们的阿祖都还健在，大舅的父母年纪还轻，家有大片田园，在城里开有商铺，是那条街上有数的殷实人家。大舅的祖母平日里吃斋念佛，为人慈善。有灾民上门，听说是祖孙俩乞讨，老祖母觉得可怜，让佣人从饭缸里装两碗稀饭相送，吩咐夹几块咸菜，让人家可以下饭。一会儿工夫乞丐把饭吃完，两个大碗舔得干干净净，一粒饭渣不剩，整整齐齐叠放在门外石条上。老乞丐消失不见了，剩下小乞丐坐在门外放声大哭。

　　　　小乞丐被自己的亲人遗弃，其中应当有很多不得已。大灾之后，遍地流民，生活无着，乞讨不易，孩子养不活，与其饿死街头，不如找个好人家作归宿。这种时候谁愿意收养小乞丐？穷人家糊口艰难，多一个人多一张嘴，不会想要收养，富贵人家养得起孩子，却不一定喜欢小乞丐，否则早就世界大同了。无奈之下，老乞丐只有这种办法，看准一户合适人家，把孩子遗弃给他们，也许就给孩子谋了一条生路。如果大舅的老祖母不动可怜之心，不管乞丐讨要，或者随便给点剩菜剩饭打发，估计不一定会让人家赖来一个女童。恰是老祖母的善心让老乞丐感知，认定这家人心眼好，远胜他人，于是抓住机会，强行托付。

　　　　老祖母听说小乞丐被丢在自家门外，让佣人把孩子领来看看。小乞丐在老祖母面前抽抽啼啼，话都说不囫囵，老祖母叹口气说：“不是过不去，不会丢骨肉。”

　　　　她觉得小乞丐长得还精神，决定留下来，小乞丐因此成了大舅家的童养媳。这个小乞丐出身的童养媳就是我们的母亲，她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后来姓周，那是跟大舅一家的姓，她的名字菊花是老祖母取的。我母亲从无名小乞丐变成周菊花时，我大舅才三岁，懵懵懂懂间，母亲成了他的小媳妇。

　　　　当年闽南城乡人家多有童养媳，有男孩的人家，早早抱养一个小女孩进家门，给小男孩做伴，听小男孩使唤，让两个人一起长大。到了合适时候，如果长辈中意，小两口还凑合，让他们圆房，这就成了夫妻，免去了媒聘娶嫁许多烦琐。童养媳到这个时候才算熬出名分，在此之前，她在家里的地位比仆人好不到哪里去。闽南有一句俗话，叫“剩饭不吃童养媳的”，那意思是说，童养媳在家里是吃剩饭的，你不想吃，留下来了，最后还得你去吃。说的不只是吃饭，还有干活，家里无数的事情该童养媳做，不做不行，哪怕留着，最终你还得乖乖去做。

　　　　我母亲周菊花担任童养媳期间，情况比其它人家的童养媳要好，因为老祖母对她不错，她的小丈夫也就是我大舅对她也好。大舅人比较木讷，从小老实，不像其它人家的小丈夫会欺负童养媳，把小媳妇当牛马使唤。但是无论如何母亲毕竟只是童养媳，在家里地位很低，大舅的母亲也就是母亲的婆婆性情不好，对母亲比较苛刻，小时候母亲没做好家务，或者与大舅争吵，阿婆会拿细竹条教训她，打得她两个手掌肿得像馒头一般。后来母亲每提起阿婆，还会情不自禁生气。

　　　　“特别会骂人，活人会给她詈死。”母亲总说阿婆。

　　　　其实母亲跟阿婆有得一比，母亲一样能骂会詈，不把活人詈死，也把人家骂得心惊肉跳，恨不得立时逃之夭夭，不知道这是出自阿婆真传，还是潜移默化。

　　　　母亲在周家长到十六岁，阿婆准备让小两口圆房，结为夫妻，却不料家道突变。那段时间天下大乱，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清朝政府被推翻，民国取而代之。其后风潮不断，政局多变，闽南一带沸沸扬扬，兵匪四起，各路豪杰轮番登台。大舅一家人自祖辈以来务农经商，未曾参与政治，与革命这种大事沾不上边，却在兵荒马乱时节遭逢大灾：大舅的父亲被土匪绑票，土匪派出巨额黑单，让家人拿钱换命。家人卖了大片良田，凑齐款项从土匪手里把人赎回，好好的大洋出去，换了个废人回来——大舅的父亲在土匪窝饱受惊吓，中了风，成了瘫子，让人用担架抬回家，话都不能说了。大舅的祖父已经过世，老祖母健在，看到儿子废了，伤心不已，转眼病倒，不多久也过世了。而后大舅的叔叔“吃阿片”欠下巨债，被逼迫自杀。家里出了这些坏事，母亲和大舅的婚事被耽搁下来，这一搁就没有了。

　　　　母亲十八岁那年，父亲钱以未住进了周家。

　　　　父亲与母亲娘家以往没有瓜葛。大舅家道中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