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结局：一个被胜利冲昏头脑轻敌的皇帝，带领着怯敌厌战的将军们，指挥一群疲惫不堪的士兵，在炎热的季节里屯兵边城，没有战略上的分割配合，没有战术上的攻城与打援的分工安排，不失败还能会是什么？
复仇之战（1）
萧太后高粱河的一场血战，阻挡住了赵光义收复幽云地区的步伐，继位以来“所向披靡”的太宗引为奇耻，他心里很不服气，准备再次北伐。
辽对赵光义撕毁宋太祖赵匡胤和自己建立的和约、发兵攻打幽州也十分不满，便屡次兴兵攻入宋境，这一期间较大的战役有满城之战、瓦桥关之战、唐兴口之战、雁门之战等，辽宋互有胜负，双方谁也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但总体来看，宋朝是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太平兴国七年（982），辽景宗去世，他的儿子耶律隆绪继位，小皇帝才十二岁，便由太后萧绰摄国事，因需稳定国内政局，辽才停止向宋的进攻。
被辽国不断进攻压得喘不过气的赵光义，终于缓了一口气，他加紧备战，在北边边境加紧调兵遣将、开通漕运，以便于运输军粮。
雍熙三年（986）正月，赵光义下令北伐，他要报高粱河战败之仇。
一开始他准备亲征，参知政事李至劝阻，说：“幽州是契丹的重地，我军去攻打，契丹一定会拼死顽抗，攻城需要使用数万大军，粮草消费不是个小数目。”他接着列出实际困难：“想要攻克幽州，就以一百天为期限，粮食的准备是否足够呢？幽州那一带都是平原，寻找攻城的炮石也很难啊。”
“所以，上策是皇上您坐镇京城，守住天下的根本，安抚天下的百姓；中策是陛下驻守在要冲之地大名，以亲征为号召，振奋军威；至于以万金之躯深入边荒、亲冒锋镝，实在是下策。”这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
赵光义仔细琢磨琢磨副宰相的话，不知道是认同了他说的道理，还是忽然胆怯起来，就采取了上策。
这次他吸取了第一次北伐的教训，决定兵分三路，委任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崔彦做他的副手，率军从雄州（今河北雄县）北上攻涿州，这是东路；定州路都部署田重进为主帅，谭延美为副将，出飞狐（今河北涞源）攻蔚州（今河北蔚县），这是中路；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潘美为主帅，杨业（刘继业归宋后，赵光义让他恢复了原姓）为副将，率军出雁门（今山西代县），攻山后诸州，这是西路。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所谓的山前山后，是当时人们对幽云十六州的一种习惯称谓，位于太行山北麓东南的檀、顺、蓟、幽、涿、莫、瀛七州被称为“山前”，太行山西北的儒、妫、武、新、云、朔、寰、应、代九州则是“山后”。
赵光义的计划盘算得很好：即先让东路主力步步为营，缓缓而行，佯动吸引辽军大军注意力，而西路采取大迂回的战略，攻取山后再会合中路大军东进，对幽州成对进夹击之势，一战夺取幽州。
可计划只是计划，战争瞬息万变，一个判断失误，就可能输掉全盘。
一开始，战争的步调似乎是按照设想的发展。西路军潘美率军出雁门关后，以杨业的儿子杨延昭为先锋，先在寰州击败辽军，次取朔州，再取应州、云州，一路捷报频传。
中路的田重进在进攻飞狐时，与辽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激战，他先令宋军多设旌旗，使用疑兵计动摇辽兵军心，然后派太原之战时中箭中炮的那位勇将荆嗣打头阵，率宋军短兵突击，击破敌阵后主力一拥而上，辽军被打败，主帅大鹏翼被生擒。宋军先后占灵狐北、灵丘、蔚州。辽援军试图夺回蔚州，宋军奋勇迎战，战斗十分激烈，田重进手下的五员勇将战死四位，只有荆嗣在阵中跃马扬刀，纵横斩杀，人不能近。
在这次战斗里，边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依仗熟悉地形不停地骚扰辽军，甚至半夜摸进辽营行刺，搅得辽军日夜不安。辽军在宋军和边民的打击下，不得不败退逃走。
东路主力宋军在曹彬的统率下，进展也十分顺利，三月初五攻克固安，十三日攻占涿州。
当初在出征之前，赵光义就对曹彬千叮咛万嘱咐，要他“持重缓行”，当赵光义得知曹彬进展过快时，就十分担心宋军的粮道被断。结果怕什么来什么，辽幽州留守耶律休哥真的深沟坚垒和曹彬相持，只派精锐的小股部队日夜不停地袭击骚扰，使宋军不得休息，同时派兵绕至宋军后方，截断宋军粮道。曹彬的东路军主力有十万人，相持十余天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只好放弃涿州退回雄州。
战局就在这一退之间逆转。
都说在战场上时间就是胜利，这话再次得到了验证。原来辽在三月初六才得到宋军又一次大举进攻的消息，萧太后忙调兵遣将，以耶律斜轸率山西兵马进援山后，阻击中西路宋军，以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军支援幽州，她和辽圣宗亲率大军随后进援，寻求战机击败宋东路主力。
契丹铁骑扬起满天黄尘，昼夜驰往幽州，宋军在人数上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本来曹彬回师雄州，不再轻进而保持威逼态势，在强大的压力下，幽州的辽军也不敢轻易离开，好歹也算达到了吸引辽军主力的战略目的。可一听到中西路宋军捷报频传，东路的将领们坐不住了，纷纷到主帅曹彬那请战，结果老好人曹彬耳朵软了（其实他又何尝不想争功），带上一些粮食又向涿州攻击前进。
但是他没有机会了，十万大军走上了不归路！
进军路上，耶律休哥指挥辽军用游击战不停歇地骚扰，此时已是农历五月，天气炎热，宋军缺水干渴，又整天提心吊胆地防备辽军的“游击队”，到涿州一百多里的路，宋军走了二十多天。
被辽军拖得疲惫不堪的宋军好不容易到了涿州，却得知萧太后、辽圣宗率辽军已到涿州东不远的驼罗口，这下都慌了：中西路未至，孤军深入粮草将尽的东路，有被辽军主力包围合击的危险！
杨业怎么办？撤！疲惫的宋军打起精神，向西南方向退去。得到生力军补充的耶律休哥挥军猛追，五月初三在岐沟关追上宋军，宋军以粮车环绕成堡垒，艰难地抵挡着。
夜里，曹彬率军突围，辽军乘势追杀，宋军无心恋战，战斗成了单方面的屠杀，宋军慌忙抢渡拒马河，淹死了无数，连杀带淹，十万大军没了一多半，若没有先锋李继隆部的拼死掩护，损失将会更大。
辽在岐沟关击败宋军主力后，立即挥师向西支援耶律斜轸，先破田重进部于蔚州之东，又在飞狐之北击败潘美部，夺回丢失的山后诸州，西路宋军的副帅杨业重伤被俘，拒不投降，绝食三日而死。至此，三路大军只有中路全师退回宋境。
这次失败，原因众多，首先对辽国形势判断不明，武断认为是主少国疑、太后专权、人心不稳；其次是以步对骑，机动上就吃了大亏（这个问题，终宋一朝也没有得到解决）；再就是分兵太过，三路大军难以呼应。
最主要的，还是在太原之战中表现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军纪仍然不严。东路众将拿军令当儿戏，争功贪利，轻敌冒进，结果导致全局崩溃。
将领不和。杨业之死，实际上就是因为他降宋不久，就在雁门之战中立下大功，深得赵光义的宠信，惹得其他将领嫉妒，监军王就对主张稳健撤退的杨业说：“您老人家平时叫杨无敌，现在怎么见到敌人却不敢出战，不是心里有什么别的想法吧？”这话里面隐含的骨头很硬，挤对得杨业不得不发动了自杀式的进攻。监军如此，就连主帅潘美也没有听从杨业的请求，在撤退的咽喉要地陈家谷口没安排接应的人马，斩断了杨业最后的生路。
前有郭进，后有杨业，两员能打、敢打、会打的将领，居然都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的！
另外，赵光义的运气实在不好，他面对的萧太后是女中豪杰，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耶律休哥、耶律斜轸都是当时最明亮的将星，宋将鲜有敌手。
岐沟关一战之后，耶律休哥威震宋朝，据说当时夜里小孩啼哭，只要大人说上一句：“耶律休哥来了！”小孩马上就不敢哭了。反观宋朝的将领，对辽的威慑力从来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由武到文的彻底转变（1）
千秋功业，这几乎是所有皇帝的追求（除了少数混蛋到极点的皇帝），但是又有几个能够做到？
宋太宗赵光义虽有追求这个目标的愿望，却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
两次北伐，他把赵匡胤精心训练的精兵折腾得精光，再也没有力量恢复幽云地区了。宋朝就此转向了全面防御，国策也走向了极度的“守内虚外”，并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没有了回头的机会。
大一统的天下格局，在宋朝永远成了一个梦幻。
其实，赵光义还是个很有才干的皇帝，他的悲剧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军事能力，总是试图在武功上超过赵匡胤，却只好一次又一次咽下失败的苦果。
他忘记了，赵匡胤是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皇帝，而自己一直留守京城，一直在扮演着看客的角色。当看客和当演员的感觉永远是不一样的。
赵光义的才华表现在文治上，就连开疆拓土采用的也是高压的政治手段，而非金戈铁马的军事杀伐。
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就大刀阔斧地把所有节度使兼领的支郡全部收归中央，彻底废除了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后来还干脆把三十多位节度使老爷调进京城养了起来，至此节度使完全没有了权力，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
赵光义最大的功绩，是在他的手中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文官制度。
太平兴国二年（977）是赵光义时代开的第一次科举，录取人数远超赵匡胤时期，达五百余人，仅进士就有一百零九人。由此拉开了广开科举的序幕，终赵光义一朝，科举考试登第的有近万人之多。
通过科举，赵光义网罗了许多人才，太平兴国二年“龙飞榜”上的吕蒙正、张齐贤；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上的寇准、王旦等，都是一时英杰。这些人都是赵光义的“天子门生”，自然都全心维护赵光义的利益了。
科举制度的细化完善，就是在赵光义时期完成的。像试官亲属回避制、进士唱名赐第制、及第进士赐宴琼林苑制，以及现在高考还在使用的考生试卷封名制、试官封闭出题制，都是在此时出现的。
穿越历史的尘烟，我们在茫茫史海中发现，一千多年前的高考制度今天还在执行，不知道是该赞叹我们前人的智慧，还是该悲哀我们时代进步的缓慢。
赵光义时期不仅取士多，而且提升也快，只要进士及第，就可以直接授以京官，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那时科举及第的人非常受人尊敬，宋人不像晋人讲究门第，但却很讲究“出身”（当然不是什么地主、富农、贫下中农之类的血统论“家庭出身”），进士及第的叫“有出身”，荫补的叫“无出身”，其他就是“杂出身”了。
进士出身的在升迁上最受看重，几乎可以一路绿灯地向上升。那个“龙飞榜”的状元吕蒙正，七年后就位至执政，十二年就拜相，说是坐火箭上升一点儿也不夸张（看人家吕蒙正，大学毕业十二年就当上了国家总理）。
科举及第在宋朝是最光荣的一件事，因此曾出现身有官职的人也去参加科举殿试，当然科举“镀金”以后的好处不言而喻。
大量科举取士的读书人进入官僚体系，在很短的时间里，宋朝上至中央下至郡县，衙门里坐着管事的都是读书人。赵光义一朝，九个宰相都是文官，这标志着文官政府的全面形成。
文官时代就这样降临了。
整个文官体系是精密的，不仅设有差遣院、三班院，专门负责任命差遣，使官、职、差遣制度化、规范化，还设有磨勘院负责官员的考察。赵光义将原属枢密院负责内外奏章收受和颁发的通进、银台二司，合并为通进银台司，直接对皇帝负责。管理财政的三司，有许多事务也由赵光义直接裁处。就这样，赵光义把文官政府的大权独揽在自己的手里。通过文官政府，他最终排除了武人执政，彻底消除了那种五代时期武人改朝换代的可能。
文官的尊崇导致了武将的贬值，再加上赵光义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有意地抬高文臣的地位，就连边境州郡的长官也换去武将用文臣（赵匡胤时用的还是懂打仗的武将），后来高级军职也以文臣充任，以文臣来管理武将。
至此，五代时呼风唤雨、专横跋扈的武夫地位一落千丈。
然而，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关上了一道门，又打开了另一道门。自宋朝起，“好男不当兵”就广为流传，有国无防基本上是宋朝的写照，大宋的灭亡，与其说是来自外敌，不如说是来自自己放弃了抵抗的所谓“崇文”。
这个转变，使从黄帝擒杀凶悍的蚩尤，经大秦、强汉、盛唐流传下来的血性也被阉割，尚武精神的缺失使中国人个个都成了任人屠杀的“谦谦君子”，最终演变成“东亚病夫”！
其实赵光义是个小心眼儿，对武将不放心，对文臣也不是那么放心，他的统治时期，二十二年共有九任宰相，频繁换相就是不让其培养起自己的势力，防止皇权旁落。
赵光义晚年蜀地李顺起义造反，他委任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让他领兵去征讨。赵昌言路过凤州，凤州知州寇准就给赵光义上了个密奏，说：“赵昌言平素就有很高的名望，再加上没有儿子留在京城，不能给他统率三军的大权。”
本来这个疑心是一点儿根据都没有，可赵光义居然“得疏大惊”，感慨道：“满朝廷没有一个忠臣，谁也没给我提这个醒，幸亏还有个寇准为国家着想。”就这样一句话，赵昌言不仅被收回了兵权，还被撤了副宰相，以工部侍郎的官职到凤翔府当地方官去了。
赵昌言是太平兴国三年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