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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阳明相当注意“培育接棒领导人”，又依靠军事胜利赢得声名和荣誉，他所提倡的“致良知”又相当直截简明，容易激活追求自由的理想主义和超越的批判精神，所以很快又被一些士人官员所推崇。……特别应当看到的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在嘉靖以后，民间社会渐渐拥有较大的空间，市民生活风气也趋向多样化，伦理同一性的约束越来越小，而官方控制力也越来越松驰。随着城市、商业、交通以及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发达，知识传播更加容易，也越来越超出官方意识形态允许的边界，士绅与市民所拥有的财富资源，也使得另外开辟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的渠道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相对自由的背景下，大批士人重新开创了体制以外的讲学风气，而这种讲学风气更促进了新思想的自由交谈。……不仅王阳明生前曾经在龙岗、贵阳、濂溪、稽山、敷文等书院讲学，就是在他的周边及他的身后，相当多的学者都曾经在官方学校之外，开辟了讲学的场所。……正如《明史？钱德洪传》所说的，当时“士大夫率务讲学为名高”，他们激烈批评官方学宫和科举举业对于真理的损伤，实际上已经在朝廷、官府和官学之外，形成一种属于民间士绅的思想力量。因此，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皇帝便不得不听从申行时等人的意见，决定将王阳明、陈自沙、胡居仁一并从祀孔庙，享受儒者的最高规格待遇。由于朝廷内部态度的这一变化，从万历年间起，王学便在社会生活中迅速风靡开来。
王阳明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不信自家原具足，请君随事反身观。” 强调主体认识的意义，认同人人本然具足之良知，将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作为独立地判断事物的准则，而不能依据任何外在的东西，表现出明显的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发挥主体判断能力的思想倾向。直接形成促使文人突破封建专制思想的藩篱，独立认识世界的理论渊薮与思想动力。王阳明说：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王阳明还有诗句“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明朝中晚期的士大夫就是在王阳明这种“丈夫落落掀天地”的精神指引下行事，如果天地可以掀翻，孔子朱子可以掀翻，区区一个皇帝当然就更不算什么了。后来的思想家黄宗羲评价王学“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这些说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学说在当时产生的破除迷信、张扬自我的意义。影响于学术则是提倡创新精神和学术个性。
嵇文甫评价道：
由他（王阳明）所领导起来的学术运动，是一种道学革新运动，也就是一种反朱学运动。……这次革新运动，发端于白沙，而大成于阳明。我们分析阳明的学说，处处是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处处表现出一种活动自由的精神，对于当时的思想界实尽了很大的解放作用。……我们分析阳明学说，无论从“致良知”或“知行合”上，处处可以看出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处处是反对八股化道学，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倘若我们再把他的“心即理”和“万物一体”等等说法都加以分析，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当更容易看出来。
蔡元培的评价：
苟寻其本义，则其所以矫朱学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而励实践之勇力者，其功因昭然不可掩也。
王阳明之后，其弟子分成七大派，即王门七派。其中影响大的有江右派、王畿派、王艮的泰州学派。后两派都是革新派，和儒教传统观点有了更大的分裂，王畿和王艮并称王门二王。王门二王都对王阳明的王学进行了革新，都更强调了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其中王艮的王学左派更平民化。
王艮（1483～1541）是盐丁出身，后来靠贩盐有了钱，到孔庙一看，便口出狂言“夫子亦人，我亦人也”，言下之意，孔子能做之事他也能做到。王阳明强调“心”，王艮则强调“身”，也就是“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思想，发展到李贽就更明确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就是道。泰州学派二传弟子中出现了分化，产生了思想更激进的泰州学派后学。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博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所能羁络矣。”
之后的罗汝芳（1515～1588）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这里的思想和三百多年后鲁迅提出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非常相似。
王学左派发展到何心隐（1517～1579），又达到新的高度。他干脆否决了做官的必要性：“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何心隐先建立了聚和堂，学者左东岭说：“聚和堂是比颜钧的萃和会更加严密的组织，不仅设有专职人员率教，率养，辅教，辅养，还具有经济方面的设施，可以看作是泰州学派的思想的社会试验。”“严格说来，聚和堂这样的组织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炉灶。”何心隐后因领导聚和堂抗交税赋，并集体“拒捕，杀伤吴善五等六条人命”而被捕判刑，但他又通过泰州学派另一成员程学颜的关系，被释放出来。之后，何心隐就浪迹江湖，到处讲学，还参与过倒内阁首辅的政治活动。
王阳明的心学对晚明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影响也很大，学者孙尚扬认为：“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并未使他走上逃禅出世之路，这种影响大概只限于使他的思想具有基于善疑的开放性，从而使他既不拘于正统权威之说，亦不拘于自己已接受并较为偏受的理论（王学）。”
在当时，阳明心学极大地影响了士人心态和社会秩序。传统价值的崩塌引起人们强烈的幻灭感，人们否定程朱理学的理性意志，并企图消除其约束力。 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文人，如袁宏道、汤显祖、陶望龄、董其昌、就都是在这种风气和思潮影响下出现的，正当当时人所形容的“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 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冲击之下，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越是明代中晚期，士大夫的个性就表现的越是张扬，和皇帝的对抗越是激烈。
如李贽（1527～1602，其老师即为王艮之子，其思想受王畿影响也很深）说：“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 提出了更彻底的反权威精神：“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何是非也，而遽可以定本行赏罚哉！”
李贽还认为人性本自私：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利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 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当时的吕坤，认为对真理的认识人人有分，谁也没有权力垄断。他说：
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圣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圣而默契圣人欲言之心，为圣人所未为，而吻合圣人必为之事。此固圣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骇也。人之道”；言必循经，事必稽古，曰“卫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谁敢决之？然道无津涯，非圣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时复，非圣人之制所能尽。后世苟有明者出，发人所未发，
冯梦龙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这和近代“五四”运动中《狂人日记》相似。
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廷相（1474～1544）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他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王廷相又说道：“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类似的思想，西方一直到19世纪黑格尔才系统地提出。
在提倡妇女解放和恋爱自由方面，谢肇制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思想家李贽针对摧残女性的封建礼教，提出了某些妇女“才智过人识见绝甚”“男子不如也” 的观点。再如凌濛初说：
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对此，杜车别举了一些例子，现抄举一部分如下：
……总的来看，当时的社会非但不鼓励寡妇守节，反而是鼓励寡妇能够改嫁；如果妇女失贞的原因并非是其自己的责任，亲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甚至确实是通奸放纵的情况，谴责的程度也并不特别严厉苛刻，相反有时候还给予一定同情谅解。
比如《警世通言》的第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中讲的是明代宣德年间，一个丘姓人家，丘元吉，娶妻邵氏，夫妻两人非常相爱，丘元吉不幸病死，邵氏哀痛之下，发誓终身守寡，结果男方和女方的亲属，非但不鼓励支持，反而轮番上来劝说她不要守寡，“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后日长，劝他改嫁。叔公丘大胜，也叫阿妈来委曲譬喻他几番。那邵氏心如铁石，全不转移。……众人见他主意坚执，谁敢再去强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妇。’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正是：作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
作者的态度，也分明是不支持寡妇守节的，所以才说“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
比如《初刻拍案惊奇》的第六卷《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说贾秀才的老婆巫氏，被人用药迷昏后奸污，贾秀才得知以后，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安慰她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轻身一死，有许多不便。”，后来贾秀才夫妻两人合谋设计报仇成功，“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也是妇女尽管失贞失节，但其亲人非但没有因此对她心生嫌弃，反而“越相敬重”的例子。
……这也可以看出明人在男女问题上通情达理的态度了，远不是后人所污蔑的那种森严苛酷。
在文学思想上，民国的周作人评价说：“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著名学者刘大杰也评价道：“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文字改革方面，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他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进而“以近推远，以今推古”。方以智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这个主张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节制人口问题上，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 宋应星说：“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英国神父马尔萨斯在其18世纪末出版的《人口论》中提出“人口第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但明代徐光启在16、17世纪便不止一次地指出，人口“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夫三十年为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两男子”，说明中国人提出人口增长规律比马尔萨斯早一百多年。
明代思想家陆楫公然提出“奢侈更有利于经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