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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素却突然出现，且左右着她的想法。“没有必要 念研究所，”她说，显然已做好决定。“当我念出来时，可没有什么学校的工作会等着我。”她在 6 月毕业的时候，心中已没有一丝再继续深造的念头。 在接下来的 19 个月里，琳恩替美国一家数一数二的大保险公司工作，但她却觉得自己与所做的工作有一段距离。“我并不关心自己做的事，这不是 好现象。”琳恩在工作 10 个月后，带着歉意的口吻说道。抛开个人的感受不谈，她觉得自己欺骗了她的雇主。这使她决定换到另一家公司工作。她的第 二任雇主是一家玩具制造公司。打从一开始，琳恩就立志要表现得比前一份工作更令自己满意。 她把自己完全投入工作中，做完自己份内的工作，又急匆匆地找寻别的事情来做。“在这儿有好多事情要做！”她在那里工作一年后，苦恼地说道，“我真不敢确定自己能跟得上。”她的勤快和她同事平常做事的步调成了强 烈的对比。一位同事评论道：“她做起事来像着了魔一样，总是那么忙碌。”
琳恩以这种快速的步调连续工作了 3 年多。“我不能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 也不做，”她不只一次说道。“我不是这样的人。”
然而做了 3 年多的事以后，琳恩不得不承认自己遭遇到一些问题，这和 她的婚姻无关，她很确定这一点，但她表示，“当工作不如意时，我的家庭也会受到影响，”于是她试图再继续寻找问题的根源。
有一件事令她极端困扰，那就是她所学的和她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关 联。刚从保险公司转到玩具公司上班的确令她感到兴奋，因为闲暇时她要读一些关于娱乐器材、玩具方面的书，这些书对她来说都十分新鲜有趣，而念 有关保险额的文章却令她感到非常无味。就这点来看，她换工作是对的。可是日积月累，她大学时代所读的与她日常的工作愈来愈缺乏关联，以致她总 觉得自己的工作缺乏意义。在 27 岁时，她仍无法与自己的工作认同，这使她 很不安。
然后，琳恩决定去念研究所，并很欣慰自己找到了所谓的答案。她把填 好的申请表格送出去。“我只希望自己仍能进得去。我那时实在该去念研究所才对。”对获得社会学硕士与博士的人而言，这时的工作市场比 6 年前更 不景气，但这一点并没有困扰琳恩。她所要找寻的是学校本身，而非它日后所可能带给她的工作机会。
4 个月以后，她很兴奋地进入一家离她办公室还不到 30 分钟车程的大 学。“我会全力以赴，”她由衷地说。然而，回到校园里没几个月，她的心情又有了转变。“我觉得自己好老，”她指着一群年轻的学生说。但她真正 的意思并不是指年龄，而是觉得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虽然以前念大学时，琳恩对系方安排的课程很反感，但她也明白身为这 一行的入门者，她的看法或许是错误的。“十几岁的年轻人又能知道什么？” 她在 19岁时说；很显然地，她是想抹掉自己一刻钟以前所说的那些贬损课程 的话。现在，她的态度却不大相同。经过几年社会的洗礼，当她以过来人的眼光再度衡量学校的课程时，以往的激情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 的一种肯定感。
“这简直是场闹剧，”念研究所的第二学期她平静地说道，“那些教授 根本就不切实际。”什么事情是她最反对的？“他们只会不着边际的谈论一些抽象的理论，这些理论既无实质意义，也无内容。他们简直是生活在象牙 塔里，难怪他们的意见听起来这么贫乏、空洞。”但她大部分的批评仍是针对她自己，而非那些教授。“我过去一直以为自己能回到大学时代的生活，” 她在拿到社会学硕士的那一年说道。“我错了，我再也无法回去。这个地方和那家玩具公司一样，也是个商业场所——只是规模较小罢了！”
事情到此似乎也该告一个段落。根据我们的观察，当一个人对学校或工 作世界的任一方产生反感时，会自然地去接受他认为还有救药的另一方。琳恩两方面都尝试过。在 29 岁时，她对学校的敌意已大到足以令她乐意地把注 意力再度放回到工作上。大多数我们研究过的人都是这个做法，而起码有阵时期，琳恩也这么做。可是到了她 32 岁时，以往那种不满的感觉又再度浮上 心头。尽管她把自己全副的精力都投注在工作上，她仍无法得到成就感。她虽然能在别人面前掩藏这个事实，但却欺骗不了自己。“我就像是个旁观者 那般地看待自己的工作，”她说，心中对自己这个想法感到很不快乐。“也许我该做些别的事。”
她决定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这一回，她可不像上次那么兴奋，以为 自己又回到一个舒适而且令人心醉神驰的知识世界里。现在她可是完全从现实着眼，希望凭一纸博士文凭增加她在工作世界的威信。她决定不做正式的 学生，每学期仅选修 9 个学科。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距拿到学位还要多久的时间？”我们最近问她。
“也许还要 10 年吧，”她答道。 琳恩并不是一个特例，事实上，徘徊在学校与工作之间的人不计其数。
虽然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回到学校选课，甚至放弃工作正式回学校做 学生，但大多数人都曾想过这个问题。有些人仅是想获得另一个学位，以便利自己的升迁，或获得别人的尊敬。其他的人是因为离开学校太久，已对它 产生了不实际的幻想。他们心中想到的是一个能让他们感到轻松、愉快而且又增长智慧的场所。有些人可能幻想成真，但大多数的人（包括琳恩在内） 就没这么幸运了。不幸的是，许多人在面临学校与工作的抉择时，往往拿不定主意，一会儿决定朝这个方向走，但在遭到一点挫折后，又决定换另一个 方向。由于他们无法一直快乐地留在其中的一个世界里，因而他们永远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也就无法专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 人花费了一二十年的时间，仍徘徊在学校与工作之间，深为自己的何去何从 而苦恼着。
冲向名声与财富
讨论完个别的案例之后，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回这一整群人身上。看 完上面各种不同的案例，我们该了解人们从学校过渡到工作的这段冗长时间里，所经常遭遇到的各类问题及因应之道。
在学校的时候，不管一个人的成绩有多差，他毕竟还是有进步的感觉。 每经历一个学年度，他就在教育的阶梯上明显地向上升了一级。比较起来，工作世界就显得太静态了；往往在过了许多年以后，一个人才能在事业的阶 梯上向上爬一级。更糟的是，在完成学业以后，许多学生发现自己必须面对一个令他们感到吃惊的事实：一切必须从头开始。这件事本身也许令人兴奋， 但对他们的自尊心来讲，未尝不是一个打击，所以在下意识里，他们会稍微扭曲事实，好使自己心里舒服点。由于他们都还很年轻，很容易把事情看得 太乐观。乐观并没有错，因为抗议或抱怨不但不能改变现状，反而会让人注意到他们卑微的职位。问题是过度乐观也会产生一些反效果，其中最严重的 就是，他们认为工作世界会很快地提供他们各种报偿。
乍看之下，乐观是这个国家的瑰宝之一。然而，事实却不像表面上看起 来那么简单。一旦这些年轻人发现他们无法立即得到预期中的报偿时，他们 的态度就会产生180 度的大转变。在 20 来岁时，受过大专教育的工作者会认 定学校是满足心灵生活的场所，而工作则是图利的行为。前者是高尚的，而后者则是鄙俗的。这种看法基本上和他们的自卑感有关：在社会工作的头 10 年里，他们可以借此宣称他们的职位并不卑微，卑微的只是金钱罢了。他们并未降低自己的身分，只是为了五斗米而折腰罢了，他们爱好真理、美德的 纯洁天性仍没有遭到污染。
问题是这种保全颜面的说法忽略了两个要点，第一，近年来毕业的大学 生偏偏很喜爱金钱；第二，这种说法妨碍了他们与新的工作环境妥协的能力。
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发展并不如原先想像的那么如意，他们会在心目中把学 校美化成一个充满诚实与美德的场所，而把企业界视作是一个充满欺骗与邪恶的大染缸。这种夸张的比较虽然能令他们心里舒服点，但也使他们不能以 正确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工作环境。
许多人曾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过去他们一直以为学校是个干净的发射基 地，能使他们光明正大地冲向名声与财富。而现在他们却必须为了区区的金钱，做些微不足道的事。为了逃离这种命运，大多数人会试图反抗工作制度。 于是，他们会不自觉地把学校的印象加以美化，因为他们需要一个道德基础来支援他们往后完全利己却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他们又觉得在学校所学的 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发展。他们不希望自己是那种赤手空拳敲企业界大门的 人。
在过去，语文及古典文学被视作是珍贵的资产。然而，这些学问仅适合 于那些毕业后早有好职位等候着他们的富家子弟。一旦大学教育不再是富贵人家的专利品时，这些学问实在不足以使平常人家的子女应付一个科技日趋 进步的工业社会。
对于第二次大战以后，象潮水般涌进大学的中等家庭的子女而言，光是 用一些形而上学的观念来衡量大学教育仍是不够的，因此，金钱就成了衡量的标准。“大专教育具有 10 万元的价值，”这是 60 年代早期流行的神话，就算这种说法在当时是正确的，70 至 80 年代的学生却知道它已经过时了。 他们心里很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就像一位学生在 1983 年所说的——当时他刚付完一年 10000 元学费的帐单，并另外准备好 5000 元做一年食宿及其他杂项 支出的开销——“想想看，往后我得赚多少钱，才能在财务上弥补回这项念大学的投资。”他所想到的不只是自己这四年所必须支付的一大笔学费及生 活费，还包括他在这段期间内是一毛钱也没赚到。
由于他们明白完成学业并不意味会有大笔的金钱报酬自动上门，于是他 们必须找个更新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继续念大学甚至念研究所。考虑 1970 年代 及1980 年代初期经济不景气的状况，这点更是格外重要，因为除非家境富 裕，或是心理上早已准备好将来不赚大钱，否则光凭知识上的乐趣不足以构成人们上大学的动机。抛开法律、医药这类需要大学及研究所文凭的行业不 谈，是什么新的理由促使人们愿意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呢？其实理由仍是一样，只是一般人把他们对金钱报酬的期望稍微做了一番调整。
我们样本中的年轻学生相信，一旦他们工作之后，就算他们在金钱上所 获得的报偿与他们在教育上的投资不能成正比，但起码当一些管理职位出缺时，他们会优先获得擢升的机会。大体言之，“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古老 的观念仍维持着原状，只是稍经修正罢了。总之，在他们心目中，升迁机会变得比薪资多寡更为重要。
许多雇主与经理因此感到非常懊恼；他们显然不明白现代的年轻人为什 么会变得这么急功近利。一个常听到的批评是：“他们才离开学校，在这儿 只工作了 3个月，就妄想自己成为公司的董事长。现在的年轻人比以前糟多 了。”不错，他们说的是事实，但别忘了背后的理由：“大学教育值 10 万元”
这个神话粉碎的结果，迫使大学生以其他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总而言之，当学生们毕业并开始工作以后，发现他们的教育程度并不能 带给他们预期的利益时，他们决定自己采取可以打败工作制度的措施。当然，并不是每位大学毕业生都会有这种反应，但它却是最普遍的现象。
由于这些年轻人当初对教育抱了很高的期望，但却没有获得他们所渴求 的东西，他们觉得这世界亏欠了他们。不说别的，光凭他们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就使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受到青睐。在办公室里试图三级跳， 以便一下子就超越同事的心理，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想收回应有的报酬。
我们不应该贸然地指责他们在工作上有不诚实的行为，因为他们仅是遵 照内心中的一个假设行事：只要你愿意留在学校，学校这个发射基地就会把你当成火箭般地发射出去，使你在名与利方面，都远远超过同辈人物。他们 的要求很简单：“我已经达到你的要求，因此值得获得应该属于我的奖赏。
把它给我吧，如果不是薪酬，那么就是升迁的机会。“
老是在移动的标的
由于有太多能力相当的人争吵着索取同样的东西，个人的要求很快地就 被淹没在一片喧闹声中。然而——这是重点所在——真正的伤害往往是自找的。很少人会承认自己在工作上有欺骗的行为，相反地，他们往往会怪罪周 遭的生活环境。他们会变得完全能接受一些自己以往所谴责的行为。举例言之，如果他们想说谎或欺骗，他们现在会有足够的动机鼓舞自己这么做。有 一个人就曾以异常坦白的口吻说道：“我当然恨我的老板。我非恨他不可。
我总不会偷一个我喜欢的人的东西吧。“他当时正准备把公司里的一台电脑 削铅笔机偷偷带回家。
大多数有他这种态度的人所偷到的只是一些无形的东西：时间与对工作 的热忱。但这种偷窍的行为却产生了不利的后果。因为它使他们更加疏远一个原可使他们安身立命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会把自己想成是纯洁、 无辜的受害者。而企业界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兽窟。有些人终其工作生涯都会沉湎在这种幻觉中，而失去了自我成长的机会。
人们可以用一个测验来决定自己在这方面是否会遭遇麻烦，不过，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