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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大伟和寥寥在大雅宝前院，后面是
董家的门和竹子（摄于五十年代）我们家种的都是容易活的，指甲草，喇叭花，太阳花——那就是“死不了”，我们也种点儿猫耳朵豆角，可是没种其他的。我从胡同里小蛮子那里讨换了点儿葫芦籽儿，想自己种出葫芦，将来可以让蝈蝈过冬。
爸爸喜欢收集专门让蝈蝈过冬的小葫芦，当然，如果是古董又当别论，我爸收集的却是当时的民间儿童玩具，所以都是染成紫色的扁圆形葫芦，艺人用刀在紫地儿上刻出白色的花纹、图案，那些用刀子刻出来的线条，非常流畅，如行云流水，看来这些艺人也不简单，看见这些花纹，就可以想象那一双手，像黄叔叔的手一样，铁箍似地把葫芦紧紧卡在桌面，用刀如笔，龙飞凤舞、沙沙作响，一眨眼，一个个葫芦就刻完了。我把葫芦籽种在我家后面的小院儿里，也就是我们家厨房外边的屋檐下。我和娘娘说好了，就把洗米的水浇到我的园地里。可也奇怪，我上了这么大的心，结果，到了夏天一共只活了一棵。我天天小心呵护，它终于茁壮成长起来了，它的叶子肥大，瓜蔓儿也黑绿黑绿的，和大拇哥一样粗。一来二去，它就爬上了房。上房之后，才开了花。这下我可犯了愁：刚刚学过植物学，开花需要授粉，要不就结不了瓜。可是我的园地里只有这一棵瓜，哪里来的花粉呢？
想到这里，我决定向沙贝哥儿俩求援，因为他们家的老倭瓜藤子上上下下开满了耀眼的黄花。我趴在他们家的窗户一看，不错，哥儿俩都在，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画水彩呢，我敲敲窗户，沙贝的妈妈开开门：是你啊，郎郎，找沙贝啊，进来吧，一起画画。他们哥儿俩今天一定是答应了爸爸的要求，坐在那里仔细描绘对面的一盆儿菊花。那金色的菊花，真是灿烂。我耐着性子，看他们怎么画。他妈妈还偶尔给他们指点一下。我看着他们家靠墙的那幅巨大的油画《开国大典》，听说他爸爸为了画这张画还在北总布胡同租了一间小房子，充当画室。大概这几天他爸爸一直在修改这幅作品，所以搬回家里来了。现在他爸爸也正在画这丛金色的菊花，把它安排在画面的右下角。哈哈，原来是他们哥儿俩正在画蹭儿呢。
我小声和沙贝说，你们接着画我不打搅了，我想掐两朵你们家的倭瓜花。他问：喂蝈蝈啊？我含含糊糊地点点头。沙贝就和他妈妈说了一声，出来给我掐了两朵花，说：不够，再来拿。我连忙道谢，然后撒腿就跑。
跑到小院儿里，我把粘知了的竹竿给顺出来了，用面筋把一朵倭瓜花粘在竹竿梢头，就企图给我们家房上的葫芦来个人工授粉，可惜差一点还是够不着。我就搬来一个方凳，自己站在方凳上庄严地进行人工授粉。
我娘娘这时候就紧张了，怕我一不留神掉下来，就大呼小叫地喊道：“这孩子，你这是干嘛哪？快下来，快下来！”
我当时认真得要命，就给她一个根本不理：一句话也不说，继续授我的花粉。就这工夫有个人走过来，静静地站在一边看我。我顺眼看了看不认识，就没搭理他。〖〗董希文先生所绘的《开国大典》他大声说：小朋友，怎么这么淘气？也不听大人的话。你捅人家的花干什么？
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好在我的人工授粉也完成了，就从方凳跳了下来，理直气壮地说：第一，这花就是我们家自己的花。第二，我不是在往下捅花，我是给我们家的葫芦进行人工授粉。我娘娘也连忙对他笑着解释，的确不是我胡来，她这样着急主要是怕我摔着。
我一边听，一边打量这个人。个子不矮也不高，年纪不大也不小，剃个小平头，穿着一双海绵拖鞋。我立刻对这双拖鞋很感兴趣，那时候有这样一双拖鞋那就阔了，可以做一副当时最时髦的海绵乒乓球拍了，那时候就缺少这种原料。他听完哈哈大笑，说：误会误会，原来你是个植物学家，苏联有个米丘林，那你就叫面丘林好了，哈哈。我叫黄永玉，今天刚搬来的，和你爸爸妈妈都见过了。黄永玉先生就这样搬到了贝亚杰他们家原来住的房子。黄叔叔为什么爱和我们玩儿，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那会儿就特别喜欢和小孩儿交朋友，他后来成了我们院儿的孩子王，是有道理的：他那时正好是不大不小的尴尬年龄，正好搬到了我们院儿。比这些老先生，他是个晚辈，和我们比他又是个大人，于是，就不好意思拿自己当外人了，主动请缨当了我们院儿的孩子王。
后来他告诉我们，那时住在这个院儿里的许多老画家都是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崇拜对象，现在居然能够搬到一个院儿里，还成为一个学校的同事，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他自己本来就是个大小孩，还没玩够呢，现在趁机补回来没过够的瘾，所以他叼着烟斗走来走去，开始了他的儿童外交。正是我们院儿要风来风、要雨来雨最旺盛的时候，黄永玉先生就搬来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的邻居是体育老师詹易元先生，就住到万曼先生原来住的房子。他们家也是三个孩子：老大叫小崽儿，老二是个女孩子，叫桂萍，小儿子叫小小儿，长大以后成了打破国家纪录全国有名的跳高运动员。你算算大雅宝胡同甲二号，这个院子有多少个孩子？二三十个！一群群土匪从前院风驰电掣一直冲到后院，然后返回呼啸而过，又冲到前院儿。他们个个精力过剩，在飞奔中快乐无比。我又是其中最快乐的人，因为我见过许多他们没见过的事情，似乎都记得，似乎又记不大清。他们也见过许多我没见过的事情，他们比我懂得在北京怎么玩儿，怎么高兴。我比他们多知道许多大人奇怪的故事，那些都属于运动中的故事。
第三部分第十章 黄永玉（1）
突然他哈哈大笑，声音特大，在中院儿走廊里来回共鸣，笑得地动山摇。别看他个子不高，笑声真是气冲云霄。和黄叔叔斗蛐蛐儿，是我们和他深交的开始。黄永玉搬到我们院儿，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这帮孩子的注意。首先，这院儿里的名人就够多的了，而美术界的名人和这院儿里的孩子个个都面熟。
远了我也不和你说，就说大名鼎鼎的齐白石老先生，和这个院儿的关系就千丝万缕。齐爷爷一来，全院儿的孩子就前呼后拥跑来看，虽然人们都知道，齐老先生由于特殊的处境，脾气比较特别。比如：到齐爷爷家千万不要吃他给你端出来的月饼和花生，那只是他待客的一个仪式，你要真动手就等着回家挨揍吧。一来你真吃了，齐爷爷肯定心里不高兴；二来，你肚子肯定要出问题，那月饼和花生都不知是猴年马月保留到如今的。
但是，他对孩子们都是一样地和蔼可亲，给孩子们的压岁钱每人就是一块钱，作画的白石老人
那年头对孩子们说来那就是一笔巨款了。不过你就是再多叫他几声好听的，他也决不会给你再添一分钱，你有千条妙计，他有一定之规。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倔强的老头儿，虽然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画到底有多么好。
所以黄先生搬来的时候，我们基本没什么反应。一来，看着面生，我们以为只不过就是来了个青年教员吧；第二，他们家没有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只有一个黄黑蛮，还是个小不点儿呢。所以，感觉平淡。当沙贝跑来告诉我，这位黄叔叔是从香港来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过去张光宇伯伯带着张临春就是从香港回来的，《木偶奇遇记》的原装画册就是他们从香港带回来的。可见那是一个洋地方。我首先关心的是：他们家有没有我心爱的卡通画册？还有没有令我们大为兴奋的这类宝贝？后来事实证明，他果然有，还不是一件两件，一件又一件，件件都精彩。黄永玉搬到我们院儿的时候，才二十八岁。那时候李可染先生也才四十五岁，董希文先生那年也才三十八岁，我爸才三十五岁，虽然李苦禅先生是全院儿年岁最大的画家，已经五十三岁了，可是今天来看，都这么年轻啊。他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大雅宝的这个院儿，真是个艺术大磁铁，各种年龄的各路豪杰都被吸引到一起来了。记得那是暑假里的一个傍晚，大家吃完晚饭，我们院儿的老太太大军拿着蒲扇和小板凳到大门口去乘凉了。我们这些孩子，就站在大门口的路灯下，海吹神聊。李燕知道的古灵精怪的事情最多，比如，他告诉我们，他最想实现的一个梦想，就是以后养一只墨猴，它个子很小，可以训练它帮你研墨，你画完画，它还可以帮你把剩余的墨吃了。然后钻到你的口袋里，和你一起上街去遛弯儿。我们听得大眼瞪小眼，有这事儿吗？
李燕说：那当然了，是我爸告诉我的。袁骥小伙子长得端正、精神，也是一大神侃，那天他给我们开讲当年盖世太保在柏林的故事。他正侃到盖世太保的化装舞会最精彩的时候，小生子上气不接下气从院子里跑出来，说：快去看看，新搬来的黄叔叔、黄妈妈在中院儿表演节目呢。我们这帮人呼啦一声，前呼后拥就窜到了中院儿。第一次见到黄妈妈真不觉得她像中国人，至少不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她穿着一条杏黄色的布拉吉，挂在肩膀上似乎只有两根带子，裙子上面还横七竖八地抹了些不规则的咖啡道子。五十年代的北京就没见过有人这么穿过，甚至也没人见过这种花样的裙子。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巴，显得相当清爽。她跟着旋律摇来摆去，拉一个酒红色的手风琴。北京哪儿见过这个景致？纯粹和外国电影差不离。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意大利的手风琴。
拉完过门，黄叔叔和她一起开唱：西班牙有个山谷叫亚拉马，
人们都在怀念着他，
多少个同志都倒在山下，
亚拉马开遍鲜花。国际纵队来到了亚拉马，
保卫自由的西班牙，
他们要誓死战斗在山下，
亚拉马开遍鲜花。刚搬到一个院儿，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作为开场白。可以说黄永玉绝对是独出心裁。黄叔叔无论想出来什么惊天动地的招儿，黄妈妈总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这和我们院儿过去的风格和规矩，一点儿都不一样。可是我们院儿里的大人们整个一个君子国，什么都能包容，他们个个都大度地笑眯眯容纳一切。这些孩子们整个一个浪漫国，什么新鲜的都报之以热烈欢迎。何况这两位是从香港投奔光明的热血青年，他们和我们是一类人，立刻和我们大雅宝水乳交融般掺合在一起了。首先，我们真是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也同时被他们那个意大利的手风琴给镇了。那时候这种进口的东西，在北京还是相当罕见的。在这个院儿还算经常有人出国，但是这种属于奢侈品的东西根本是见不到的。虽然我爸是中央美院出国机会最多的人，但是他决不会给我们买一个手风琴之类的东西，他真正舍得花钱的还是买他心爱的莱卡照相机。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当然同意。同时也暗暗知道那只是一方面，真正的原因还是不言而喻：相机是每个这种大人的心爱玩具。
黄永玉先生黄叔叔鼓动我们一起唱歌，其实这个歌我们都会，一开始都用蚊子的翅膀哼哼，接着就和黄叔叔同声同气了，后来越唱越高兴，干脆扯开嗓子吼了起来。
黄叔叔和黄妈妈那天都非常高兴，这么快地得到孩子们的认同，这院儿里的孩子一批准，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大雅宝人了。第二天早上，我和沙贝决定：一定要让黄叔叔知道知道，这儿的孩子也不是等闲之辈。咱们就得和他较较劲，实际上我们想要确证他是不是从心底和我们是一路的？是否可以不分彼此地和我们这帮土匪一起玩儿？
院子里其他的大人从来都对我们十分和蔼、亲切，可他们和我们还是隔着十万八千里呢。不知不觉我们心里觉得老空着一块，那就是我们缺少一个让我们心服口服的孩子王，而如今我们觉得黄叔叔就应该是我们院儿的孩子王才对。这院儿里的大人其实也都是大孩子，全世界的艺术家都这样。不过有些是严肃的大孩子，有些是必须正经的大孩子。那个年头儿，规矩就得这样。俗话说：少要稳重，老要狂。结果我们也老成不起来，他们也没法儿狂。艺术家都是孙猴子，可是这会儿每个猴子都有唐僧在后头，唐僧后头还有如来佛呢。我和沙贝商量的结果，就是决定在我们的走廊办一个自己出版的墙报。我们的走廊是前院儿到小院儿之间的走廊，这是孩子们游戏的重要场地。尤其是夏天，外面太热，太阳也太亮。在这里不但阴凉而且一直吹着习习的穿堂风。我们就在这里玩儿拍洋画儿、沾洋画儿，在这里主要进行的游戏是用三角或者洋画玩弹锅儿的。
沙贝喜欢当庄，他就画一个锅儿。其实就是一个大方块，分成四个小块儿。在里面分别写着：1、 2、 3、 4。他把我们每个人的洋画儿大力弹向远处，我们自己再分四次弹回来，同时口中还必须按照规定念念有词：
一弹弹，二顾念，三打鼓，四要钱。
在念叨四要钱的同时，我们就力图把自己的洋画儿准确地弹到沙贝的锅儿里去，如果成功入锅儿，沙贝就要按照标明的数字赔给你洋画儿。如果你压线了，或者没有进入锅儿，沙贝就没收了你的洋画儿。
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快乐的时光。我们从洋画儿上学了不少东西，孩子们的诸多知识几乎都是从洋画儿上背下来的，比如我们怎么知道《水浒传》里一百零八将的姓名和绰号，比如我们怎么对三国里的人物了如指掌，知道徐庶为什么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了，知道诸葛亮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继续卧龙在南阳，还知道什么时候，吕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