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当然，有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才有意思。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比我大一点，叫常万石；女儿叫常兰石，小名叫丫丫；小弟叫常寿石，小名叫臭子。他爸常浚先生过去在故宫上班，对保管艺术品很有一套。他们的妈妈在北大医院当护士，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后院的北房住的也是延安来的画家，他是木刻家，现在进城了就叫版画家了，他的大名叫彦涵。他们家有两个男孩子，老大叫刘四年，小的叫冬冬。他爸爸革命以前姓刘，所以那时候儿子就继续姓刘了。四年比我大一岁，和我都在北京育才小学住校。后来，我们院儿的小孩儿，老说他以后是不是到了四年级，就要留在这儿，老上不去了？要不怎么叫刘四年？
后来还是改了名字了叫彦冰，还是跟着爸爸姓现在的姓：彦。弟弟大名就叫彦东。他妈妈叫白炎。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院儿的孩子的嘴贫得厉害。
我们说：他们这家子，可真够冷的。爸爸就严寒了，老大就冰都冻严实了，所以就叫严冰。弟弟就是严冬来临。妈妈那里是冰雪世界，当然一片白色的严寒。哈。后来黄永玉搬来以后，他儿子叫黄黑蛮，我们就说：黑馒头干儿。女儿叫黑妮，我们就说：黑泥巴球。沙贝已经让李燕命名为沙背罗纹鸭，沙贝也不甘示弱，把我们家六个孩子的名字符串成一串，似乎是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情景描写，说道：
瞧瞧郎郎（我姐姐叫乔乔），聊聊大伟（我二弟叫寥寥，大弟叫大伟），陪陪耿军（我小弟弟叫沛沛，我哥哥叫耿军）。后来，彦冰家搬走了。两对儿国际夫妻搬走了。于是我们大雅宝就大调整了一番。杭州美术学院那时候还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他们学校搞工艺美术和实用美术方面的教授，都调到北京来了。
我们院儿就更热闹了，一天晚上一下子搬来了三家：图案教授袁迈先生，他家的老大叫袁骥，老二叫袁骢，老三是个女孩子，大名袁珊，小名干脆就是俩字儿——胖子。陶瓷教授祝大年，也是三个孩子，老大是祝重寿，小名叫毛毛，老二也叫小弟，还有一个小妹。染织教授程尚仁，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儿，叫姗姗，大名好像是程妩珊。这是我们院儿唯一和我们同龄的女孩子，其余成帮成伙的都是浑小子。
第二部分第八章 暑假前后
多少年后，我的美国女朋友问我：中国的狗怎么叫？我说：汪汪汪。她诧异地看着我说：中国的狗还会说中文？美国的狗就绝对不会叫出这样的声音。当然要是孩子们每天都这么轮流折腾，大人还不烦死了？
我们平时都去上学了，而且很多人都住在学校。我和彦冰住在先农坛里的北京育才小学。小宝住在香山慈幼院。这里热闹就热闹在假期里。李可染的太太邹佩珠女士，觉得这些孩子得组织组织，要不他们整天踢土扬烟、爬树上房简直就是天翻地覆。于是和这些家长一说，人人都同意：这帮土匪，都正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岁数，真得上点儿心，就得邹阿姨才能降得住他们。于是每天早晨，孩子们自己拿着小板凳，坐到中院儿里。邹阿姨把他们家的无线电摆在他们家的方桌上，朝着后窗户，正好对着中院。我们大伙先一起做广播体操，然后一起听新闻，听少年儿童节目，听孙敬修老先生甜甜蜜蜜给我们讲故事，好让我们每天安静地在那儿好好坐会儿。
一开始不是家家都有收音机，那会儿北京很多人还称之为：话匣子。李燕和小宝他们两家都有一个日本产的木头壳话匣子。沙贝家的最气派，是苏联傻大黑粗的“波罗的海”牌收音机。当时有这么个大家伙，那就绝对豪华了。黄叔叔家可不一般，不但有带短波的美国无线电，还有慢转留声机。就连我干爹朱老丹家的留声机，还是用手摇来上弦的老式机器，听着还不错，就是老得不断换钢针。可是这钢磨般的东西照样可以听《卡门》，听《如歌的行板》。他家的唱片不少，可都是一分钟七十八转的，堆了恨不得一人多高那么一大摞，那也听不了多久。可黄叔叔家的唱片差不多都是一分钟三十三转的，还用宝石唱针，几乎不用换针了，那是他从香港带回来的，使我们大开眼界。到十点多我们再做一遍广播课间操，做完体操以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我们简直脚不沾地，还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哥们儿已经开始满世界叫你的名字了，然后互相召唤、喊声四起。那时候，很少有孩子准时回家吃饭。
我们忙得要命，暑假的游戏实在太多了，拍洋画、弹玻璃球、逮蜻蜓、招蝴蝶、粘知了、挖知了猴儿，等等，等等。北京人把蟋蟀叫蛐蛐儿，把蝈蝈叫驴驹子。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我记得驴驹子这话是李燕教给我们的，没准这话是出自山东梁山泊呢。孩子们觉得这么叫着才带劲，你要是非得说字儿话，我们也会。上学都学过：蛐蛐儿应该叫蟋蟀，再酸文假醋些知道也可以叫作促织。
也许你不知道北京人常说：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烟袋嘴镶金边儿——就靠这口儿了。如果让这群孩子张口全用标准普通话，全都按照国务院公布的正音正字表说话，那就都成了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都成了水大爷了，整个一个假模假式。大雅宝全体好汉，不吓死也得恶心死。
他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可是如今都是一口地道北京话。黑蝈蝈叫驴驹子，多么形象？和小型的叫驴一样，也那么黑，嗓门也那么大，也那么欢蹦乱跳，不叫它大尾巴驴驹，就真委屈了。那会儿招蜻蜓，也不直接说蜻蜓，北京人统称之为蚂螂。最常见的蜻蜓，因为是黄颜色的，我们称之为“黄儿”。雨后满天都是，大小孩子都出来逮蜻蜓了。
我们右手拿着一个蚂螂网，左手拿着一个招子，所谓招子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假的蜻蜓，捉黄儿的招子我们一般用苇叶做，嘴里还必须念念有词：
“黄儿，你过来，天上有河，地下有水。”
在这咒语般的儿歌声中，那一个个的黄儿就如痴如醉地开始跟着我们的招子飞，然后我们的左手往地下一摆，那黄儿也随着落下，我们右手的蚂螂网就说时迟、那时快，迅速抡过来把那小黄儿扣在网中。抓到小黄儿，把两个翅膀一并，挟在左手指头中间。如果你的四个指缝都挟满了，那成功之感就油然而生。那种大号的蜻蜓，我们称之为“老琉璃”，因为漂亮得简直像是玻璃做的。全绿色的老琉璃，人们也叫它为“青克螂”。
傍晚出来的这类大号蜻蜓，被统称为“夜子儿”。
招这类蜻蜓就不是一般孩子可以胜任的了，那都是行家的专业，我们大雅宝也就大生子、小蛮子还有春英，才有这个本事。他们招来的这些大号蜻蜓，就可以卖给我们门口摆摊儿的。比如大雅宝的贤孝碑胡同口的瘸子大学生，还有煤铺门口的老王头儿，小雅宝胡同口的山东李。估计大生子、小蛮子、春英他们卖给小摊儿大概也就一两分钱，瘸子大学生他们用张苇叶一包就可以卖两分到五分。大生子他们从来不直接卖给我们，他们和小摊儿的摊主直接交易，从来不会让我们见到。胡同里的孩子偶尔会买个好看的大蜻蜓，夹在指缝里，肩上扛着蚂螂网，在胡同里晃来晃去，得意非凡，似乎自己也是捕捉蜻蜓的专家。
李燕看见这种孩子，就说：腰里掖个死耗子，假充打猎的。大生子那时候，就靠自己挣零花钱，知了也是他的另一个财源。北京人把知了叫做“喞鸟儿”，个大黝黑的叫做“马喞”，绿色的叫做“伏天儿”。
为这个我和江苏来的表弟明明争论不休。我说：就应该叫它“伏天儿”，它叫的声音就是“伏天儿、伏天儿”，明明说：不对，我们那里叫它“扬茨冈”，你听它叫的声音就是“扬茨冈、扬茨冈”。
当时我们俩争得脸红脖子粗，谁都说服不了谁，都相信自己的耳朵和判断，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多少年后，我的美国女朋友问我：中国的狗怎么叫？我说：汪汪汪。她诧异地看着我说：中国的狗还会说中文？美国的狗就绝对不会叫出这样的声音。哈哈哈哈。那时候，我自然想起了当年和明明的这一段争论公案。现在我明白了，人们对于自己听到的声音多么主观，又多么自信。我笑了起来，给她讲了这个故事。我的笑中渐渐有了泪意，我没有机会再和明明探讨这个故事了，他早已乘风归去。我们捉知了，主要的方式有这么几种：
第一是挖知了猴儿，也就是去挖知了的蛹。知了猴儿据说时间最长的已经在地下睡了十几年了，这时候已经开始运动，一点点接近地面了。挖知了猴儿需要有经验，要到多年的老树下的地面，细细观察。一看见那种很小可是很黑的口儿，趴下来再仔细看，里面漆黑，证明这个洞里面的半径要大许多。于是先轻轻插上一根席篾儿，给那个洞定位，然后仔细挑开洞口的薄土，那个笔直向下的洞顿时豁然开朗。有的知了猴儿已经在洞口了，那就很简单，它会主动抱住你的小拇指，让你轻轻把它拉上来；也可以用席篾儿探它，它一高兴就抱住了这根稻草，你可以把它挽救出来。最麻烦的就是它还深入在底层，你只好像发掘出土文物一样一点点从四周挖起，一不留神你手里的刀子就会伤到娇嫩的知了猴儿。
挖回来以后，就放在纱窗上，或者蚊帐里，等它慢慢蜕变。第二天清晨它已经出了壳，翅膀还是嫩绿的，缩成一团。如果你有耐心，就守在一边，看它的翅膀一点点地伸开，颜色一点点变暗，最后变成了油亮的漆黑，它就可以展翅飞翔了。你把它收服在合适的地点，例如用线绑住它的翅膀，放在你家的花圃里，从此它就在你家里纵情歌唱。第二种是在雨后或傍晚，去摸知了猴儿。你拿着手电，在每棵大树旁仔细搜寻，这时候它们开始出洞，当它们正在地下前进，或者正在树上爬动，你就一一使之就范。人的眼睛真是奇怪的东西，那时我们在晚上很远就可以感觉到，那棵树杆上移动的黑点是天牛还是知了猴儿，决不会错。可惜了，在书斋中伏案多年，这些本能恐怕早已丧失殆尽了。
知了猴儿蜕变成知了以后，可以卖给那些摆摊儿的，而剩下来的壳可以卖给药铺，那就是著名的蝉蜕。东安市场的手艺人也要，用来做微型猴子的原料。他们做的小猴子，和胡同里的百姓一样，有剃头的，有拉洋车的，有卖馄饨的，都做得生动活泼、惟妙惟肖。我一开始非常纳闷，他们怎么做得这么细致，连腿上的毛都做出来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用知了猴儿的壳子做的，那些逼真的细节，都是造物主的杰作。他们的聪明在于借用天然材料来做成自然，这不是以假乱真而是以真乱假。那时候的人就是聪明。第三种在城里就很难进行了，要到香山或者西山一带。那边的知了儿多，而且似乎也比城里的傻。有时候，它们往往就在矮树的树干上，吱吱地唱个不停，因为听得见它的歌声，你很远就可以看见它在哪里，就可以利用树干遮住身影，也就是说，你要在看见它之后，远远绕一大圈，绕到它停留的树干后面。那时候，它看不到你，可是它可以感觉到你脚步的震动，所以你必须蹑手蹑脚地慢慢接近树干，悄悄伸出头，看见它的确切位置——只要看见它的影子或者它翅膀的一角就足够了，否则当你看到它全身的时候，它也就看见你了，那样，“喳”的一声，它就会消失在万里晴空中。所以，你只要确定了它的位置，把手慢慢垂下，轻柔地凑近树干，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把它攥到手中。手还不能攥得太紧，需要的是活捉。
香山的知了，和城里或豁子外的不一样，在它们额头上，有一个闪闪发光的星星，似乎是一块小小的宝石，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夺目彩光。这真是造物主顺手给你的奇迹证明。第四种就是最常见的粘知了，就是用普通的白面在水里慢慢洗出来一块面筋，然后把一小块面筋捻在一根竹竿的梢上。如果竹竿不够长，就把两根绑在一起——我们周围的知了儿都在大树的树尖儿上。我们就举着这个超级武器，到处瞭望。那时的夏天每棵树上都有不少知了儿，天越热，叫得越响。大中午的天都让太阳照白了，知了、伏天儿齐声合唱，简直震耳欲聋。
你看准了它的位置，把竹竿慢慢向它靠近，然后稳准狠地轻轻按在它的背上，在继续挣扎的呼叫中，它被粘在面筋上了。干这行要有手劲——举得动这么重的双重竹竿；还要有好的眼神，能从万绿丛中分辨出它微小的身影；同时，还要心静手定在那么远的距离，能够信手拈来，这才是真本事。这是大生子、小蛮子他们的拿手好戏，我们只是跟着哄而已。
第三部分第九章 家家花丛
一群群土匪从前院风驰电掣一直冲到后院，然后返回呼啸而过，又冲到前院儿。他们个个精力过剩，在飞奔中快乐无比。想起来我们每家的房子和现在的院子还真是不一样，里面布置得更不一样。可是院子里家家都要种花。如今北京发展得很快，然而平民百姓却难得有块地来种花了。那会儿院子很空，虽然家家离得那么近，可是每家门口或窗下总有块种花的地方。老赵他们家当然绝对没有种花的地方，主要是他们的门对着门洞，他们总不能往门洞里种花吧？可是家里照样得种点儿什么，小生子就用一个小碟子，里边放点儿水，切了个带点儿缨子的萝卜头，长出来鲜嫩的叶子，照样好看。小燕他们家种了一些西番莲、美人蕉之类的花，另外还种了豆角和葫芦，还用小绳把绿色引向屋顶，这样他们家就可以在绿阴之中了。沙贝他们家居然种了一丛矮小的竹子，那会儿在北京竹子极少，可能因为他们是南方人，他爸爸老家是浙江，他妈妈是湖南，那边的竹子翠绿婆娑，郁郁葱葱；虽说这里的这点竹子半青不黄的，可到底是竹子，照样在风中微摆，照样在雨中沙沙作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