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经常和黄伯伯交换书来读，我就是那个跑腿送书的孩子。
往院子里走，北屋的主人是王世襄先生家，黄叔叔告诉我们，这位王伯伯是北京第一大玩主儿，人家也玩儿蟋蟀，也玩儿蝈蝈过冬的葫芦，可是人家的每件东西，都把玩多年上了层次啦，就连黄叔叔的那些玩意儿都不敢到这里来拔份。
我们玩的那些，不过只是低级阶段的顽童把戏。不仅如此，人家王世襄伯伯连桌椅板凳一起玩。每次跟爸爸到王伯伯家做客，事先受到爸爸再三预先警告，到他家随便什么东西都价值连城，千万要留神，别给人家磕了碰了的。
我想那里一定和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宝洞一样珠光宝气、五彩斑斓了。可是，到了他家举目望去，样样东西都灰头土脸的，看不出一点贵气。他老人家在那里一坐，哪里像一个曾经家藏万贯的富家后裔，哪里像学富五车的北京第一藏家、第一玩主儿？讲起话来，倒是和蔼可亲。如同一位街坊的和气老头儿，我就纳闷儿，爸爸是不是认错门了？
孩子那时候就是两眼空空，就算是你真的走进阿里巴巴的宝洞里，也照样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因为压根儿没明白，您至少得有眼力架儿，至少还得带上结实的口袋。
再往里走，就是张光宇老先生家了。我们两家搬开以后，爸爸还是经常来看他老先生，爸爸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恩师。我每次来看兰兰以后，也会到这里顺便挂角一将。到这院儿里，每次都有所得。这三家总是让你不会空手而归的，或者替爸爸背几本画册，或者帮黄苗子伯伯带回我家一函线装书，或者是听几个永铭在心的典故，或者趸几个叫你难以忘怀的逸闻。
唯一让我略略失望的是临春哥哥现在很少能见到了，他似乎一直很忙。而且他也不再临摹迪斯尼的动画人物了，听张家阿妈告诉我，他现在一心研究无线电，而且越钻越深，以后和艺术无缘了。也许那是对的，那个年代选择文学艺术就是选择了一种危险的游戏。
第五部分第二十章 大字报
这时突然觉得这里的阳光颜色开始变样子了，人人的表情都不对了。就觉得这些漫画和大字报不好玩儿了，我看不下去了。“财迷大院”是大生子先发现、沙贝正式命名的。这时候实用美术系搬家了，因为在西郊白堆子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所以原来这个系的后院，就剩下了许多零七碎八。
我们到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只有三个目的：
一、 打乒乓球。
二、 看看学校走廊里的各种学生作业，和老师的示范作品。还有从列宁格勒美术学院学生的示范作品，都是契斯卡克夫学派的经典素描。
三、 到财迷大院看看有什么新的宝贝出笼。那里其实已经成了变相的垃圾场，但是仅仅限于是废旧物品，没有生活垃圾。
我们每个人去财迷大院的重点不同，有一次我居然从废铜烂铁里找到了一块四方的薄薄的金属片，上面镌刻的是“东北画报”四个字，对我说来这是个宝贝，是我当年东北生活的见证。我还和兰兰到这里捡点儿废旧的小块儿的木板下脚料，那是为了我们开始刻木刻。因为黄叔叔一天无意中说：很多艺术家都是从木刻开始的。我们俩就决定自己开始艺术家的生涯。等我们把这些木头拿回兰兰的新居，就是鲁少飞伯伯在史家胡同五号的家里，我们俩真的一本正经开始刻木刻了。后来才发现，就是最简单的图形，刻出来比画出来，要难上百倍。怎么我们看黄叔叔那么轻巧的运刀，到我们手里，就重若千钧。看来，我们的手劲儿还差得太远，眼力也差了十万八千里，根本不可能刻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一九八二年九月老朋友们为鲁少飞先生祝寿抓耳挠腮之后我们决定还是先画漫画，因为至少我们画画还有一点基础。我就在所有纸面的留白上开始练习我的漫画人物。我的课本的任何空白的地方，都迅速出现了各种漫画人物，有一个阶段我画的都是踢足球的，另一个阶段又都成了变形动物。
那天我们去中央美术学院财迷大院本来的目的是去探宝的，沙贝对于寻宝有特殊的敏感，真有了宝贝，他八里地以外就能闻出味儿来。
正当我和大生子在财迷大院探宝的时候，沙贝跑过来告诉我们大礼堂现在里里外外都是漫画和大字报。我们几个立刻都窜向礼堂，急于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过去住在北池子草垛胡同美术供应处的时候，就赶上那么一次。那时候，好像是三反运动。据说重点是“抓老虎”，老虎就是贪污犯。我们小孩子，根本不懂这三反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孩子们的歌谣是：
猴皮筋，我会跳，
三反运动我知道！
反贪污，反浪费，
官僚主义也反对。
那时候，看到铺天盖地的漫画和大字报，小孩们就兴奋得不行。看那些漫画的幽默和说辞，过去是闻所未闻的。过去我们看的漫画都是讽刺打击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诚、陈果夫等等国民党头面人物的，或者是杜鲁门、杜勒斯、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等美国当时主要人物的。这些真人长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平时在生活中见过的人，都没人画过他们的漫画。而这次的漫画讽刺的都是我周围的叔叔、伯伯，我就又糊涂、又兴奋。
李本田先生那时好像担任供应社的社长，供应处的经济当然由他负责。结果，运动一开始，他就被隔离审查了。有一张漫画给我印象很深：《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画面上画的李本田先生非常像，但是很夸张，似乎是在讽刺他不承认自己曾经贪污过。
另一张是讽刺供应社的另一位干部张忠的，那张画的题目是《张忠不忠》。我看了以后回来兴奋地学着这些画面上的新词儿，正好看见工作组的人把他们两位带到隔壁去问话。
我就在院子里高声朗诵这些漫画上的题目，好像自己也是运动的积极分子了。爸爸突然出现，大声喝止我。我愣了，爸爸为什么反对我积极参加运动？爸爸说：你不懂，这是大人的政治运动。你去玩儿去，不要再看这些了。
果然，到了后来事实证明这两位叔叔根本没有贪污过，于是我自己就很内疚了。这才明白，运动的事情，不能跟着哄。后来，见到这些伯伯、叔叔我自己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了。可是他们似乎根本就忘记了这件事了，从此我就多了一个心眼儿，小孩这时候只能看不能说。
后来听说，三反运动在中央美术学院本部，比供应社搞得还邪乎。把王临乙教授弄到舞台上去斗争，和延安时代的抢救运动一模一样。我从那时候起，一听到运动就开始紧张。
中央美术学院演节目的大礼堂，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过美术学院大马戏团的地方，看过雕塑剧世界美术全集的地方，看过李苦禅伯伯唱京戏的地方，过去这里是演绎我们梦境的地方。
可是这时候，像大雅宝中院儿晾衣服那样横七竖八地拉起了麻绳，在麻绳上挂满了大字报。好像把我们的梦都割开了，大字报把人们的关系从和谐变成了斗争。
后来听说，那个在大马戏团表演最受欢迎的节目——耍坛子的大象，就在这个时候自杀了。我为此非常难过，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作家李又然和我妈妈说：每个运动都有牺牲品。我似乎有些明白了，但是中央美术学院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轮上大象啊。
礼堂里人们静静地在看大字报，没有人说话，更没有欢笑的声音。我看到了批判油画家李宗津先生的漫画，画面上是他和胞兄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在唱反党的双簧。我当时就傻了。
李宗恩先生，是在董希文先生通过李宗津先生的劝说下，才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怎么现在就又拉了出来？还有批判王逊先生的漫画，他老先生原来是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教授，来中央美院以后就是一级教授。
再看那些大字报，很多语言就不大太懂了，只是看到一些被批判的右派学生也不得不开始揭发黄永玉先生的“反动言论”了。我看最厉害的一条是：在一九五六年波兰、匈牙利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事件期间，学生说，当时黄永玉先生感慨地说：中国也需要独立思考，也要有表达民意的渠道。否则也会产生社会动荡。我当时就吓出了一背的冷汗，心想：这会不会给黄叔叔带来麻烦？
这时突然觉得这里的阳光颜色开始变样子了，人人的表情都不对了。就觉得这些漫画和大字报不好玩儿了，我看不下去了，就小声叫沙贝咱们赶紧走吧，我看他也是小脸有点发白。我们就匆匆离开美院回家。我们哪里知道现在才是反右运动的第一波，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第五部分第二十一章 隔壁童话楼（1）
我怀念所有在大雅宝生活过的人，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童话年华。
我甚至怀念昔日的隔壁童话楼，那个白发老人和那个童话里的公主。这帮孩子每次从美术学院回来，都是兴高采烈，故事还特别多，这次可不一样，大家好像都挨了一闷棍，心气儿都没了。大概是因为大家兴致勃勃去美术学院探宝，结果，看了一通令人窒息的大字报。况且，已经开始有我们大雅宝几个德高望重教授们的大字报了。虽然，还不是漫山遍野，可是总有股不祥之兆的劲头儿。真的连夏日的太阳，也变得昏暗起来了。
回到大雅宝，我们各自都发现了，其实每家的家长这些天都开始沉闷了。院子里也没有那种蒸蒸日上的感觉了，大夏天的可是一种阴风在微微地吹。我们都感到一阵阵心底发凉，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居然在这之前没有发现，今天看了大字报，就看得格外清晰了。
我们这伙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突然都变得乖了。小生子悄悄告诉我，在贤孝碑胡同口的《北京日报》报牌子那里，很多人在看报，对咱们院儿，还有行人指指点点。我和沙贝赶紧跑了过去，挤进人堆，原来有篇文章在批判董希文先生。说董伯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攻击了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举的例子，根本谈不到攻击二字，牵强附会，实在可笑。
董伯伯当时的发言，是质疑学校要求孩子们都必须争取加入少年先锋队，按政治表现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这样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比如自己的孩子董沙贝就是没能入队，精神压力很大。
看报的人在那里议论纷纷，有人就问这个董教授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那是不是住在大雅宝那个宿舍呢？啊，反党分子成了咱们邻居了？
我和沙贝互相对视了一下，赶紧跑了回来。坐在沙贝家里，我们一起想办法，可是一时半会儿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沙贝一反过去的活泼，皱着眉头坐在那里发愣。这时候，院子里有人叫他的名字，我们开门一看是袁骥、袁骢两兄弟。他们进来，就告诉我们，他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经开始反右派运动了。那边如火如荼，家里都没人管他们了，他们跑来看看我们的情况。
前一个时期，我们大雅宝从杭州搬来的几个教授都搬走了。那时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们几位都成了那个新学校的教授了。
我们告诉他们，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运动还刚刚开始，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袁骥告诉我们，看来从浙江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些教授可能都得打成右派。
我们一听更紧张了，更不知道如果教授被划为右派以后会有什么后果。沙贝对我说，要不咱们去工艺美院看看那里的情况。我想：对啊，至少咱们心里也能有点底，因为大人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字的。
我说：好的，你们等等我，我回去和我妈妈说一声。
妈妈和爸爸正好都在家，他们都在默默地看书。我和妈妈说，我要出去玩了，可能不回来吃午饭了。妈妈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看看大字报。我妈妈说：那可不行，不能去。
我妈妈一向特别讲理，从来不会为这点小事限制我的。我就气鼓鼓地说：我就去。
没想到我爸爸把书重重地一拍，对我说：不许你去，就不要再说了！
那时候我正是初中二年级，自以为已经很独立了。也许，因为我考上了北京男四中以后，因为那时这是北京最好的一所中学，家里就对我很优待，结果我自己也有些飘飘然，差点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我就说：告诉你们就是尊重你们，我要不告诉你们自己早就走了。我又不是去打架，又不是去财迷大院找宝贝，我去看看大字报关心形势，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啊？你们不让我去，那就是没有道理，我自己对自己负责！说完我就往外走，我爸爸不知为什么一下就气得脸都白了，大声喝道：回来！
我理都不理接着往外走。爸爸一把拽住我的领子，愤怒地大喊：你怎么这么混啊？你懂什么？就因为庞薰琴先生的女儿去看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就被说成串通情报，结果，他们都被打成了右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在斗争非常激烈，你去凑什么热闹！
我爸把我领子勒得太紧、时间太长，我的眼泪都出来了。从我上中学以后，他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过，我一肚子委屈，眼泪“哗”地开了闸就止不住了。爸爸轻轻放开我，说：都这么大的人了，还哭？我一咬牙，就愣给憋回去了。
妈妈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地说：孩子，你不知道政治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你就不要给我们添乱了，你出去玩吧。千万不要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不要去中央美术学院。你就在院子里和小朋友们玩好了，一定要听话。
我点点头，突然明白了：这时候他们和朱丹伯伯讲的延安那个可怕的运动又要来了。我发高烧的时候见到的那个无声无息逼近的庞然大物，那个幻觉中的火车头又来了，那无边的恐惧使我渐渐清醒了。我对妈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