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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96年12月，章辞离诂经精舍，应汪康年、梁启超之请，到上海《时务报》任撰述。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这样记述：
岁丙申，夏曾佑、汪康年、梁启超发起《时务报》于上海，耳章名，特礼聘为记者，章梁订交即在此时。章尝叩梁以其师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
章早年也向往维新变法，但又从一开始就与康梁派存在分歧。个中原因较为复杂。这里边有今古文经学术渊源的不同，所谓门户之争的因素。章氏治学崇实，对古代典籍和事件主张审慎考订，把儒学经典当做历史文献看待，尊《左氏》而祖刘歆，表彰《左氏》而攻讦《公羊》，接受的是“实事求是”和“六经皆史”思想学术一脉。这一古文经学的治学路子与康有为“发古文经之伪，明今文之正”，以《公羊》三世说为政治上变法维新的张本，并以《大同书》说太平世，专讲“微言大义”，好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今文学路子大相径庭。康改造今文经学为戊戌变法张本，不乏解放思想一面的意义，但缺陷也是明显的，正如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反省的，“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注重家法师承，固然是古文学家的本色，但章氏的着眼点，更主要是在弃绝援引攀附，坚持思想学术上的“矜己自贵”。学者贵于自得，学术重在独创。对当时风云际会，专以“调和”“攀附”自矜为“宽容旷观”的时流之辈，章视其为无所持守，进退失据，耻与为伍。梁启超倚重日译西方近世学术思想，及从“万木草堂”学得的“史学、西学之梗概”，糅杂以“训诂辞章之学”的根柢，左右摭拾，即凭其“笔锋常带感情”，放论时势潮流，在章氏看去，自可归于大可为之一“患”的中国学术“汗漫”之病。梁氏心情敏感多变，“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开战”，自属自矜旷观、进退失据一路，宜乎其为章氏所不喜、不屑并不遗余力攻讦。但对古今文门户之争也不便估计过高。事实上，章入《时务报》之初，也间或采用今文学成说，刊于《时务报》第十九册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即是响应梁启超《变法通议》一文所撰，内中便采用了今文学著名的通三统说；而章氏十分推崇的古文经大师孙诒让，当时也很推服梁氏的《变法通议》，应该说今古文在这里并不是完全无法通融。章、康分歧关键在康的尊孔设教，是始终视孔子为“古良史也”的章太炎所无法认同的。章氏对孔儒老子各家的评价前后大有变更。早期的论文《诸子学略说》和专书《訄书》，对孔儒老子批判甚力，论列儒学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又据孟子称赏孔子的名言“圣之时者”，推定孔儒因湛心利禄奔竞，少有道德操持，以致“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6〕指陈老子的事事以卑弱自持，是胆怯心怵于现实利害；少勇猛无畏气概，故去力任智，讲究权术诈取于人。《訄书》后经重新删增，修订易名为《检论》时，内容“多所更张”〔7〕。尽管如此，章氏早期论文《诸子学略说》并没有否定孔子的学术贡献，对“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的孔子，则始终是肯定的。这一点前后期并无不同，他否定的是定孔儒于一尊、立孔子为教主，认为康之所为，不仅无助于真正逼近孔儒真性，反足以导致偏离〔8〕。并且最难容忍的是，定于一尊，势必违背思想自由独立之原则，成为思想学术的桎梏，〔9〕这正是他要不遗余力反对的。章氏后来深思精研所采获的“以不齐为齐”的齐物哲学，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悬空架构之物，而是这一早期不专尊儒学平视九流之学的学术思路自然推进和上升到哲学层面的结果。反过来，“以不齐为齐”的齐物思想在具体学术层面的推衍和落实，必然带来提升诸多非主流学术系统或因素的地位，打破由某一主流学术独统天下的垄断局面结果。这一层意思嗣后本文将有所论及，这里暂不展开。
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戊戌维新一派发起过一场“元气淋漓”的“排荀运动”。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将中国千年专制归罪于“荀学”，这一本以思想启蒙为旨归的对荀子的有意误读，却为秉承乾嘉学风的章氏难以接受。他的《訄书》初刻本即以《尊荀》始，《独圣》终，大有针锋相对的况味，认定孔子之后，惟有荀子堪称“后圣”，意在对当时思想学术界作出纠偏。
但在我看来，还有一重分歧的原因，其实也是读解章太炎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是章对思想者之于其所提出的思想或所处理的既成思想资源的关系，所持的相当独特的看法。章氏是在个人一生的重大挫折中开始其思想和学术苦旅的，因此他的思想学识（尤其前期）不纯粹是那种书斋里冥思苦想的产物，而是紧连着他的血肉，饱含生命质感的。在章看来，真正的思想和学术，总是与个人生命精神之间有着一层切肤之痛的关联，出自最深刻的生命体验，是在生命的困厄和忧患中被领悟和认同的，否则，你再怎么完整、周密，也是浮浅的，有问题的。说白了，思想学术不仅仅是一种信念的主张，也不仅仅是一个逻辑的推论、纯理的思辩和可供传输授受的知识，而更是一种聚集而成的生命形态（from
of life），在其知识学形式的背后，须得有深厚的生命经验作为支柱。恰当地说，它是精神生命的一种体验、印证和确认。知识分析和理论构架是有价值的，但它们需得建立在思想者内在生命体验之上才会真实可靠。思想、学术不仅仅是以发现客观真理为承诺的一套超然的分析系统，同时更是一种加深和扩大生命精神的功夫。你建构一种思想也好，投入一项研究也罢，最终须得演变成为你对自身精神生命形态的一种重新设计方才算得上功德圆满。
康有为的著述，体系不可不谓宏大高远，梁启超的论著不可不谓恣肆汪洋，严复的译述，堪称中西淹博条理贯通，但章太炎就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10〕，除了上面已经述及的学术立场、知识背景和社会政治文化观点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则与章看待思想学术的特殊眼光有关。在章看来，在动性忍心的生命实感上，它们都是有欠缺的，充其量，只是没有得到内心本具的泉源活水呼应的外在的知识演绎，因而不免显得空疏、高调和虚妄，有大言欺世之嫌。对于那些同样缺乏自己的生命体验，只想通过他人教导的知识去寻找真理的人来说，这些东西极易成为导致思想混乱的根源。这是章最感痛疾的事。章对康、梁、严的诸多措辞格外严厉，在外人看来或是常常有失公正的攻讦，放置在这一特定语境之下，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平心而论，著述或议论中所表达的思想和学术，总会在无形之中与著译者的精神生命发生关联，但问题是这种精神生命的关联究竟有多深切。戊戌之后的思想学术界，有章太炎这样好的学术功底，又有着像他那样七被追捕，二度入狱，与当道斗，与乡愿斗，使酒骂袁，以死相抗的，能有几人呢？就学问思想与个人精神生命实感之间的关联而言，能达到章太炎这样深切程度的，又能有几人呢？这样一种与生命的决绝相扶翼的学问和思想，的确不是常人所能承当的。因而也只有章太炎才有这样的气魄，在被时人目为“疯子”后，不以为忤，反而朗声宣称：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得到。（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章太炎走进佛学法相唯识宗，是他思想建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同样至关重要的事实是，章走向法相唯识是在身系西狱之时，这一非同寻常的时间空间足以提示我们，章的选择法相唯识宗，绝非只是一个知识学的问题，如他自己在《答铁铮书》里曾说的那样，而是一个与生理上精神上付出巨大痛苦，并且与道德勇气的展开、证验相伴相生，即直接得到生命亲证的过程。
章太炎对待思想学问所特有的重视生命亲证的态度，同样也可以从他与诂经精舍老师俞樾的分手，以及后来在《苏报》案中力劝业已脱逃在外的邹容前去投狱诸事中得到说明。俞樾的学问章太炎还是敬重的，其中《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数种，影响不小，俞氏治经以高邮王氏为宗，曾身受长洲陈奂指授，朴学功底扎实，但也与闻常州今文经说，治经颇右《公羊》，深疾拘守家法而悖违实录，学术态度要算是通达的。治小学不用商周铭文材料，这一点对章太炎影响尤甚。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学问与民族危机笼罩下个人生命良知的困厄忧患几乎不发生有着切肤之痛的生命关联（俞樾不仅不允许自己与这种倍感困厄的生命实感发生关联，还严禁弟子们与之交涉，以致章太炎跨出诂经精舍投身反清革命，便不再认他为弟子，加以呵责，并鼓动同门弟子“鸣鼓而攻之”），章太炎便当仁不让地写下了著名的《谢本师》。学统与师道是传统学人安身立命之所，因而为他们格外看重，将其置之不顾，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而构成此时章太炎异乎寻常的道德勇气的，便是章在学问之于个人真实生命体验关系上异乎寻常的自信。章在《谢本师》中援引将治学与有血气的生命活动视为一体的清学开山祖顾炎武的例子，理直气壮地替自己辩护，指出背离顾炎武的不是自己，正是俞樾。
顾炎武亲历易代之变，痛疾宋明以来学者空谈性命，动辄叫人明心见性超凡入圣，及至末流，更是滥唱高调，自欺欺人，因而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以为未经生命人格印证体验的所谓学问，皆是夸夸其谈的废话。其一生行谊，即是生命境界与学术境界的一体合致。顾氏中岁以后弃家北游，从此不复回江南，在往来于鲁燕晋陕豫之间，向塞外荒寒处寻求生命人格，寻找失却了的人性力度的同时，也是一个反心自求的过程。在他心目中，这两造的应合，才是真正学问的精髓所在。这样，学术的精研，就成了生命人格的自我验证和表达。顾炎武之于章太炎的影响是很大的。蔡元培挽章太炎联语这样写道：
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
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义甄微广学自成一家
后一联是说，学问上章太炎对俞樾、孙诒让多有师承，并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上一联则是道出章氏其名“太炎”的由来，原是倾慕黄宗羲、顾炎武的精神气节，这里边固然包括了对顾、黄二氏打通学问生命为一体的致思治学方式的特有领悟。蔡氏指认太冲（黄宗羲）为太炎祖述之师，似有未妥之处，章氏《訄书》、《检论》对黄氏都有诋评，虽然并非完全出于纯学术动机，但是别有怀抱。
《苏报》一案，章太炎本来是完全可以躲开的，当时上了通缉名册的还有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邹容等五六人，他们都选择了远避之途，惟独章太炎选择了不走。从世俗的角度看，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但在章，此举正是自己看重的正面承当和生命亲证，是对思想学术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性纯理思辩过程，更是一个道德勇气、生命证验展开过程这一自己极为看重的立场的坚持。蔡元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最与物议无缘的一个，几近完人。蔡一生“律己不苟，责人以宽”（吴稚晖语），出长北大，为五四新文化作了护法，其胸襟行谊，道德文章，是有口皆碑的。但章太炎对他却有微辞。史学家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一文中曾这样提及此事：
蔡元培在“五四”时代，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不但以学问见尊，而且以名节见重，太炎说他“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元培是否如此，我不欲推论，然太炎为取巧立名者戒之意，则可谓之深切了。〔11〕
章氏评人一向质直苛严，虽不免有“立说好异前人”的一面，但终与虚伪徇情截然有别，所以国安则归国危则去云云，实有不便纯粹看作“愚”“狂”的地方。所有回避生命直接在场和介入的做法，都与章太炎的立场大相径庭，故尔为他所不取。
有人把章太炎系狱之后，力劝已经脱身在外的邹容主动投狱，看作不可思议的迂腐和偏执，言下大有责备之意〔12〕，殊不知，在看重生命亲证和正面承当的章太炎，他是将此当作君子成人之美的义举来做的，是使邹容由此获得一个道德承当和生命亲证的机会。
学说、思想，首先必须是一种生命承当，是宏毅生命的证验、展开和完成，它们必须在最深切的生命经验背景上落实和具化。生命体验是学说思想的直接道德来源，其正当与否，直
接涉及到学说思想的正当与否。章氏对康、梁、严等人的著述译述多有疵议，即基于这一特殊立场。
这一看法有点类似于宋儒张载对“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的区别，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最大区别，即在于，闻见立知不必出诸生命体验，而德性之知必须有待于生命证验。闻见之知是无须触动生命经验即可相互授受的一种知识，而德性之知是一种体认和内在印证，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