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何以如此？这就说来话长，本稿也不可能说清楚。”〔4〕
12．他什么时候开始写这篇文章，因为什么耽误了定稿期，但是，“幸好现在告别二十世纪还来得及”。
13．在这期间他还有“其他有时限的研究任务”。
14．他“到欧洲及美国出差”。
等等。真是一筐烂泥，一筐什么都多、惟独少了那种与文章本身必要关系的烂泥。当然，没有了《题记》，读者也就无从知道，那是刘小枫本人在研究“思想的事情”，刘小枫与大师“那么相近”。倘若只是要告诉大家这么两点，也用不着那么个*4嗦呀，用不着别人给他送书，而“此前我自己买了一套”也上呀。照这个样子写下去，刘小枫在这期间，在这前后，还拿过笔，吃过饭，喝过饮料，上过WC，是不是也应该告诉大家呢？怪不得旁边都有人瞅得连连摇头：“怎么像个女人写的东西。”就是要像个女人写东西，他人又怎么管得着。只是我替《书屋》心疼，知道杂志经费紧张，可惜那么多好纸张，幸亏有公司肯打折扣。当然，更为心疼的是读者的时间，我自己的时间。有人自恋，喜欢照镜子，以为自己是一大美人，一颦一笑俱动人，吃喝拉撒都要公之于众，惟恐天下不知，那也不难理解，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弄不明白的是，偏偏还会有那么些人，愿意给他捧镜子。常常觉得迷惑，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偌大一块园子，怎么满地爬着的都是些刺猬，一只只奇怪的刺猬。文学界经常发生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能气得屈老先生再次跳下江去。其实只要稍稍平下心来，原本也不必大惊小怪。文学青年崇拜某个下脚料“大诗人”，那是他们虽然文学，总还是青年，因而中了哪位编辑的圈套，沦为书商赚钱的工具，情有可原。刘小枫却似乎是学术圈中人，读者应该年岁稍长，至少也是在这个圈中已经混了几年饭吃的人。真是让人想不明白。
三
注释不规范，也是这位学者的一大特点。读学术文章，老先生常常“倒行逆施”，从注释看起。先看注释，能够简单迅速地了解文章本身的根基如何。一篇文章，且不论其根基怎样，如果注释连规范都谈不上，从学术角度讲，这位大学者的基本功，恐怕还有应该从头开始练练的地方。随手拈出《刺猬》的两条注释来看看：
注〔6〕：“Leo Strauss；〈什么是政治哲学？〉（杨淮生译），Isaiah
Berlin；〈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周琪译），均见James A。
Gould/Vincent V。 Thurshy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杨淮生等译，北京：商务版1985，页58—86和页404—441。（以下随文注页码。）”
注〔25〕：“参Leo Strauss；Liberal Edu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见Leo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古典与现代的自由主义），Uni。
Chicago Press1989；页10—15。亦参《柏拉图论教育》，郑晓沧译，北京：人民教育版1958。”
大家都知道，注释的一个基本功用就是注明作者根据的出处，以便读者查询。这就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列出出处的作者、文章、文章所见杂志或书籍和出版社的名字，以及出版的地点和时间等内容。关于这些，国内外学术界都已经形成自己的规范。比如，在国内，注释中汉译著述的作者名字，要求列出的是发表后的作者中文译名，因为在国内，较为正规的出版机构出版的读物，汉译著述的作者名字都已经译为中文，按照准确原则，注释应该列出的当然是所用著述作者的中文译名，也就是应该准确地按照所用著述的原有样子列出，否则会增加读者查询的难度。我们看到，刘小枫在这里偏偏不管这些，硬是不列汉译著述作者的汉译名字，而是仅仅列出作者的原名。其本意也许是要告诉读者，他知道作者本来姓谁名何吧。但是，这样一来，刘小枫自己也许满足了自己的什么心，却是害苦了想要查找该书的读者。要是不信，请哪位亲自到北京图书馆走一遭，用“James
A。 Gould/Vincent V。 Thurshy”这两个名字，去查查《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这部书试试看。我们下面给出施特劳斯和伯林那两篇文章的中文译本有关信息；请读者自己对照一下：
利奥·斯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杨淮生译；艾赛亚·伯林：《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周琪译；分别见詹姆斯·A·古尔德和文森特·V·瑟斯比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杨淮生、王缉思、周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8—86页和第404—441页。
同时，该书版权页还给出了该书书名和编者名字的英文：
James A。 Gould and Vincent V。 Thursby；ed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
这里多说一句，让读者明白。刘小枫把该书写作：James
A。 Gould/Vincent V。 Thurshy〔5〕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比较一下，可以看出来，商务印书馆给出的英文书名并没有中文版所有的副标题：“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给出的中文版的编者名字当然是中文译名。刘小枫把这两者混在一块，且不说是否让读者查询不方便，首先实在是给了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关于英、法、德等文字著述出处的列法，最为基本的常识是，按照国际惯例，要用不同的方式把文章和文章所见杂志或书籍区别开来。常用的方法是，文章名字用正体，加引号或不加引号，杂志或书籍用斜体。关于出版者和出版地点、时间，一般的列法是：“地点；出版者，时间”。比如，上面举为第二个例子的刘小枫注释中施特劳斯的英文文章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写作：
Leo Strauss； Liberal Edu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in Leo
Strauss；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Chicago：〔6〕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p。10—15。
刘小枫看来全然不屑于照规矩办理，或者根本就是不懂得有这些规矩。
此外，在上面第二个例子中，刘氏列出“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时，中文译名连个书名号也未加。还有，第一个例子中所谓“（随文注页码）”，刘氏注的是“（〈什么是政治哲学？〉，页77）”之类。我们知道，〈什么是政治哲学？〉只是一篇文章，它本身没有什么“页77”，有“页77”的是，《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这部书。
顺便再提一句，“Liberal Edu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从字面上看，明明是“《〔人文〕教育与责任》”，不知何故偏要译作“〈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我辈不敏，百思不能理解其中“微言大义”，小枫先生有以教我。
算了，不挑注释的刺了。刺猬身上如果不是满身都是刺，也就不叫做刺猬了，哪里不能挑，何苦一定要扎在注释堆里。随手挑的几根注释的刺，就写了这么多，认真挑起来，那还了得，恐怕得专门写一篇文章。我们还是来看看别的更加漂亮的刺吧。
四
让人十二分不舒服的是，《刺猬》还特别喜欢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尤其是文字本身都常常别扭到了极致，许多甚至到了不通的地步，比如：
“这个题目的感觉来自读施特劳斯和伯林为政治哲学辩护的文章。”
“思想的问题，如果不理解自己的对立面，没有可能推进。”
“……我向基督教神学推进，坚硬的绝对价值论立场显得更为坚毅。”
“重读〈什么是政治哲学？〉，而且与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对照读，‘告别一九九九独白’的感觉就这么出现了。”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拯救与逍遥》的绝对价值论立场并没有完全放弃，而是借助舍勒的价值绝对论与韦伯的价值相对论构成一种紧张，以至于有明眼人责我立场含混。”
“……注经学的思想方式……”
“……舍勒令我尖锐……”
“……非要作出贡献的心愿……”
“……信念‘睿智而肝胆照人’……”
“……这位现代休谟‘睿智而肝胆照人’的使命……”
“……这些问题显得已经被论争了好几千年也没有取得进展……”
“〈什么是政治哲学〉发表在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之前，要么伯林对施特劳斯的针砭装聋作哑，要么真的没有读到施特劳斯的文章。无论哪种情形，在施特劳斯作古多年后的访谈中，伯林调侃说：施特劳斯‘已经进了坟墓’，所以‘无法反驳他’，都是典型的狐狸说辞。”
“《法律篇》记述的是，一位雅典哲人跑到克里特岛，与两位当地长老（一为克里特人、一为斯巴达人）〔7〕讨论法律的起源：谁是‘立法者’。”
“……雅典哲人跑去克里特岛的实际目的，很可能是想向他们引进雅典式的立法……”
“上帝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把人类分散成不同民族，划分遭诅咒与受赐福的，以此防微杜渐整个人类再变得邪恶、败坏，免得他要用大洪水灭掉全人类那样不得已的办法来清除普遍的恶。”
“上帝希望，总有一些民族不至受到恶的侵浊。”
“所谓神话，施特劳斯指希腊诗人的诸神及其由诸神掌管的人无法想象的命运力量。”
“为了寻求维护秩序，即便在某些因经济、地缘政治冲突引至的混乱情况下，限制追求高贵所要求的精神自由，统治就偏离了自然的正当。”
“柏拉图的考虑仅仅出于哲人的利益，没有考虑到人民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教育事业需要教育者，他必须是有美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何为有美德的人是古典的‘自由教育’的重心，而‘自由教育’又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哲人是怎样的人？”
“追求灵魂知识的哲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8〕
“……恶不再是道德欠缺而是人的自然天性的guiltless（无辜）。”
“……但这使命不是先知自愿要有、更非自居的……”
“……生活的道德秩序将是稳妥的……”
“……这两种美好生活的理想在西方冲突了两千多年，迄今没有完结，反而显得越演越烈。”
“……哲学的生活方式作为美好的生活……”
“既然先知精神与哲人精神两者必居其一，施特劳斯为什么选择了哲人的生活方式？”
“……人民沉醉于恐惧、幻想、欲望……”
“为什么雅典哲人要大谈饮酒伦理？何不疯狂地抨击一番人民的沉醉德性？”
“……尽管有灾难和恐惧，惟有死死守住对美德知识的追求和对上帝的信靠。”
“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非得以善恶知识为前提。”
“在施特劳斯眼里，尼采是旧约圣经和希腊古典哲学的传人，这两种智慧冲突性的张力是必须的，为了对大地的忠诚和热爱——在热爱和忠诚中承负此世的残酷、不幸和困窘。”
……
罢了罢了，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无奈得很，现在时髦的文风就是这么一种，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复杂，清楚的东西弄得玄乎，无聊的东西用多多益善的废话包裹起来，显得有聊。如同有的文学青年小学作文尚未通顺，便喜欢用四六骈体给“美眉们”写信，目的无非都是一个，给自己壮胆，把“皮袍下的小”遮掩起来，画上鬼符神像装扮起来，好在读者一双双瞪大的眼睛中，标刻自己的“学问”与“伟大”。你不管喜欢还是厌恶，一定得称赞他学识深厚，思想深刻，否则便证明你智力低下，不能读懂他的深奥。对这种“美文”“伟文”，我采取的办法通常是，敬鬼神而远之。时间实在花不起，气也实在生不起。真想要了解某个大家，最好的办法还是去读原著，原著容易读懂，中国许多时髦名人的介绍文章，尤其是那种通过读翻译文字〔9〕来介绍外国人的文章，却多有越读越让人糊涂的。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经验。
其实，但说现在的文风如此，也许偏激了一些。苏东坡的那句话，不是指明我们的老祖宗就有这样的吗？古今中外，凡是肚里空虚，又爱充思想家者，说起话来，莫不“吗咪哩嘎咕呜嘟嗒”。苏老夫子的话，升华一下就是，多用艰深之辞者，莫不欲文饰自己的浅易罢了。真是有话可说者，却往往不是那么爱说话，逼得说出话来，每每就是大白话，比如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幸亏时间会淘洗糠秕，历史最终总会让该闪亮的东西闪出亮来，因而，一千三百多年后的我们，还会有机会为伯玉先生涕泪纵横。
三副热泪
三 副 热 泪
？ 王开林
我们经常听人语气铿然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乍听去，这话能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那大言炎炎者仿佛是经过太上老君八卦炉中三昧火久炼而成的超人，自属铜皮铁骨，刀枪不入。殊不知，凡人总有弱点，那句话也还有下文，不过说起来，舌头再也拉不开三百石硬弓，而已近乎嗫嚅了：“只因未到伤心处。”噢，原来如此，此中消息如何，你可想知道？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心气愈高，抱负愈雄，性情愈敏，则困厄愈大，处境愈艰，痛苦愈深。几乎已成铁律。
男儿泪之所以较女儿泪更为可贵些许，是因为他们倾尽了激情，倾尽了热力，倾尽了长才，倾尽了睿智，仍未惬其心，未遂所愿。女儿泪洒满生命之旅的沿途，那“机括”只需稍稍一拧，甚至只需轻轻一碰，眼泪就会像自来水一样哗哗地流淌出来，无论喜怒哀乐，她们都可以哭，不觉丢脸，而且哭过之后，倍感舒泰。精明的女人一早就明白，该以何种哭的方式去获得实惠和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