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龚自珍全集·曹籀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3〕《魏源集·七言律诗·游别海淀》四首之二，题注：“殿试后引见出都，遍眺三山，留别直内廷诸翰林耆旧。”
〔14〕郭嵩焘：《古微堂诗集序》。
〔15〕《魏源集·五言律诗·京师接家书》七首之七。
〔16〕《魏源集·七言律诗·寰海后》十首之九。
谈谈语言和文字的类型关系
？ 周有光
不久前，一位朋友借给我看一本《书屋》杂志。一看之下，我就爱上了它，因为它有清新的气息。前天，这位朋友又借给我看《书屋》新的一期（2001年第2期）。我首先翻看王若水先生的《试谈汉字的优点》，因为我一向喜欢看王先生的文章。
王先生的文章不长，谈到好多个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论点，很有趣。有的论点我完全赞同，有的论点我不能完全赞同。这里对不能完全赞同的论点之一，谈谈我的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王先生和《书屋》杂志的编者和读者。
王先生说：“汉族之所以没有采用拼音文字而采用了方块字，这是由汉语的语音决定的。”“西方的多音节语言注定了必须采用拼音，而汉族语言注定了只能用方块字，这不是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
去年我在另一种杂志上看到一位作家说：“汉语音节分明，没有词尾变化，因此创造的汉字；英语音节复杂，有词尾变化，因此采用字母。”这个说法跟王先生基本相同。从比较文字学来看，这就是所谓“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说”。这个说法今天在知识分子中间相当流行。
可是，在比较文字学的研究中，发现许多相反的事例：类型不同的语言使用类型相同的文字，而类型相同的语言使用类型不同的文字。例如：中国、朝鲜和日本，语言类型迥然不同，可是共同使用汉字。汉族和藏族，语言类型同属汉藏语系，“汉藏语系”这个名词就是以汉语和藏语为代表而称说的，可是汉族使用汉字而藏族使用字母。这不是跟“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的说法正好相反吗？
世界上有一百多种语言使用罗马字母。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语系吗？当然不是。这些语言千差万别，为什么没有各自按照自己的特点创造文字呢？比较文字学告诉我们：文化的传播，同时传播了文字。文字是文化的承载体，承载体跟着承载物一同传播到接受文化的国家和民族。文字跟着文化走，文字类型决定于文化传播，不决定于语言特点。
在东亚，中国文化发展比较早。中国文化以汉字为承载体，中国文化和汉字一同传播到近邻国家，形成一个汉字文化圈。近邻国家接受中国文化，同时接受汉字，虽然汉字跟他们的语言格格不入，学习和使用汉字十分困难。
印度文化较早就在南亚和东南亚传播，形成印度文化圈。西藏语言跟印度语言的语系不同，可是早期接受印度文化，属于印度文化圈，因此西藏采用印度字母，发展成为拼音的藏文。藏文拼写法脱离语音，那是后来语音变化的结果。云南的傣族有四种傣文，他们的语言也跟印度不同，可是都从印度学习文化和字母，变化成今天的文字形式。
人们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从“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到“文化传播决定文字类型”，是一次超直觉的认识发展。这很像地球跟太阳的关系。东方日出，西方日落，大家看见太阳绕地球旋转，这曾经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谁提出相反的说法，认为地球绕太阳旋转，那是扰乱视听的邪教，要受到火刑处分。可是，天文学家经过深入观察，终于认定地球绕太阳旋转才是真理，今天成为大家的常识了。这不是直觉得来的知识，而是从科学实证得来的超直觉的知识。
西方人常说，“字母跟着宗教走”。宗教是一种文化，字母跟着“宗教”走，就是字母跟着“文化”的传播走。欧洲中部从北到南有一条字母分界线，线西信天主教的新教、用罗马字母，线东信东正教、用斯拉夫字母。同样是斯拉夫语言，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等国信东正教、用斯拉夫字母，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信天主教、用罗马字母。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由于宗教不同，同一种语言写成两种文字：塞尔维亚信东正教、用斯拉夫字母，克罗地亚信天主教、用罗马字母。
印度的印地语和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实际是同一种语言，叫做印度斯坦语，可是由于印度信印度教，用印度字母，巴基斯坦信伊斯兰教，用阿拉伯字母，形成印地文和乌尔都文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
文字有“自源”和“借源”的分别。自己创造的文字称“自源”文字。外界传来的文字称“借源”文字。英语的文字，最早采用原始的鲁纳字母，后来采用爱尔兰变体罗马字，最后采用近代罗马字。这不是语音的变化使英语的文字变化，而是文化的变化使英语的文字变化。日文是“借源”文字，“借源”于中国，经过四步变化：第一步，学习汉语汉字；第二步，借用汉字书写日语；第三步，模仿汉字创造倭字；第四步，简化汉字创造假名。借用方法有三种：一、训读，借字义、读日语；二、音读，借字音、记日语；三、借词，日本没有的事物，字义字音兼借。假名的创造，在形体上没有离开汉字，只是简化了笔画，在原理上学习印度。假名的排列方法，“伊吕波歌”是一节佛经，“五十音图”传说是空海和尚的设计。这说明日本除中国文化之外，又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
在汉字文化圈中，有的民族借汉字的部件，叠成自己的新字。例如越南的“喃”字和壮族的“壮”字，这是“孳乳”仿造。有的民族借汉字的原理，另造自己的字形，很像汉字，不是汉字。例如契丹字和女真字，这是“变异”仿造。不论“孳乳”还是“变异”，都没有离开汉字文化的影响。
历史上许多民族创造过原始文字，只有极少几个民族的文字达到完备地记录语言的成熟程度，成为严格意义的“自源”文字。它们是：五千五百年前的丁头字和圣书字，三千三百年前的汉字，一千七百年前的马亚字，五百年前的彝字（年代是最早文字遗迹的时期）。此外的文字都是有意无意借入原理而自造形体，或者原理和形体一同借入。
马亚字的产生比较晚，当时的中美洲没有更高的外来文化。从它的符号形体如此朴素来看，它是典型的“自源”文字。彝字创造更晚，最早的遗迹属于明代，传说创始于唐代。从它的符号形式来看，它没有经过“图符”阶段，直接进入“字符”阶段，可见受了外来文字即汉字的影响。彝族今天还是各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云南彝字原有一万四千二百字，规范后有表意字二千三百字、表音字三百五十字；四川彝字原有八千字，规范后有音节字八百一十九字。从整体来看，彝字是“自源”文字，虽然受了汉字的影响。
字母是长期经验和高度思维的结晶，没有高度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字母不是“自源”的创造，而是在已经有两千年历史的丁头字和圣书字中的表音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字母的发源地是产生丁头字的两河流域和产生圣书字的尼罗河流域之间的走廊地带。这个地带包括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巴勒斯坦、西奈半岛和东地中海中的岛屿群及希腊半岛。所有的字母遗迹都是在这个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字母遗迹属于三千七百年前，这个时期看来很早，但是跟丁头字和圣书字相比，晚了两千年。这两千年就是字母的襁褓时期。
两河流域的丁头字，原来跟汉字的结构基本相同，都是脱离表形之后的表意兼表音的文字。在苏美尔时期发展出用表音的假借符号来书写虚词和专名。苏美尔传给阿卡德，从书写一种语言改为书写另一种语言，需要给前代古文字注音，于是产生有系统的表音符号。阿卡德传给巴比伦和亚述，发生更多的表音符号，接近一个音节字母表。后来传到两河流域以外的民族，表意符号减少，表音符号增多，最后形成音节文字和半音素文字。
尼罗河流域的圣书字，原来也跟汉字相同，是脱离表形之后的表意兼表音的文字。在书写专名、特别是书写外来人名地名的时候，需要专用表音符号。这是催促表音符号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表意文字中间逐渐产生了表示音节和辅音的字母，既用于“形声”结构，又用于“纯表音”结构。丁头字和圣书字的历史说明，文字是从表形到表意兼表音，再向完全表音发展的。
东地中海和周边的民族，从丁头字、特别是从圣书字中的表音符号，得到字母记录语音的知识，各自创造不同的字母形体。其中北方闪米特人的字母表发展成为后世传播开来的字母。从走廊地带发现的字母遗迹来看，字母形体的创造有许多种、是多元的，可是最后传播开来的字母只有一种、是一元的。字母使用方便，不胫而走，大家学习那最方便的一种字母，放弃比较不方便的字母，成为西亚和欧洲的文字，后来散布到全世界。
以上的例子都说明，文字类型不是由语言类型决定的，而是由文化、特别是宗教的传播而形成的。这个认识已经成为比较文字学的基本认识之一。
我今年（2001）九十六岁，耄耋之年，知识老化，所谈一定有不妥当的地方，敬请多多指正。
搅烂一塘泥的刺猬
…读刘小枫《刺猬的温顺》
？ 古 木
一
《书屋》是好杂志，我十分喜欢，喜欢就喜欢在它坚持真实、倡导言之有物上。当然，这也并非是说，它在这方面就做得尽善尽美了。也许有些苦衷难以为外人道，中国的杂志常常会发一些文章，让不明白个中原委的人感到纳闷，好好的，杂志怎么自己砸起自己的牌子来。二○○一年第二期的《书屋》，首篇登载的就是这样一篇稿子。还未到手，就有朋友嘱咐，一定读读这期刘小枫的大作。杂志一到，我首先就看起了《刺猬的温顺》。这位朋友素来为我所敬佩，他的叮嘱，不敢不听，因而，几次放下杂志，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读了下去。不得不说，我的朋友虽然足以信赖，这次却是让我扎扎实实头疼了一阵：平生尚未读过这么搅成一塘烂泥的东西。文章是昨晚翻的，平白不舒服了几个小时，本来是打算也就拉倒，只是早上一觉醒来，那种踩了粘不拉几物似的感觉仍在，只好爬起来写几句，也让乱扔这种东西的先生不舒服一下。
说句实话，昨晚是在那位老兄的谆谆叮咛下，第一次读完了刘小枫一篇东西。多少年前，有波士顿的朋友推荐过他，因此碰到他的大作，都要拿起来，却总是被开篇的无聊挡了回去，故而虽有腹议，从来也没有敢吱出声来。这次既然读完了，至少就这篇还是可以说上几句。
二
苏东坡之言，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用在《刺猬》身上，看来还是太夸奖了它。扬雄之说，虽然浅易，到底还是一说。谁又能用一两句话告诉我，刘小枫写了五万多字，涂满了二十四页十六开的白纸，千描百画，推出来一只巨型刺猬，站在《学界新论》名下，挤眉弄眼，是要告诉大家一点自己的什么？吃学术饭的人都知道，一篇研究文章，如果不能用一两句话把作者自己的主要意思概括出来，作为研究文章，大抵也就不会有什么太大意思。《刺猬》其实也不过是一篇介绍文章，原本没有什么作者自己的“主要意思”。作为介绍文章，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只《刺猬》却偏偏太爱俏，太喜欢打扮自己，让人看起来似乎是，刘小枫本人在研究什么“思想的事情”。明明是在介绍“施特劳斯和伯林为政治哲学辩护的文章”之类，是在“重读《什么是政治哲学？》，而且与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对照读”之类，却总在给读者制造一种印象，这是刘小枫本人的“告别一九九九独白”，这是刘小枫本人在探讨“哲学与不可解决的问题”，施特劳斯和伯林两位“大师”的作用只不过在于，给了与大师“那么相近”的刘小枫一个独白和研究的“感觉”而已。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刺猬》要东拉西扯，左顾右盼，有意无意搅得个玄而又玄，令大家“读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只是恐怕到了后来，刘小枫自己也晕乎了，未必清楚自己在说什么。那么个啰嗦，那么个粘糊，那么个乱乎，尤其那么个卖弄，你叫人读起来，怎么能够不头疼。
最为简单的例子，是所谓《题记》。删了它，于文章本身，于作者形象，实在都有益而无害。花了近二千字的《题记》，不过是要告诉大家：
1．“萌萌”向他约稿，他“没有理会”，而“萌萌很有耐心，整整一年不断晓以大义，终于没有说动”他。
2．他“想说的当然是思想的事情，因为想的仅（？——引者）是思想的事情”。
3．“九八年底，想要说的论题明确了：哲学与不可解决的问题。”
4．读施特劳斯和伯林的文章给了他“想要说的论题”的“感觉”。
5．有人给他送书，而在这以前他已经买了一套。
6．“困惑马上来了。施特劳斯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不懈斗争，不就是《拯救与逍遥》〔1〕的立场吗？”〔2〕
7．“我怎么会与这个人（指当代政治哲学的要人、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引者）那么相近呢？”
8．他“读过不少”书。
9．重读施特劳斯和伯林的文章，给了他“告别一九九九独白”的“感觉”。
10．他读施特劳斯的过程，开始怎么不懂，后来碰到好“运气”〔3〕，读到迈尔的“疏解”，“意外”地（！）知道了，“原来施特劳斯确大有名堂”，最后施特劳斯令了他“震惊和坚毅”。
11．“何以如此？这就说来话长，本稿也不可能说清楚。”〔4〕
12．他什么时候开始写这篇文章，因为什么耽误了定稿期，但是，“幸好现在告别二十世纪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