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个唱滑稽戏的筱快乐，针对米价不断上涨的事实，迎合上海市民愤懑不平的心理，每天在电台上直指其名，编了一套套的滑稽戏词，猛然抨击万墨林。他这个节目由于它正好发泄了大众的苦闷，立刻大受欢迎，风靡一时。筱快乐的谩骂还能推陈出新，大快人心，一时筷快乐之名大噪，滑稽戏盛况空前，登峰造极，骂够了之后，筱快乐干脆给万墨林取了个“米蛀虫”的绰号。
当万墨林每天都要挨骂好几次时，他因为每日陪侍杜月笙，晓得连“爷叔”都在韬光养晦，什么都不做声，因此也跟着只好忍气吞声，即不声辩也不答复。但是，万墨林在上海也有一帮好朋友，听到筏快乐如此“大胆妄为，整日痛骂墨林哥”，深感“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帮朋友“眼高手庠”，将区区一名滑稽戏演员半点儿也不摆在心里，使出他们打人、杀人如同家常便饭的脾性，先向筱快乐严重警告：
“侬敢再骂墨林哥，阿拉要请侬吃生活！”
筱快乐骂“米蛀虫”骂出了名，票房价值，正在巅蜂状态，加上他能获得广大市民的普遍支持，于是对于这般“白相人”的一些举动根本就不看在眼里，“白相人”警告，就他而言是“来得正好”，正好补充他骂“米蛀虫”的新材料。
筱快乐将他受到“吃生活警告”的消息在电台上一播布，立即获得广大听众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使他险些遭了杀身之祸。万墨林的一些好友怒火攻心，不克遏忍，当天晚上便有十几条大汉冲进筱快乐的家里，从头门打起，一直打到后门为止，遇人便打，见物便砸，幸亏筱快乐人不在家，他的妻子受了伤，全部家私全部捣毁得稀八烂。
筱快乐家中捣毁一空，消息传得既广且快。杜月笙听说，知道这是一场祸害，他不怪万林，因为他深知此事与万墨林无关，此时此刻，万墨林绝没这个胆量派人去做筱快乐。但是，惹火上身，推也推不脱，杜月笙只好命人前往慰问筱快乐一家，负责伤者的医药费，全部损失，加以赔偿。
但是事情却没有就此了结，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依据筱快乐所广播，以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米价高涨”的罪名发出拘票，要把万墨林捉进牢里去。
杜门中人于是群情愤概，纷纷起而打抱不平，个个大喊着说：“万墨林本人并未犯法，他经手的贷款都有账目可查。打筱快乐家的朋友急于挺身而出，证明他们自发自动的行为绝非出于万墨林教唆。”
杜月笙自从１９１５年在上海法租界同孚路同孚里建立门户，３０多年以来，不论是巡捕房、警察局、总司令部或司令部，向来只有杜馆往外保人，从不会听说杜公馆里有人被捉。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万墨林真有案子，就该杜先生亲自把他送进官府。如今宣司令要捉杜公馆的人，尤其还是杜月笙的近亲与总管，此例一开，岂不是坍尽杜先生的台？
这时杜月笙犹在病榻，他时咳时止，喉头咻咻有声，但是他力排众议，命万墨林自己前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投案，杜月笙说：
“真金不怕火炼，宣司令是好官，他绝不会冤枉墨林。再说，此刻外面的空气对墨林不好，墨林要想申辩，实在太难，反不如趁此机会自动投案，是是非非，经过法律审判，正好求一个水落石出。”
于是万墨林黯然神伤，一声苦笑：“既然爷叔这么说了，我只好去了。”
于是，万墨林回家收拾随身携带各物，赴淞沪警备司令部自动投首，坐他一生之中第三次监牢。
杜月笙毅然下令万墨林自动投案入狱，不仅使黄浦滩上５００万市民骇然惊异，奔走相告，而且也使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大出意外，开始对杜月笙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宣铁吾发下万墨林的逮捕令，可以说是对杜月笙的一项挑战，以杜月笙在上海所占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宣铁吾这一挑战实无必胜的把握，他想不到杜月笙会这么“落门落坎”，大力捧他这上海治安首长的场，他更无法料及万墨林果然便只为了遵从“爷叔”之命，不惜丢老面皮，甘愿投案。
第四部分管家投案，却交了司令朋友（2）
上海米价还在继续攀高，５００万市民的怨气竟而迅速平息，筱快乐的热门广播节目自沸点急速下降，他再冷讽热嘲，破口大骂“米蛀虫”也没有用了，因为杜先生的总管、米业公会、上海市农会理事长万墨林也已自动投案，身陷囹周。宣铁吾宣司令的声望由此臻于最高点。杜月笙又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宣司令兼局长。结果，万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无实据，很快的获得了释放。
宣铁吾很感激杜月笙竭诚拥载的盛意，他送了一帧放大照片给杜月笙，亲笔题款，还盖了官章。杜月笙把这桢照片配以镜框，放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杜、宣交好，使老上海们额手称床，杜月笙又顺利结交了上海滩上的又一位实权人物。
第四部分当上了全国纺联的盟主（1）
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案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他身上所系的案子毕竟还没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剀切陈词，苦口婆心地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势冲天，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失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吴绍澍听后，默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养精蓄锐，休养生息，以他交游之广，声望之隆，上海滩依然还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弟子多已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杜月笙在重庆时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他就是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胜利后，袁国梁做麦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大，面粉大王荣德生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１９４６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他投下的股本很多，预定当年７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于是引起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插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惟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带领公司股东群起反对，结果双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袁国梁无可奈何，只好拖着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肯，到１８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把事体摆平。
王先青、袁国梁两人去见到了杜月笙，却是“老夫子”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袁国梁的报告，为替学生子撑腰，他没有思索，一口答应，随即问袁国梁说：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子呢？”
袁国梁喜不自胜，于是便答：
“老夫子加５０００万元的股子好了，这笔钱由我替老夫子垫。”
杜月笙连忙摇摇手说：
“笑话，笑话。”
他马上命人喊徐懋棠来，徐懋棠的父亲原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上海人有句打话：“吃不穷，用不穷，汇丰买办。”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馀荫很多钱，他参加恒社甚早，战前就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总经理，抗战８年他替杜月笙在中汇银行看家，胜利以后仍然担任旧职，但是却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因此，杜月笙决定投资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当场开了一张法币５０００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由袁国梁写一张临时收据，手续便告完成。
袁国梁和王先青对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完毕后，两人又双双进拜师门，请杜月笙定一个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杜月笙却望望袁国梁，回答他说：
“这个企业是你的，我们大家不过捧捧你的场，你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事事依靠我们啊。”
这几句叮嘱似乎有点多余，然而，袁国梁细细玩味，杜月笙这样交代一声，其实，他是借此声明他投资福澄，答应担任董事长，完全是为了支持袁国梁，他挂名义当董事长，自己却不过问福澄的业务，好叫袁国梁放心大胆办事。
但是，在口头上，开会日期这件小事，还是得请杜月笙做决定，袁国梁继续请示，杜月笙便面带微笑地向王先青说：
“先青，你来定个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说：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点点头，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丽都开会。”
开会结果，由于江阴“三大亨”听说福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忖“亨”不过，知难而退，于是杜月笙顺利当选。
杜月笙从事纺织工业，始于抗战时期。一家颇具规模的“沙市纱厂”，自湖北沙市，西迁重庆，因为股东意见不合内部发生纠纷，几乎关门大吉，杜月笙鉴于出资收购股权，将沙市纱厂接过来经营，后来他又应聘担任过公营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胜利返沪后，在福澄公司联营纱厂之后，杜月笙又发起创办了荣丰一厂、二厂，两厂拥有工人２０２６名；此外，他也是拥有７７７名工人的恒大纱厂以及远在西安的利秦纺织厂董事长，这样一来，杜月笙也算得上是纺织业巨子。
１９４６年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从全国各地搭乘飞机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１００多人。各地代表纷纷抵达上海时正值杜月笙缠绵病榻，轻易不出大门一步。一日，忽有７位纺织业代表连袂来访，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７位客访之中有６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无锡荣家纺织业的主持人荣尔仁，还有唐星海，恒社弟子袁国梁等人。
寒喧之后，这７位纺织代表表明来意。原来他们是代表中的代表。因为这时国内公管纱厂厂家很多，代表票数占多数，民营纺织代表业已获得消息，公营纱厂集中选票，打算把“联合会理事长”这个重要职位，由公营纱厂代表担任。
第四部分当上了全国纺联的盟主（2）
唐星海、荣尔仁等向杜月笙反覆陈词，公营纱厂是官办的，他们平时就已得到官府给予的若干便利，假若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再被官方代表所获，民营厂商越加少了一个有力的发言地位。７位纺织代表恳请杜月笙出马，角逐联合会理事长一席，他们针对杜月笙的爱国心理，一个个以大义相劝，说：
“纺织事业非特关系国计民生，对于国家民族也有很重大的影响，试看日本人在民治维
新以后之能够富强，便是由于他们纺织工业的发达。”
杜月笙何尝不晓得这些大道理，对于全国纺织公会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又何尝不想坐坐？但是他信心还没恢复，自忖并无把握，于是不管７位代表怎么说，他都是婉言推辞，他说他大病未愈，身体不好，就是选上了也实在是难以担当重任。
７位代表费尽唇舌，结果是大失所望，怏怏而去。他们走后，杜月笙绕室彷徨，深思熟虑，他心知担任这一个全国性工业团体理事长地位的重要性，忍不住又怦然心动，他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做了决定：“不妨借此一次竞争，测度一下自己卷土重来的机会，是否已经到临？
于是，他想到就办，立刻命人打电话到袁国梁家里，请他即来１８层楼。当袁国梁奉召匆匆赶到，袁国梁一坐下，他劈头第一句话便问：
“刚才你们各位来讲的那件事情，究竟是不是诚心的啊？”
“是诚心的。”袁国梁肃然回答，“不但诚心，而且很急。”
“怎么会很急的呢？”
“因为我们得到消息，公营纱厂不论大小，都由公家出飞机票钱。叫所有的代表务必出席，由此可知，公营纱厂对于这理事长一席势在必得。”接下来，袁国梁又向杜月笙分析个中利害：“公营纱厂代表当了理事长，一定不会为民营厂商尽心出力，所以，民营厂商对于这理事长一席，自是非争取到手不可。”
沉吟半晌，杜月笙已下定决心，冒险一试，但是他仍关照袁国梁说：
“这个理事长，我做不做倒是无所谓，就怕万一选不上，坍不起这个台。这么样吧，你去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早些给我回音。”
袁国梁应声而退，把杜先生有点意思活动了的消息，通知几位核心人士，唐星海、荣尔仁等人听时喜出望外，立刻分头展开活动，民营厂商代表清一色态度坚决：除了都投杜月笙的票，其他人的票一概用钱买也不投！甚至还有不少人士自告奋勇，志愿代杜月笙去拉公营厂家代表的票子。民营厂商一致热烈拥护杜月笙，６区工会秘书长奚玉书，慷慨动容地说：
“西北方面的票子，我拉过来！”
经过多次密议筹商，民营代表们决定两项策略，头一项是大家要袁国梁设法劝驾，大会选举的那一天一定要请杜月笙到场，其次，他们又推袁国梁择一个最好的机会当着全国代表致词，强调联合会理事长不应由官方代表担任。
事情有了相当的眉目，袁国梁再去报告杜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