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武器。因此他立刻命人打开保存拜师帖的保险箱，一包包的大红帖取来，可是越找越心慌，上千份拜帅帖一份不缺，独独少了吴绍澍的那一张。
这一下，杜月笙瞠目结舌，百思不得其解，顾嘉棠却雷霆大发，暴跳如雷，他怒不可抑，高声咆哮：“这一定是吴绍澍买通内线，将他那份拜师帖偷出去了。”
于是，杜月笙也气得脸孔铁青，簌簌发抖，杜门出了内奸，这是从所未有之事。在场的人，无不咬牙切齿，顿足大骂，顾嘉棠跳起来厉声地说：
“三天之内，我非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
他这话一出，势将有人要人头落地，于是杜公馆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气氛之恐怖紧张，空前绝后。然而，两三天后，杜月笙又不忍看见他的左右一个个惊慌失措，惴惴自危，便亲自去对顾嘉棠说：“家丑不可外扬，纵有小吊码子也只好放他一马，免却全家不得安宁，传出去反而给吴绍澍幸灾乐祸。”
依顾嘉棠的性子他如何肯依，于是杜月笙百般劝他，说到最后，顾嘉棠不忍违了月笙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愿，只好罢休了。
家里的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了。杜月笙沉思默想，吴绍澍苦苦与自己作对，理由究竟何在？他是否有背景，受人指使？在做他人的工具？他所得的结论是：吴绍澍志大才疏，野心勃勃，抗战胜利，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一概取消，租界不复存在，整个上海滩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海金融工商的极大潜力，吴绍澍掌握了上海滩党、政、团多方面的权力，他要在上海滩趾高气扬，君临一切，必须要把上海滩上势力最大的杜月笙打倒。
有了对吴绍澍的认识，杜月笙于是决定了自己应付的方针。吴绍澍在上海滩上欲与天齐，杜月笙便韬光养晦，甘愿回避，他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去，躲在顾嘉棠家长期作客。不仅如此，杜月笙还做到在公开场合绝不抛头露面。
为了表示他有退让归隐的决心，他还在上海各报大登广告，不借将自己在抗战８年期间，放弃一切，冒险逃出上海，出钱出力的许许多多功勋劳绩一字不提，反而谦冲自抑地说：
“天河洗甲，故土遄归，自维无补时艰，转觉近乡情怯！”
最后，上海市民在北站的盛大欢迎，他躲过了，各界人士争相筹办的欢迎之宴，他一一谢绝。他不问世事做得非常彻底，连上海市商会的聚餐，他也托故不去参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什么人，在杜月笙面前提起吴绍澍，他不但绝无怨言，反而声声赞誉，满口推许。
这时，杜月笙对吴绍澍的做法是：
你要进取，我便退让，你要风光，我便隐晦，你要君临上海滩，我便乐为在你统治之下的顺民，杜月笙的做法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了。然而，吴绍澍也不是傻瓜，知道杜月笙也不是轻易就会服输的人，于是蛇打七寸，要对杜月笙下狠手，直到置他死地为止。
于是，杜月笙越让，吴绍澍越凶，散散传单，贴贴标语意还不行，吴绍澍更进一步插足新闻界，创办《正言报》，用《正言报》这一大众传播工具发动舆论，对杜月笙展开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的攻击。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的社论，开始有计划的逐日发表，传播，一时间《正言报》成为吴绍澍最有力的武器，他似乎抱定了决心，一定要打倒杜月笙。
是可忍，熟不可忍？这个问题开始在杜月笙的左右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是，杜月笙并不理会它。
结果，戴笠又来到了上海，他听说吴绍澍气焰万丈，翻脸不认师门，而且明里暗底以杜月笙为假想敌，对杜月笙横施打击，他义愤填腐，懑忿不平，发了一次大脾气。但是，吴绍澍自以为他已在上海滩地位牢靠，莫说是戴笠，就是一些党国元老、院部首长，他也不放在眼睛骨里。因此，他对戴笠冷眼睥睨，爱理不理。
吴绍澍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杜月笙深居简出，杜月笙的势力在上海滩上暂时销声匿迹。吴绍澍自以为得计，但是，他却忽略了大上海五方杂处，派系林立，从上海开埠以来，自古到今从没一人能把上海统一起来，杜月笙和大上海血脉互通，息息相关，他从“河滨里的泥鳅熬到跳龙门的鲤鱼”，数十年奋斗努力，广结人缘，他在上海滩的地位不可能毁之于一夕一朝。终于，不可一世的吴绍澍作茧自缚，他的一项罪证确凿的贪污巨案，犯在杜月笙的至友、心狠手辣的戴笠手里。
第四部分胜利还乡，迎头却遭一击（4）
抗战胜利后，上海滩上第一件疑案是邵式军弃家潜逃，通过封锁跑到中共的新四军那里去了。邵式军在爱棠路的那幢华宅是由吴韶澍接收，而且便成为“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所，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就是吴绍澍。
邵式军曾任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一下子跑到了新四军那去了，军统却发了急，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邵式军的发妻，请她出来提供资料与线索。邵式军太太先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是交代说她家里满载金银财宝和各种钞票的巨型保险箱有４只。军统局人员问她：“可否记得４只保险箱里所有宝藏的品类和数目？”
邵式军太太说：“这有何难，请给我纸笔，我可以立时立刻开出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
纸与笔取来，邵式军太太便不假思索，振笔直书，她马上开出了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根据她所开的单子，４只巨型保险箱，第一只放的是黄金若干条，第二只则为美钞多少万，第三只装钻石珠宝各多少，价值几亿，第四只装的是如今几同废纸的日本国家债券。
办案人员接下来，逼问邵式军太太：“邵式军是如何逃到新四军那边去的？”
邵式军太太开始不说，军统人员掏出黑溜溜的手枪往桌上一摆，她马上坦白：“那是有‘交换条件’的……”
原来，吴绍澍自前门进来接收，却把邵式军从后门悄悄放走。条件是什么呢？邵式军绝不泄漏财产被吴绍澍“劫收”了多少的真相。
戴笠获报大喜，他不惜采取“打老虎”的激烈行动，当夜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封锁爱棠路，并且饬令亲信毛森等彻底搜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这一搜的结果，是４只巨型保险箱，其中已有３只箱门破坏，内中空空如也，邵式军太太所开列的财物清单，大批的金条、美钞、钻石珠宝荡然无存，第４只经邵式军太太列明贮有日本老头票、公债券若干万元的保险箱则牢牢锁住，完好如新。
搜查人员先把邵式军太太所开的第四张消单，遍示众人，予以公开，然后通电流，炸开保险箱门，取出内中一叠叠的老头票和日本国家债券，一一清点，竟和邵式军太太的清单丝毫不差。
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三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资财全被吴绍澍阴谋窃占，据为己有了！
敌伪财产之整理与处置，是戴笠职务范围的，于是，他马上列举证据，呈报蒋介石。最高当局的批示即来到：“严予查办。”
吴绍澍高高地置身云端，一个斤斗倒栽下来，他心慌意乱，情急无奈，于是满面愁容，一改常态，他的保险汽车不再绕杜美路而过，天天降下身份到杜美路求见戴笠。这时，戴笠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置之不理，不屑一见，直到听说吴绍澍急得没办法，想飞往重庆上下打点，戴笠才让吴绍澍堆满一脸的谄笑、奴颜屈膝地走进他的会客厅。
当着好些军统局重要人员的面，戴笠捺住性子，听着吴韶澍的苦苦求情：“只求保全颜面，请戴先生免予究办。”
最后，戴笠脸色一沉，大声叱喝：
“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
于是吴绍澍再求戴笠法外施仁，准许他由上海飞重庆，向他的上司自行请罪。
戴笠断然拒绝，他吩咐左右：
“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给吴绍澍。”
至此，吴绍澍求告无望，面如土灰，他搭讪辞出，静候法办。
第四部分报了仇，戴笠却死了
不久重庆的中央电令就来了，先是免了吴绍澍副市长的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而以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杜月笙闻讯终于放下了心头上的一块巨石，对好友戴笠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一件更沉重的打击临到了杜月笙的头上。
原来，抗战胜利后，戴笠仆仆风尘，往返奔走于新光复的各大都市，指挥缉捕汉奸工作
，紧张忙碌得不得了。
３月初，军统局在北平设立特警部，举办特警班第７期，招收学员７５３人，戴笠自兼主任。北平班开训，戴笠亲自到北平主持典礼，这时，他接到了军委会的命令：把军统局掌管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中美训练班的教导营，以及交通巡察处所属的各交通巡察部队合并编为１７个交通警察总队、一个直属大队，并且成立交通警察总局，各名上直隶交通部，实际则仍由军统局督导，派往全国各交通路线，负责阻挠共军侵袭，维护交通安全。
这是一件繁杂艰巨的大事，戴笠发出指示，派吉章简为交通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为副局长。几支部队的人马达到６４４０２人，戴笠做了初步的计划，准备回重庆去加以部署，３月１７日便由北平起飞，先到上海，然后转飞重庆。
戴笠坐的是航委会２２２号专机，随行者有军统局处长龚仙舫、专员金玉坡、翻译官马佩衡、译电员周在鸿、副官徐燊、卫士曹纪华、何启义。从上到下，都是杜公馆的常客，杜月笙都很熟识，甚至非常要好。
戴笠的专机飞到青岛，降落休息，这时驾驶员接获气象报告，上海附近气候恶劣，能见度太差，无法飞往。戴笠听后眉头一皱，说是：
“我今天一定要到上海，我们还是先飞过去再讲。”
“戴老板”的话从来不曾有人驳回，他坚持起飞，青岛机场人员和驾驶员谁都不敢劝阻，只好让专机续往南航。到达上海上空，因为实在无法降陆，只有折向南京，下午１点整，穿云下降，不料驾驶员视界模糊，误触南京东郊板桥镇的岱山，机毁人亡。自戴笠以次，连同机员１７人无一幸存。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戴笠将军的死讯传到上海，杜月笙左右的人都大吃一惊，他们迅速决定：“这个打击对杜先生来说，太大了，暂时瞒他一瞒。”
然而纸包不住火，接连３天杜月笙发觉随从人员脸色仓惶，神情不定，他一再地追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众人见他催问得紧，知道是瞒不过，经过一番商量，大家推陆京士向杜月笙说出了戴笠坠机遇难的消息。
晴天一声霹雳，震得杜月笙如中雷电，呆若木鸡，他定定的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连眼睛眨都没眨。
他的神情模样把家中人都吓坏了，大家大声地喊他，轻轻地摇他，人多口杂，乱糟糟的一片喧哗。终于，杜月笙恍如大梦初觉，他回过神来便放声大哭，直哭得热泪滂沱，咽不成声。时届５９岁的杜月笙，这是他平生最最伤心悲切的一次大号啕。
哭过以后，杜月笙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一时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下，脸孔涨得发紫，家人和随从高声惊呼。熏烟、灌药，都不生效，不停地急喘与剧咳使得杜月笙死去活来，坐卧不得，沉重深切的悲哀，压倒了胜利以后饱受打击的杜月笙。
杜月笙生了这一场大病，开始了日日咳、夜夜喘。
第四部分管家投案，却交了司令朋友（1）
抗战胜利后，上海物价逐步上涨，加以共产党新四军连年鏖战，粮食来源大大减少。１９４６年春季，上海米价扶摇直上，涨得５００万１升，市民莫不叫苦连天。这时万墨林正是在开米店，他开的那家万昌米号规模之大，可以称得上全上海滩第一。抗战８年，他因为有从事地上工作的功劳，又是杜门总管，牌头十足，在吴开先当上海社会局长的任内，万墨林当选了上海市农会理事长，兼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上海市政当局为了解除上海粮荒，采取紧急措施，贷出一笔巨款，交给米业公会，要上海米商设法分赴各地，大量采购食米。这一大事由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经手，当然偌大的生意不能由他那家万昌米号独做。万墨林督促米商分赴四乡采购。“物以稀为贵”，乡下老百姓有米在手却眼见物价飞涨，大有通货膨胀的迹象，于是齐同一致向米商们提出要求，买米不要钞票，他们坚持采物物交换制，并且指定交换物品限定“五洋”，亦即棉纱、布匹、白糖、香烟和肥皂。
这一来米商们便只有先回上海先行采办“五洋”货品，然后运往乡下交换粮食，这一作法马上就发生了几个问题：一是耽搁时间，价格越来越涨；二是“五洋”本身在上海也是缺货，因为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和食米同样的价高难求，行情一日数变。万墨林初次承担这么大的事情，更因缺乏经验，处处显得手忙脚乱，再加上米商中不乏借机牟利，混水摸鱼者，米价、物价涨个不停。于是市民沸腾，指责埋怨的声浪一起轰到了“万理事长”的头上。
上海有个唱滑稽戏的筱快乐，针对米价不断上涨的事实，迎合上海市民愤懑不平的心理，每天在电台上直指其名，编了一套套的滑稽戏词，猛然抨击万墨林。他这个节目由于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