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上海市民对于１９路军奋勇抵抗日军，所激发的爱国热忱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杜月笙对这种民众的情绪，通过其服务新闻界的门人发动上海各报、各电台，以最大的篇幅、最长的时间，全面报导１９路军对抗日军疯狂攻势的新闻，报纸长篇累牍，电台日夜不休。于是，当报纸或电台提出劳军的呼吁，要求后方同胞支援前线，上海人作了空前热烈的响应，从百万富翁到人力车夫，捐钱的捐钱，捐献实物的捐献实物，大众传播工具使前方后方打成一片，由杜月笙负实际领导责任的抗敌后援会沟通前方和后方，使之结为一体，前方将士视大后方为自己的家庭，后方同胞把前方将士当做家人父子。这弄得报纸电台不得不经常代替该会发出通告：
“昨天本报（或电台）说１９路军需要××，顷据抗敌后援会负责人郑重表示，以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亦无地代为保管，请大家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
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一·二八”战役序幕一揭开，立即联合上海工界成立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按照军队“团’的编制，前后成立第一、二两团各为一千余人，第一团团长由杜月笙的学生朱学范担任，第二团团长则为对杜月笙极景敬的周学湘。
１９路军在前线杀敌，战地服务团则作为前方与后方的桥梁，两者的任务同样艰巨辛劳，冒险犯难，但是１９路军持有武器，战地服务团赤手空拳，他们所凭恃的仅只是爱国热忱，血气之勇，经常穿越枪林弹雨之间，他们负责救、护伤兵、运送弹药，慰劳品和食物，倘若遇有战区扩大，他们更得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难胞，护送灾民，他们竭尽所能的为前方将士服务，并且分劳任事，以使将士们能峻专心一志，努力杀敌。
杜月笙忙碌紧张，风尘仆仆的领头干，抗敢后援会和战地服务团对于“一·二八”之战的贡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并且，它们的表现更激发了全国同胞的爱国情绪。
第三部分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1）
“一·二八”之战打起之后，日本海军陆战队遭到１９路军张君嵩团迎头痛击，损失惨重。于是，急于停火休战的，不是毫无抵抗准备的中方，而竟然是发动战争的日军指挥官海军中将野村。
野村是继“一·二八”事件祸首、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之后出任日军指挥官的。他急急地想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弱将少，经过连日苦战，屡遭败绩
，再打下去，惟恐兵力不继，因而他想用缓兵之计暂时停火，而请国内陆军迅速增援而来。第二是因为“一·二八”夜袭原是日本恫吓性质，妄想不战而胜，获得与关东军兵不血刃、垂手而攫东北相媲“美”的战果，日本驻沪海军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日本大本营在上海燃起大战的训令。而“一·二八”之役已备受国内指责，野村一举没能得逞，便色厉内荏，心里发慌，生怕重蹈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的覆辙。
另外，英美两国已经公开出面调停，但是日本外交惯伎一向不赞成第三国介入，同时野村更恐当众“示弱”，有失日本海军颜面，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他宁愿采取秘密途径，穿过强有力的民间人士，试探中方的“和平意愿”。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选，一则杜月笙是支持“一·二八”抗战最有力量的社会领袖，其次，杜月笙和中方在上海的军政领袖吴铁城、俞鸿钧、蔡廷锴等都很熟悉，同时，他在中央处理沪局的大员如孔祥照、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的面前也有说话的资格。
还有第三层原因，日本人对于杜月笙崛起市井，显赫沪滨，早已寄予密切的注意。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清党之役后，日方就已千方百计企图拉拢杜月笙。在杜月笙的周围做好手脚，下过功夫，他们不惜派些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挟资巨万，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设法跟他接近。
于是，在杜月笙所参加或由他所邀约的赌局中，便常时会有鲜衣怒马、出手阔绰的北方人物出现，如名气响亮、曾为民初政坛活跃角色的李老六李立阁，以及他的本家弟弟，排行十一，爱打大麻将，一输十万八万却无吝色的李择一。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在辣斐德坊姚夫人的香闺，李氏兄弟经常为座上豪客。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之交，姚夫人的香闺非常热闹，杜月笙每天晚上在她那边，最低限度有一桌麻将，一桌牌九，呼卢喝雉，通宵达旦。
李择一跟日本人很熟，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曾在１９２１年，担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最高顾问周自齐的随员，他长住上海，和杜月笙结为好友，杜月笙在上海从赌场鸦片干到金融工商，他交际广阔，头绪极多，跟东洋人打交道，机会也不在少。李择一满口日文，一副东洋腔调，跟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特务机关、金融工商各界的日侨都有来往，都有私交。因此，在“日本事务”方面，他由于和杜月笙非常接近，自然而然成为杜月笙的顾问，有时候居间介绍，代为联络，传传话，递递信件，为杜月笙效劳。野村急于邀约杜月笙作投石问路式的私人接触，其所谈的问题必然与中自两国未来前途有关，日本军方要试探停火谈和的可能性，因此，野村一找便找到了杜月笙的朋友李择一，他命李择一去跟杜月笙接洽。
李择一受命之后，马上见到了杜月笙，寒暄已过，他便开口说：
“日本军方认为中日间的问题，应该面对面的自行解决，他们不赞成有第三国参与其间，这样反而多生枝节。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祈求避免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想从中促成的话，兄弟可以想个法子，约一位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来谈一谈。从他的谈吐之中，也许摸得出他们的停火方案。”
玩味李择一的这一番话，杜月笙胸中很清楚，李择一说的并非他自己的意见，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军方同意而来的，他心里虽然十分欢喜，但是仍在表面上装做声色不动地回答：
“这件事情，就算对我个人来讲，也是极严重的，你可否让我考虑一下。”
李择一懂得这事重大，知道杜月笙的意思是这事必须事先征得中国官方的同意，才可应允跟日本军见面，因此，他连声应允，说道：
“当然可以，杜先生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务请赐我一个电话。”
“一定，一定。”
送过了客，杜月笙自己先沉思默想，李择一的话是真是假？有否不良的用心？日本人真想停火吗？还有，为什么要找上他？他将这几点全想过了，有了几分把握，认为这件事情值得一试，于是邀集他的那几位好朋友、学生子，亦即他的高级智囊团，前来商议。通常，遇有任何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他都要跟他们详细研讨过后，才自己下判断，做决定。
杜月笙向在座诸人叙述李择一来访的经过，其人的略历及其背景，然后，他说出自己深思长虑，所作的初步结论：“至少对于我个人，这里面不至于有什么圈套，我认为这件事值得向官方一提，因为闸北、虹口几成一片瓦砾，中国百姓正遭日军的残暴屠杀，十九路军未必能够尽歼日军，达成全面胜利。仗在中国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不知道要遭到多大的损失，最要紧的，中央可能不愿在此时此地，和日本付诸决战。”
一介平民杜月笙，居然能够侧身国际交涉，成为居间交流、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这个消息使座中各人大为兴奋。于是，大家踊跃发言，贡献意见，大多数人赞成杜月笙的主张，有人说：“先生应该尽量促成中日停火的实现。这样做不但对国家社会有重大的贡献，而且足以解民倒悬，对于先生个人声望与地位的增长与提高，这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第三部分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2）
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论调，反驳说：“日军最不容易打交道，“一·二八”那天日本军方和外交当局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脸上微笑，手下动刀，便是最好的例证。野村中将想找先生居间干旋，准定是不打好主意。”
正当持此论调的人反复陈词，侃侃而谈的时候，无意之间触发了灵感，有人猜中了日方的秘密，于是当即有人欢声大叫：
“对啦，东洋军这两天损失很大，这一定是他们要增援了，在用缓兵之计？”
“这，”杜月笙微微地笑，“我起先也曾料到，只不过后来我又在想，东洋人想缓兵，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缓兵呢？还有一层，即使东洋人想缓兵待援，而我们却用不着缓它，那么，野村通过李择一跑来送秋波，这个消息，我们也需要通知吴市长和蔡军长，要请东洋人吃败仗，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一番分析，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智囊团诸人深感满意，而且一致赞成，打消异议，同意杜月笙提出过结论：“应该先把初步接触经过通知官方，请官方指示究将如何处理。”
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作的报告和说明，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话是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自属千真万确，一丝不假，不过这件事情来得突然，而且蹊跷，他们需要经过长时期的研判和讨论，最后官方对此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绝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间的接触，以免又中日方的诡计。吴铁城的答复是朋友式的忠告：“必须谨慎小心，步步为营，自己先立定脚根；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方人员会晤，这个问题应该由杜月笙自己决定。”
心领神会，杜月笙懂了，他不再请示官方，私下部署会晤日本军方的事。
但是，杜月笙没有冒然行动，他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接席密谈，甘格林慨然答应：“一定充分合作。”
得了甘格林的承诺，杜月笙不打电话，他派人去把李择一请来，当面告诉他说：
“你上次所谈的事情，我考虑过了，你的话说得很对，我想不妨一试。只不过有一点，会面的地点可否就在法国总领事馆，并且由我去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
“这个，”李择一顿了顿，然后陪着笑脸问：“杜先生可不可以告诉敝人，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地安排呢？”
杜月笙笑吟吟的反问：
“是你要问，还是东洋人必须晓得？”
“是我在请问，”李择一忙说：“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我李某也是中国人啊。”
打了个哈哈，杜月笙答道：
“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有我的立场，我的名誉地位必须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谊私交都够得上。他答应过我：万一将来事情弄僵，对于我有不好的影响，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
“但是，”李择一困惑不解地问：“甘格林是法国人呀，他怎么能够……”
“大概是你忘记了吧，”杜月笙莞尔一笑：“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我呢，从１９２７年起，承蒙法界各位朋友的错爱，直到今天，我担任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已经有５年了。”
李择一这才恍然，杜月笙实在不愧黄金荣交口赞誉他的“聪明绝顶”：野村中将想利用他“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却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他和日本军方代表在法国领事馆见面，请甘格林以法租界总董身份参加，那么，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请甘格林出而证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时，确系以法租界华董，华人纳税会长的立场，与日本军官某人晤谈，某日本军官意图试探向华方谋取暂时停火的可能。日方并不是向“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委分子的杜月笙威协恫吓，面致哀的美敦书，而是在吁求第三国的外交官员（甘格林又是总领事），代为向中国传达意愿。
换言之，照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将的代表，届时便算是在请求第三国出面，向华方提出停火要求。
李择一毕竟还是个中国人，他深信日本人情报工作做得再好，也搞不清楚杜月笙的多重身份可以巧妙运用，“拔一根毫毛又变出一个孙悟空来”，他毫不犹豫地去还报野村，同时更下了点“功夫”，说服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国总领事馆，会晤杜月笙与甘格林，为暂时停火的可能性初步交换意见。
到了约定时间，杜月笙一袭狐裘，两部包车，满载保镖、秘书和自备日文翻译，准时驶抵法国总领事馆，进入甘格林的大办公室，两人略一寒喧。不久，李择一便陪着几位身着便服、西装大衣的日本军官来到，由李择一负责逐一介绍。
谈话开始，日军代表趾高气扬，板成面孔，一开口便用中国话训杜月笙：
“‘一·二八’战争的爆发，完全是你们的１９路军不遵守撤退命令，因而引起。由此可见，你们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国家！”
杜月笙并不是一个心浮气盛，睚毗必报的人，相反的，他一生最大的长处之一，便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从而才能“相忍为安，任重道远”，但是，当着甘格林的面，这位日军代表声势汹汹，摆出“严词厉责”的姿态，却使杜月笙火冒三千丈，他气涌如山，勃然大怒，他抗声而答：
“１９路军该不该撤退，我是老百姓，我不清楚！不过你们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你们政府的准许，就下命令炮轰北大营，占领中国的沈阳和东三省，倒是各国报纸上都登得有的，日本有这么乱七八糟的关东军，难道也算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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