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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华界江湾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１月１８日下午４时，有５个日本和尚从门前经过，三友工人群起而攻之，将他们打成重伤。３天后，２１日凌晨两点半，三友社突然失火，英租界巡捕出动驰救，发现了三四十名日本浪人，他们阻止巡捕鸣钟告警，双方发生冲突，互有死伤。
中国工人打伤东洋和尚，日本浪人纵火焚烧三友社，于是中日双方同时提出严重抗议，外交战在１月２３日掀起最高潮，日方由日本舰队司令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求立刻制止抗日运动，并且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日本海军即将开始“自由行动”。
上海市长吴铁城于１月７日就任新职，他接获日本舰队司令的最后通牒，立即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外交部请示，同时，他因为战祸业已迫在眉睫，急需了解抗日救国会的态度。他和杜月笙公谊私交关系极铁。在此半年以前，杜祠落成，吴铁城不但送匾，捐款与建杜氏藏书楼，而且他更亲临致祭，道贺。所以，他在１月２８日上午，在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做最后谈判之前，在他法租界海格路望庐私宅打了一个电话给杜月笙，告诉他说：
“情势很紧张了，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开到了黄浦江里，村井约我在１２点钟最后谈判，为了避免战祸糜烂地方，日方的要求我们可能会得答应。”
杜月笙在电话中问：
“市长的意思是答应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
“是的。”
沉吟了一下，杜月笙的最后决定仍然还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国，他说：
“假使市长决意如此，我想，抗日救国会暂时宣告解散，便利官方办理对日本的交涉，大家多半是可以谅解的。”
吴铁城却说：
“不，问题不在这里？”
“市长是说……？”
“宣告解散抗日团体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制止抗日运动这一点。”
吴铁城说得不错，制止抗日运动才是令人为之棘手的难题，民众抗日情绪正因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汹涌澎湃，愤慨激昂，上海的民众团体，已经组成了后援会，要求政府向日方严重抗议，索取赔偿。而就在吴铁城、杜月笙通电话的时候，河北、虹口两区的民众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自己的家园挈带细软，扶老携幼，像浪潮般地拥入苏州河南的英租界，两区街甫十室九空。这些不愿做日本顺民的上海居民破釜沉舟的表现，是以此说明他们对日本人是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心理。其他方面的反日行动一概不提，单说在那尽弃所有、绝不事敌的紊乱行列里，如果出现了一个日本人，谁也不敢想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如何控制上海市民的情绪，制止一切所可能发生的“抗日行动”，在抗日怒潮高涨至极的时候，莫说上海市长没有把握，即令出动全上海的军警弹压疏解，只怕也是枉然，因此，当吴铁城说明了当前困难症结之所在，连上海滩上以“闲话一句”驰誉于世的杜月笙不禁也为之踌躇迟疑，不敢承诺。他考虑了半晌，也只好委婉的答复吴铁城说：
“这一件事，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能否绝对做到，我想随便哪一位也无法打包票。不过，我答应市长，从放下电话听筒开始，我会千方百计尽力而办。”
得到杜月笙这样的答复，吴铁城已经满意了，２０年后，当他撰文哀悼杜月笙之逝时，往事如烟，而他记忆犹新，他在纪念文中写着：
“……１９３２年，余长沪市之初，即遘“一·二八”之变，当时日牒之答复，后方之应付，以及停战之协定，地方与政府意见—致，合作无间，因应适宜，实出（杜月笙）先生之助。”
第三部分听了吴铁城的话软了下来（3）
１月２８日正午，吴铁城获得杜月笙的承诺以后，胸有成竹，满怀欣喜地去和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进行最后谈判。这一次谈判持续一个多钟头，为了取信于日方，既已取得抗日教国会实际主持人杜月笙的谅解，吴铁城当场在日本人面前下令上海公安局：
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切切此令。
吴铁城的诚恳坦白，决断明快，使村井仓松为之愕然。村井仓松“所愿”已遂，无话可说，再提出５名受伤东洋和尚的医药、抚慰等几点鸡毛蒜皮的要求以后，双方随即达成协议。村井仓松辞出上海市政府，吴铁城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答复日本总领事抗议书所列载协议各点。他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当面递给村井，俞鸿钧驱车疾驶，争分抢秒在下午１点４５分将答复书送交村井仓松，并且得到村井满意的表示，日方只是敦促上海市政府切实执行而已。一天风云仿佛已成过去，俞鸿钩匆匆赶回市府向吴铁城复命，吴铁城当即拍发“勘未”，“限即刻到”的电报，将交涉经过分呈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行政院，然后，吴铁城心头一松，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家休息。
全上海的新闻记者，只有《时报》的金雄白事先探悉吴铁城“一·二八”中午要接见村井仓松做最后的谈判的消息，因此他独自在海格路望庐吴公馆坐侯，两点钟敲后，吴铁城满脸疲容的回来一见到金雄白，他开口便说：
“对日交涉已经顺利取得协议，战祸可望避免。”
吴铁城的这两句话字字皆有所依，没有一句假话，他对日交涉不但取得协议，而且村井仓松已经接受了他的答复，日方惟一坚持的条件取销“抗救会”，停止抗日行动，吴铁城尚且在交涉之前就跟杜月笙获致协调，杜月笙顾全大局，这时已在全力疏导之中。
但是，金雄白还有点不能置信，他率直地追问了吴铁城一句：
“真的顺利解决了吗？”
吴铁城怫然不悦，厉声地说：
“我是市长，又是办理交涉的负责人，不信我的话，就不必来问我。”
金雄白肃然而退，当天下午，上海《时报》以巨大木刻红字为标题，发布此一独家消息。并且时报还出了号外：中日问题和平解决。全上海人紧紧绷着的心弦豁然松动，业已迁往上海租界的闸北、虹口两区民众，心中笃定，现出笑容，又在通往虹口闸北的通街大道组成长龙，仗不打了，大家放心大胆地回家了。
第三部分“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1）
跟吴铁城通过电话以后，杜月笙诚惶诚恐，真把化除敌意、严禁冲突的日方要求遵照吴铁城的意思当做一件大事办理。
两个多月以前，他发动劳工大众、帮会兄弟奋不顾身，从事抗日救国，也博得了好名声，而现在他又必须紧急刹车，要全体市民停止抗日运动，出尔反尔，何以自圆其说？杜月笙感到踌躇难决。当他挂上电话听筒，跑到隔壁去和张啸林一商量，说：“事急矣，不管说不
说得过去，还是赶紧采取行动，以免稍一迟延，误了大局。”
张啸林一听也急了。于是杜门中人全体出动分赴上海各区，剀切陈词，并且留下来担任监视，他们传达杜月笙的吩咐，说：“务必保持冷静，尽量避免中日之间的敌对行为，至于这一紧急变化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膏药？目前天机不可泄露，事后则大家不问可知。”
由于《时报》号外公布了吴铁城市长的谈话，再加上马路消息，耳语新闻尽在传播着杜先生说如何如何，上海市民动动脑筋据以判断，至少在这一两天内，大上海可保平安无事。
这是大风来临之前，上海半日之宁谧。
正值上海抗日救国会以全民力量，对抗日本军阀的侵略，在上海滩上，租界华界犬牙交错地区，从事抵制与抗衡的战斗时期，有一支中国军队，悄然地从江西剿共前线，奉命警卫首都，被调到京沪铁路沿线各地来，他们的总部便设置于上海。
这便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大名鼎鼎、出尽风头的１９路军。
１９路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杜月笙的要好朋友，其中包括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参谋长赵一肩。１９路军下辖３师，第６０师长沈光汉，６１师师长毛维寿，７８师师长区寿年。
１９路军初到上海，他们头戴草笠，赤脚穿着草鞋。一袭黯灰军装，肤色黧黑，神情倦怠，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榴弹，此外最具威力的重武器也只不过是轻机关枪而已。
蔡廷锴的指挥部设在真茹，驻扎上海的１９路军的营房设在闸北。闸北和虹口很近，虹口是广东人的麇集之地，是老广的势力范围，基于同乡的关系，１９路军和虹口居民声应气求，相处得非常融洽。
然而，虹口也是日本侨民丛集之所，日本人和广东人在这一地区经常爆发冲突，广东人因同乡队伍１９路军之进驻而得意洋洋，引为后援，而日本人则对这支其貌不扬、打赤脚穿草鞋的部队十分藐视，因此他们大言不惭地说：“日本皇军一旦发动攻势，保证在４个小时之内，占领闸北。”
１月２８日午夜１１时２０分，纵使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已接受了上海市政府的“答复书”，《时报》号外发表了令人释然的“中日问题和平解决”的好消息，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却不顾国际间的道义以及日本外务省的立场，狂妄骄横，不计一切后果地下令海军陆战队兵分３路，向１９路军阵地开始攻击。
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为３个大队，共约３０００余人武器精良，配备得有轻重机枪、野炮、曲射炮和装甲军队。鲛岛以为如此优势的火力和兵力，再加上日本皇军的赫赫声威，一定可以不战而屈１９路军，把穿草鞋、打赤脚的１９路军吓得节节后退，不敢抵抗。谁想他这个算盘打错了。扼守宝山路———宝兴路一线的１９路军奋起还击，死守阵地不退，这些忠勇无比的草鞋兵一面沉着应战，一面打电话到真茹指挥所，把已经就寝的蔡廷锴“喊”起床来。
蔡廷锴一惊而醒，他听清楚了日军业已大举进攻，不暇思索地他下达了第一道令，正与前敌指挥官的意旨不谋而合，那便是动人心弦的一句话：
“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１月２８日午夜闸北枪声大作，炮火喧天，全上海的居民才心情轻松地准备渡过一个晚上，可是枪炮之声又震醒了他们的睡梦，人人惊惶失措，相顾愕然：“怎么又会打起来了呢？”
中日大战一开始，日军丝毫占不到便宜，闸北地区街道狭窄，里弄纵横，以北四川路六三花园和日本小学为根据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一个师，展开攻击的初期显然不甚得利，日军的重武器在巷战中无法发挥威力，当他们的装甲车如庞然巨物冲到了宝兴路时，１９路军的弟兄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冒险攀登到装甲车上，揭开车盖便将冒烟的手榴弹丢进去，于是轰然一声，车毁人亡，就这样，好几辆日军装甲车接连炸毁了。
天崩地坼的一番恶战，日军伤亡惨重，陆续增兵，他们前后使用了陆军１１万、军舰１０余艘、飞机数百架，而我方固守阵线的只有１９路军３个师，兵力３万，以及稍后中央增援的第５军及其他部队，以陋旧武器、劣势火力顽强抵御。他的总兵力始终不到８万人，居然能扼守防线，誓死不退，达一个月之久。从此“皇军无敌”，暨“４个小时占领闸北”的日军狂言，为之粉碎。
１月２８日深夜，杜月笙被闸北传来的枪炮声惊醒，他披衣起床，出外探视，只见正北一片火光，烈焰腾宵，红光映亮了半爿天，这是日机轰炸所引起的闸北大火。大战果然爆发了，他痛恨日本人外交言和而又进行军事进攻的欺诈伎俩。同时，他更耽心闸北战区那些惨遭屠戮、家破人亡的同胞，他忧急交并，喃喃自语地反复说道：
第三部分“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2）
“那边的人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想想他们现在是多么的着急！”
这是杜月笙对于“一·二八”事变的初步反应。
随即，杜月笙和吴市长、蔡廷锴军长通过了电话，了解实际情况，在电话中他向这两位在沪最高军政长官自动请缨，慨然发出壮语：
“但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
第二日早晨，杜月笙便开始奔走，纠合上海的名流、士绅、各界领袖，利用“抗日救国会”的原有基础予以扩大，迅即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他推举上海申报主人、著名的企业家史量才为会长，表示这一个民间团体地位超然，不属于任何派系，而是上海全体老百姓的组合。筹备会议席上，杜月笙除了坚持这一主张，他并且拒绝担任副会长的职务，他说：“不论办任何事我负责跑在前面，担任副会长，则任何人都应该比我优先！”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杜月笙的答复很简单：
“我只晓得我自己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办事，担不但任名义，没有关系。而我把名义给别人，别人要想不做事情，就不行了。”
但是，会场中几乎人人都认为杜先生必须名义和实际一道来，一致推举他为副会长，他无法推卸，只好应允，却又提议增设副会长一名，由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充任。
全上海市民对于１９路军奋勇抵抗日军，所激发的爱国热忱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杜月笙对这种民众的情绪，通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