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无疑。其他则亦从《北史》抄出，但分卷小异耳。《北史》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北齐》抄出，但分卷小异耳。《北史》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北齐书》以神武诸子为一卷，列于文襄诸子前，而《宗室传》另为二卷，次于后主诸子后。除赵郡、清河一卷外，其馀诸传亦与《北史》字字相同。盖北齐原书纪传多有亡失，而目录具在，补书者摘《北史》以凑合原书卷数也。惟《文襄纪》后半篇与《北史》迥异，又语无伦次，亦必非《北齐书》原本。自武定五年文襄辞丞相以后，据《北史》尚有两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盗刺死。今《文襄纪》则辞丞相后即叙其致侯景书及景答书，下即叙文襄无礼于魏静帝之事，又不书明年月，但云“七月还晋阳，遇盗而殂”，则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且文襄卒于邺，而此云“还晋阳遇盗殂”，则又似卒于晋阳矣。按文襄与侯景往复书本在《梁书。景传》内，文襄无礼于静帝之事本在《北史。静帝纪》内（此事本在《北齐。高德政传》内，《北史》于《德政传》删之而著于记），其被兰京刺死一事，亦即在《北史。文襄纪》内。盖补书者全用《北史》，恐人见其抄袭之迹，故于此纪杂取诸书成篇以示小异，而不知其芜杂不伦也。按唐初虽修成梁、陈、周、齐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诸史皆不行，自非大力藏书家罕有能备之者。今所传《后魏书》、《北齐书》皆宋初取内府本，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观于胡安国等序《后周书》，谓仁宗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献书，得夏竦、李巽两家本，始校正镂板以行。是内府之藏，天下之大，不过此数本。《周书》如此，魏、齐书亦可知，有宋镂板时，度亦必购募以校其缺佚，而已遗失若此，可见唐时诸史之流传于世本自无多也。今诸史遍天下，而世罕有知其残缺取《北史》补成之事，则未尝取《南、北史》核对耳。○《周书》《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孤德所撰也。德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诏修各史，德已奉敕与庾俭修《周书》。贞观中再诏修诸史，德又奉敕与岑文本修《周书》。继又引崔仁师佐修，是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也。李延寿南、北二史亦先就正于德，然后敢表上，则可知德宿学，为时所宗矣。今试取《北史》核对，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北史》虽亦兼记邻国之事，然有书有不书者，如高欢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邻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简文、元帝之革易，皆南邻大事也，而《北史。周纪》一切不书。《周书》本纪则大统十三年书齐神武薨，其子澄嗣，是为文襄帝，十五年书文襄为盗所杀，十六年书齐文宣废魏帝而自立。其于萧梁之事，则于魏废帝元年总书云：侯景之克建邺也，奉梁武为主，梁武以愤恚薨，景又立其子纲，寻废纲而自立，纲弟绎讨景擒之，是为元帝；于恭帝元年，又书梁将王僧辩、陈霸先立梁元帝子方智为主。此皆《北史。周纪》内所不书者，而《周书》则纪载不遗，以醒眉目，此书法之最得者也。宋、齐、梁、陈及北齐书，凡易代之际，必有九锡文、禅位诏，陈陈相因，可为呕哕。西魏之逊于周，当亦必有此等虚文，而《周纪》不载，更见其剪裁之净。他如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见一代策勋之典；《苏绰传》载其六条诏书及《大诰》全篇，可见一代创制之事；《宇文护传》载其母子相寄之书，千载下神情如见；《王褒传》载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载其《哀江南赋》，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见一斑，亦非如《魏书》之广辑芜词，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与明月公主乱故鸩之，《周书》但书魏孝武崩，而不见被鸩之事。王罴当元颢入洛，曾受其伪官，而《周书。罴传》亦不书此，未免意存隐讳。《宇文导传》：侯景遣使请援，朝议将应之，乃征导为陇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陇右二千余里，有何关涉？据《北史》，是时本令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导于陇右也，《周书》少此数语，遂无头绪。又《独孤信传》云：景寇荆州，乃以信为大使，抚慰三荆，寻除陇右大都督。则又似信先往荆州，后任陇右矣。以《北史》参较，则信本督陇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荆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回陇右也，《周书》亦不叙明。宇文贵之子昕入隋为功臣，《周书》以其为隋臣，则不入周传可也，乃又附于《贵传》后，既附传矣，则昕在周武帝时为武帝决策攻克晋州及并州之战，武帝以失利欲还，昕谓“破竹之势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战，即破晋阳。此皆在周时功绩也，而《昕传》又不书，未免取舍失当。又《皇后传》每后必载其策立之文，亦殊无谓。至其编次各传，宇文测、测子深及宇文神举，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传》。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传》，而另为卷。王雄、王谦，父子也，侯莫陈崇之与侯莫陈顺，尉迟迥之与尉迟纲，李贤之与李穆，赵贵之与赵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费笔墨矣。
○《隋书》《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或疑其记事多遗漏，如薛道衡死，炀帝曰：“复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挂《汉书》并侍直仗下，炀帝斥为黑色小儿之类，列传中皆不书，似觉疏略。不如此皆事又丛碎无关系者，不过《世说》及诗话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删之正见其去取得宜，未可轻议也。又如裴矩入唐为民部尚书，何稠入唐为将作匠，陈茂入唐为梁州总管，此宜俟他日编作唐臣。乃以其功绩多在隋世，遂为立传于《隋书》，更见当时公论在人，毫无忌讳。虞世南在贞观时宠遇甚优，而其兄《世基传》内直书罪恶，不能稍掩，尤见史笔之严也。惟房彦谦在隋世本无事迹可纪，而特载其与张衡书数千百言，叙为佳传，未免以其子玄龄时方为相，且总知诸史，故稍存瞻徇耳。张衡与晋王广谋篡，文帝临危时，广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事，而《衡传》不载，仅于《宣华夫人传》内附见之，则亦未为直笔。至于韦孝宽虽立功于周，然隋高祖摄政时，尉迟迥怀异图，孝宽奉命驰往察变，得其反状，乃亟西还，每至驿辄驱传马而去，复谓绎吏曰：“蜀公（即尉迟迥）将至，宜速具酒食。”迥果遣骑来追，每驿无马，有盛馔，遂追不及，而孝宽得回，使高祖严为备，则孝宽之尽心于高祖可知，是《隋史》宜为立传，而竟不书，岂以《周书》内已有传，故不复复出耶？然其子韦寿方立传于《隋书》，则孝宽有功于隋之处，何妨于《寿传》内叙入，乃《寿传》既不叙入，又于其从子《韦艺传》内见之，殊两失矣。李密归唐，封邢国公，以其隋末尝臣于越王侗，故亦立传于《隋书》。然密入唐旋复被诛之事，何以又不书？此不可解。伊娄谦一生事迹在周，宜编入《周书》；卢思道事迹半在齐，半在周，乃俱编入《隋书》，亦觉无谓。《北史》：源师以孟夏龙见当雩，高阿那肱闻之，以为真龙出，惊起问龙所在。师曰：“此龙星见，非别有真龙也。”阿那肱怒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隋书》则述阿都肱语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语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鉴》：来护儿奉命由海道征高丽，猝闻杨玄感反，回兵击之。诸将以非诏旨为疑，护儿曰：“高丽之事小，玄感之患大，如以违命见责，我自任之。”遂回，破玄感。《隋书》但云玄感作逆，护儿勒兵与宇文述等击破之。此语似不如《通鉴》之有生气。
●卷八○《南、北史》原委《南北史》原委见于李延寿自序：其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其史皆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欲仿《吴越春秋》体编年纪之。客于侍中杨恭仁家，有宋、齐、梁、魏四代史，因渐次编辑，未毕而殁。延寿欲继先志，适在颜师古、孔颖达下佐修各史，因得齐、梁、陈等五代旧事目所未睹者，合之家中旧本，参订编次，尚多所阙。贞观十五年，令孤德奏延寿同修《晋书》，因复得入内府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寿佐修《隋书》“十志”，因益得披寻校勘。时史局中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颁行。延寿不敢使人抄录，乃手自缮写，又于此正史外参考杂史一千余卷，然后成书，前后凡十六年。既讫事，呈令孤德阅毕，始表上之，时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寿修史时，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澹两家《魏书》，皆已流布。梁、陈、周、齐、隋五史且未颁行，而延寿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录，以为底本，而参考杂史以成之。删去芜词，专叙实事，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洵称良史。然其中增删亦有不同者，今以各原书核对，延寿于宋、齐、魏三史删汰最多，以此三史本芜杂太甚也；于梁、陈、周、齐、隋五代则增删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寿亦在纂辑之列，已属善本故也。○《南史》繁简失当处《南史》于宋事惟刘穆之、谢晦、檀道济诸大传多有删改，实为繁简得宜。其馀大都仍《宋书》原文而少节之，如王懿、张劭、张敷、张畅、刘敬宣、朱龄石、毛修之、傅宏之、胡藩、刘康祖等传可核对也。其增于《宋书》者，类多新奇可喜，易动观听。如《孝武纪》增其为皇子守彭城时，魏太武大举至城下，长史张畅出与魏李孝伯语，帝改服随畅出。孝伯目帝不辍，出谓人曰：“张侯侧有人风骨非常士也。”又孝武末年好为长夜之饮，每旦盥漱又命酒，俄顷数斗，凭几昏睡。或有奏事，则肃然整容，无复酒色，内外皆服其神明。《废帝纪》增其为太子时常被孝武斥责，即位后欲掘孝武陵，并詈孝武为“＜鼻查＞奴”。《刘穆之传》：增其贫时向妻舅乞槟榔被侮。《刘述传》增其视从子俣疾，命取酒肉，谓礼有疾饮酒食肉等事。《刘传》增其与何偃并驰落后，有牛驶驭精等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虽足使阅者动色解颐，兼可资谈柄。然《南史》之佳处在于删繁存要，而不在此谈琐言碎语事也。其删节旧史处，亦有失之太简者。《王镇恶传》：武帝讨与司马休之，镇恶为先锋，闻帝将至，乃先攻斩休之将朱襄一段功绩，全不书。檀道济先从武帝讨卢循、徐道覆，积战功甚多，《南史》一切不载，直从武帝不豫，道济受顾命叙起。又刘道规追桓玄于峥嵘洲，兵不满万，而桓玄兵数万奄至，诸将惧欲退，道规力持不可，乃大战破之，又攻桓仙客偃月垒等功甚著，《宋书》一一叙之。而其下云：江陵之平也，道规推刘毅为元功，何为忌为次功，己为末功，此正见其有功不伐。《南史》于战功一概删去，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数语，则竟似道规之功本少矣。《刘真道传》，《宋书》叙其与裴方明等讨破杨难当及其子虎，战功甚著；《孟龙符传》，《宋书》叙其广固之战以单骑冲贼，先夺据水源，功为第一。《南史》皆不书。《宋书。文穆王皇后传》载其弟藻尚临川公主，被妒离婚，因历叙宋世公主妒恶，并载江学攵辞婚一疏，《南史》尽删之，以其与王皇后无涉也。然《宋书》、《南史》俱不立《帝女传》，则此等宫闱恶习于何见之？《宋书》于《王皇后传》牵连书之，未尝无意，《南史》不载，转无以垂戒，此又过求简净之失也。
○《南史》多用《齐书》原文《南史》于萧齐时事亦仅于诸大传增减窜易，以见其考核之博、叙述之工，其馀则多仍《齐书》旧文，非篇篇俱有改订也。如《齐书》本纪谓萧氏出汉萧何之后，萧望之乃其先祖之次，因历叙自何以下直至齐高帝世之次。《南史》则谓《望之传》不载齐典，所书恐乖实录，颜师古注解《汉书》已正其非，故削而不录，只从高帝之高祖淮阴令叙起，此其纪实也。他如《郁林王何妃传》增萧坦之请杀妃所私杨珉之一事，《褚渊传》增其父湛之牛堕井躬自挽之，渊读书不辍。父殁后，有两厨宝物在其生母郭氏处，嫡母求之，郭欲不与，渊力劝乃与之。山阴公主悦渊美，请于帝，召入，主夜就之，渊坚拒不乱。明帝临崩，托顾命于渊，有“欲使着黄罗椤”之语。四贵辅政时，有齐高让增户邑一书，渊与袁粲同答一书，以及在丧粲室啸咏等事。《王俭传》增其说齐高受禅，及代向褚渊关说；齐国建后，酌定朝仪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礼；齐受禅后，酌定郊祭、殷祭之礼；皇太子妃薨，酌定宫臣之服等事。《刘善明传》增其少厉清节，及母陷于魏，乃颇贪，或问之，知以将赎母故，母归，清节益峻等事。皆颇有关系。其他仍多用《齐书》，无甚改易。观垣荣祖、焦度、张岱、褚炫、何戢、张绪、张融、周显、王晏、萧谌、萧坦之、江学攵、徐孝嗣、萧缅、张欣泰等传，可核对也。即较原书稍有增加者，不过琐言碎事。如《高帝纪》增其少时符瑞，《皇后传》增高后陈氏先与裴氏议婚，后梦有迎车至，如常人礼，后不肯去，继有龙旗豹尾迎者，乃喜从之，后裴果不成婚而嫁于帝，及炒胡麻未燃火而薪自烧等事。《郁林王纪》增高帝尝拔白须，因王在旁，呼帝为太翁，乃止不拔。豫章王嶷死后见形于沈文季。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曾借钱十七万。虎已卒，梁武即位，忘之，忽梦虎来责，乃送钱还其子，仍擢用之。《谢超宗传》刘道隆闻武帝称超宗殊有凤毛，乃出问超宗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