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基金会资助），2003年11月23～24日＇
加强交往。而且，文化又是通过人员交往来实现的，尤其应该加强中日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这是中日关系未来所在。如何为年轻人创造一个文化交流的前提环境呢？这显然是与教科书
在记载对方国家时，如何把握历史事实的同时，又不失公允的立场相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问卷调查”中，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中日两国大学生的认识差异十分明显，现阶段在历史
认识上较难找到共同点，这似乎也与教科书对对方国家的记载和介绍有很大关系。
日本教科书问题一直是引起中国方面关注的一个问题。但也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日
本近年来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在有关战争记载部分，也听取过周边国家有关学者的意见。
这一事例说明，尽管“文化环境”并非一日即可构建，或许要花上多年时间，但通过一些方
式方法是肯定可以构筑起来的。
通过“问卷调查”，还可以发现以下情况：两国文化之间的“同一性”依然存在，但是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减少，这种“同一性”的减少并不是“全球化”结果所致，而是中
日两国之间缺乏文化上的交流所致。总的来说，中日大学生都缺乏对对方国家的历史的了解。
这可能是由于中日双方在介绍对方国家方面投入精力甚少，导致青年一代对对方国家的认识
浅薄化，或多或少带有偏见，结果导致中日在文化上疏远，缺乏亲近感。
“文化环境”的变数之二：媒体。作为“文化环境”的第二个变数是“媒体”。媒体如
何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扮演角色，这是现在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如同教科书问题一样，缺
少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和“文化理解”，当然会生成一些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报道。
对“问卷调查”中的一些数据加以比较，就可以验证以上论点。在“中国媒体在报道日
本问题上，你认为如何？”（设定为“客观公正”、“一般”、“导向性比较明显”、“不公正”
和“不知道”5种选择）这一问题上，竟然有4成中国学生认为“导向性比较明显”，仅有
四分之一人认为“客观公正”。而日本学生对于“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上，你认为如何？”
的提问，回答是“客观公正”几乎没有，“一般”的4成，而“导向性比较明显”的仅1成。
由此来看，媒体在报道中日关系中还存在较多问题，不能令人满意。为此，如何通过媒体使
“文化环境”朝着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方向发展，依然是一项中日双方亟待关注的问题，不可
等闲视之。
日本学者指出，随着中国加入WTO；必然会放开媒体上的新闻报道，中国媒体的客观公正
性问题将会有所改善①。但笔者以为这只是媒体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外部条件，并不意味着
“文化环境”的确立。媒体如何在“文化环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在于媒体工作者
自身行为，即与是否“实事求是”地报道发生于中日两国的事件和事实有关。从现状看，首
先就是要做到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让中日双方彼此了解真实的对方。众所周知，目前媒体
在报道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比如夸大事实，或者断章取义，哗众取宠。尽管这些问题也不
① 川村范行（《东京新闻》和《中日新闻》评论员）一直关注中日关系中媒体对舆论导向的问题，指出中
日双方媒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日中媒体间的相互理解》，载《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
关系》（同济大学亚太论丛）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林晓光（原日本金泽学院大学副教
授），对日本媒体的倾向性问题有过批判＇《东亚地缘政治的变动与日本传媒的舆论导向》，同上＇。2002
年以后中国国内出现所谓“对日新思维派”，受到日本一些媒体或机构的高度重视，并受邀在日本宣讲，
一时颇具影响力，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媒体操纵的事例。这里也必须注意另一种倾向：一些在日华侨
社团的个别成员，为迎合日本媒体，自以为懂得中国国内民众情绪，不顾事实，不负责任地向日本民众
散布错误信息，其结果往往会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产生不合时宜的看法。比如，有人在电视节目上告诉
日本人说“中国国内年轻人，对日本普遍怀有好感，没人反日，反日的原因是国内政治问题引起的”。事
实果真如此，又如何解释2005年4月所发生的连续性涉日示威事件呢？谷口诚（前日本驻联合国大使，
原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副秘书长，曾任早稻田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现任岩手县立大学校长）
于2005年9月出席同济大学《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传播交流》研讨会时，因为一直怀疑这些言论，所以
就这一问题向笔者（戴）谈了自己的看法。谷口认为，这些人（在日新华侨华人）的论点有时比起他们
这些日本人的言论或许更具有媒体价值，至少是满足了某些媒体的需求。问题是如果他们的言论中的确
具有某些建设性意义的话，当然另当别论，若纯粹是出于个人某些动机而迎合媒体的话，那么对中日关
系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对此，笔者（戴）完全赞同谷口的论点，并认为的确有人是纯粹出于个人动机，
迎合媒体，说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这些人虽然很容易被普通日本人认作对中国情况最为了解，实际上
他们中的相当部分早已“归化”，不管是申请加入日本国籍的，还是保留中国国籍的，都已远离中国本土，
成了名副其实的Diaspora。是否真了解中国现状？是否具有使命感？都是值得怀疑的。
是短时间可以消除和避免的，但这也说明了“文化环境”重建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媒体“不真实”这一问题同样也在“问卷调查”中反映了出来，可以发现大学生的一些
看法或多或少是受到“媒体”影响的，尽管他们知道媒体报道有“倾向性”，但还是处于一
种“被动选择”。比如，在一些政治方面的提问中，大学生对对方国家的政治改革“关心程
度一般”。中国大学生中有一半人不知道日本国内修改宪法之事，却对一些问题特别关心，
很敏感，比如有7成对“日本欲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持坚决反对态度，8成以上对日本政
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表示不满。既然一半学生对对方国家的政治并不感兴趣，却又有那么
多人作出了上述回答，这颇令人费解。显然，这与媒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左右我们的价值
判断有关。当然，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日本，比如有将近4成的日本学生对中国军事力量的
强大感到某种程度的威胁。但是，与中国学生对近年来日本欲成为“政治大国”所持的反对
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将近3成的日本学生积极评价中国在国际舞台日益发挥的作用。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前述调查相吻合：认为日本媒体“导向性比较明显”的日本学生仅1成。
诚然，本文在这里并不认为所有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因素都是来自媒体，更不是让媒体
有意去营造一种虚拟环境而误导舆论①。这里只想表明这层意思，即媒体作为一种手段，
应该实事求是地报道对方，这样做对推进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以上仅就影响“文化环境”的两个基本变数作了一些分析，如前所述，实际影响到“文
化环境”的因素还有许多，因此，只有完成这一部分概念分析，才有可能对“文化环境”作
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而本文只是对“文化环境”研究的初步构思，实为今后进
一步的研究寻求一种“链接”。必须指出，媒体对“文化环境”的是有利与不利，必然与政
治和经济的指向与结果相关。
“文化环境”作为假说，还有几点需要说明：在研究“文化环境”的场合，有必要论证
“文化环境”的动态及其过程。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将“文化环境”与政治和经济层面相
重叠的同时，也就有可能作为一般手段加以运作。“文化环境”的构筑和操作，不仅要诉诸
其手段，手段本身的合理性和实际操作可能性也必须加以考虑。
“文化理解”是构筑未来中日关系的关键
“问卷调查”表明：文化方面，三分之一的中国大学生喜欢日本流行文化，而日本学生
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反应则比较冷淡，显示出中日两国年轻人在文化交流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
障碍。笔者以为，就目前而言，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所谓民间交流主要还是限定在留
学、旅游、贸易等范围。一般来说，除了留学以外，大多数民间交流方式时间较短，且不稳
定。有几种情况可以证明年轻人交流不容乐观。中日年轻人交流中，一般是日本人来的多，
我们去得少；年纪大的多，年轻人少。加上现在日本的年轻一代，似乎“沉默寡言”者居多。
一般说来，留学生可以与所在国国民进行最为直接的交流，但实际上在国际交流中，日本年
轻人似乎对欧美圈里来的留学生表示出较大的兴趣。日本也有一些民间友好团体有时与留学
生学友会一起举办一些联谊活动，但这些团体多以老人和家庭主妇为主，有些留学生参加交
流只是为了尽快学会日语，并不一定对文化交流本身感兴趣。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对方国家的文化。就中国人而言，有个如何重新将日
本文化定位的问题。只有在观念上有了明确定位，在肯定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这一基础上，才
有可能理解日本文化，仅仅停留在以往那种“同文同种”旧观念上，已无助于对日本文化独
特性的充分理解。
目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趋势，中日两国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以相互信任
和理解为基础的关系，关键的前提是要确立以“文化理解”为主的“文化环境”。“文化理解”
虽然不是万能钥匙，但或许可以说是一把可以打开中日关系未来之钥匙。如果说，这种“文
化环境”是可操作的和可实践的，那么一旦这种“文化环境”得以构筑之时，便是中日关系
可以大大改善之日。当然，就现阶段而言，有关“文化环境”的概念、构造和机制等问题有
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但是，在解读日本的时候，“文化环境”作为一种可操作的手段，
尚需不断的研究和实践，加以完善。只有在不断构建“文化环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不
同层次上达成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解”，以使中日关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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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见和子（1977） 『漂泊和定居——柳田国男的社会变动论』筑摩書房
《英汉辞海》（王同忆主编译），国防工业出版社，1988年
（作者任职单位：俞纯麟，复旦大学外事办公室；戴建方，同济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李振声）
关于消费的“私”文学
――《老师的提包》散论
施小炜
内容提要 夜晚坐在酒馆里倾杯畅饮之类，则是在尽过了社会义务之后，人们暂时从“公”的约束之下
退回相对自然的个我之中，回归于“个人”的私生活状态。如是，“白天”对“夜晚”的构图，就直截了
当地等同于“公”对“私”，“社会”对“个人”的构图。因而在这层意义上，“夜晚”小说《老师的提包》，
无疑又可被视为纯系从“私”的层面来表现人和人生的小说。
关键词 日本当代小说 川上弘美 “私”文学 消费
《老师的提包》，不妨说是一部饮酒小说。
关于饮酒，地理上不论海之内外洋之东西，时间上则不问前朝后世古往今来，我们人类似乎始终不
乏对其妙用不吝赞词者。且不提“李白一斗诗千篇”，“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之类无人不
晓的名句，更早，先贤陶渊明就每每“衔觞赋诗，以乐其志”，他的“脱然有怀”，去做彭泽县令，也是
因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的缘故。无独有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