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但其机制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
“反思文化”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
依照上述的概念分梳，以下就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或还没有提到过的“社会事实”进行分析
和解释。就政治上的敏感问题而言，最早由教科书问题，较近则有“有事法案①”、修改“宪
法第9条”、从PKO（联合国维和机构）到PKF（联合国维和部队）、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②，
以及内阁成员包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对这些问题，日本舆论的普遍看法可能与我们
的估计截然相反，或者差异较大。面对这些“社会事实”， 若仅仅嗅出右翼势力的抬头和扩
大，恐怕远远没有把“社会事实”解释清楚。如果右翼势力的观点与一般舆论是大致相吻合
或接近的，那就需要我们去重新解释“社会事实”。这并不是要否定右翼势力的抬头和扩大
这一事实，而是在一种文化解释中去找出新答案。这样做要比纯粹的政治化解释更有意义。
第一，政治学的解释离不开文化解释，只有这样，政治解释才更有深度和广度。第二，文化
解释不带有鲜明的、排他的价值取向，但这并非无价值基准，而是基于理性意义上的一种“真
实性”（ture）来完成的。第三，文化解释不但可以解释政治，而且可以预测政治的“走势”③。
本文认为，扶桑社历史教科书引起轰动④，“有事法案”出笼，修宪论成强势，从PKO
到PKF、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国会议员及政要正式或非正式、个别或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等，
问题的背后是一种“反思性”的文化机制在起作用。这种“反思性”的文化机制在日本经济
起飞时期或者在经济成长期和顶峰期则表现得较为微弱和隐蔽，而到了泡沫经济出现时，则
开始转强和日趋明显。或许可以把“反思性”的文化机制比作周期性出现的东西，比如战败
后的一段时期，也有过以丸山真男＇1952＇为代表的“反思性”的文化行为，后来也出现过鶴
见和子＇1977＇的“反思性”的社会理论。但是，这不是“全球化…地方化”框架里的“反思
性”，而是“传统…现代”意义上的“反思性”。“全球化…地方化”框架里的“反思性”严
格地说是最近十年来的产物。“反思性”作为一种“风险意识”，对个体或国家无时不在起
着作用。
日本在转变为普通国家的过程中，上述的政治行为有可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在“全球
化”的大环境下，通过“解释”、“参与”、“规范”、“程序”，重新确认“地方化”。
所谓“解释”便是重新解释历史，修改教科书；所谓“参与”就是从PKO到PKF；所谓“规
范”便是将参拜靖国神社制度化，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所谓“程序”，就是修改宪法第9
条，提出“有事法案”等等，重新确认和强化这种“地方化（个别化）”。这些从根本上说
就是日本诸邻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反思文化”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
最近十年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与这种“反思文化”有一定的关联。
重新确认“地方化”过程，不仅“反思性”的机制在起作用，它同时也是主体操作的结
果。一方面，“反思文化”机制在体制、制度、组织、个体各个层面上运作，另一方面，“反
思文化”机制要求主体（在组织的场合为国家领袖和政党、国家公务员，大学、公司、企业、
团体中的精英层，在个体的场合就是每一个人）去选择和操作，重新修正行为模式，确立战
略目标，以期化解“全球化…地方化”下的各种风险。这就意味着正在形成一种“反思文
化”。“反思文化”被认可的一个理由便是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反
思文化”尽管被认可，被实践，但作为一种主流文化依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毛病，即难以摆
脱被夸大，甚至被歪曲地利用的命运。为此，在使用“反思文化”的概念来分析和研究日本
问题时，需要把握其中的区别和差异。
以上仅是围绕着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来说明“反思性”。然而，也可以举出其它方面的
许多例子来阐明“反思性”。比如，“反思文化”在日本的企业中已经出现，以取代长期以
来被推崇的“日本式的经营理念”。日本企业里的“年功序列制”（the seniority system） 正
在被打破。企业会抛弃以往的“终身雇佣制”来避免风险，提高竞争力。而企业中的个人的
“反思性”也促使员工重新给自己定位，有风险，但也有机遇。虽说企业组织本身在面对市
场波动时已具备一种适应…调整的反应装置，但这并非是一种从构造上可以解决问题的反应
装置，而“反思文化”则根本不同。“反思文化”反映在企业行为中，将会在组织和个人的
结构和内容上，形成一种重组结构，提高效力，避免风险的强大力量。
总而言之，“反思文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正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
扩大和渗透。“反思文化”能否把日本从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这并不是笔者想预测或看重
的，笔者的初衷，则是在日本经济衰退中，从行为的象征意义上作文化解释。正是基于这一
点，本文才以“反思文化”这一分析概念去把握日本是如何转变为普通国家的，解释这一过
程的内在机制以及文化特征。“反思文化”是日本文化的现时态，在“反思文化”的分析中
可以再解释或再构日本文化的一般特征，若能真正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
重要课题了。
① 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2002年度）赞助，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现代中日两国青年相互认识的比较
研究》课题组已于2003年上半年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实施了《中日大学生相互认识的调查》（简称“问卷
调查”）。相关的分析数据均出自“问卷调查”，以下不一一注明出处。就“中日关系的现状评价”，“问
卷调查”中回答“一般”和“比较好”的占到7成。
② 石田锭二（前丸红驻京代表）的看法如下：中日年轻人之间对对方不喜欢的人很多。对于摩擦原因，
经常在说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不够。摩擦是否全部是历史问题而引起，还是有其他原因，我们应该探讨。
要讲的很多，这里仅讲一点，即中国学校教育中有关日本人形象极坏。这数十年来日本教科书的问题是
普遍议论的话题，但是中国教科书中的问题，是否应该考虑一下呢？在中国教科书中，对日本描写是侵
略者，惨无人道的，这样一种印象。在各个地方还有许多战争纪念馆，我不是否认战争，而是觉得过分
“文化环境”的操作可能性
把握和理解上述的“反思文化”与改变我们所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环境”，尽管处
于两个不同层面，但是并不是完全相互脱离的，而是存在着一定内在机制。通过改变我们所
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环境”，会有助于把握和理解“反思文化”。当然，即使不存在“反
思文化”这一概念，也会出现其他类似概念，这就意味着改变我们所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的
“环境”这一行为本身已经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这里的经验假设只是作为一个步骤或方法，
试图证明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所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环境”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是可以
操作的。而且，这种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要构筑一种温和与开放的“文化环境”。
如前所述，“文化环境”与“反思文化”本身并非是同一层面的概念，但是作为一种分
析概念，一旦重叠以后，就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操作，即可以付诸实践，作为文化或政治
战略的手段。因此，使用“文化环境”这一概念与“反思文化”一样，本身目的在于重新认
识日本，正确解释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内在机制，并预测其基本走势。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
“文化环境”，恐怕很难解释日本接二连三出现的“反思文化”。这里不难想象，不健全的“文
化环境”容易诱发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目前国内的“文化环境”令人堪忧。
为此，本文认为，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思考问题时，“文化视点”不可缺少，并以这种
文化视点为基础，构筑“文化环境”。作为“文化视点”，其本身不是情绪化的东西，而是
理性的东西。本文认为，以往贸易摩擦主要靠政治手段来解决，但在政治上缺乏一定信赖关
系的前提下，政治手段完全可能失效，由此，防范于未然，在政治和经济手段之外，以“文
化视点”来考虑政治和经济问题，或许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论。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营
造一种正常的“文化环境”。
所谓“文化环境”就是，在理解不同文化（intercultural munication）的场合，作为其
主体的人要具有对不同文化的知识和柔软性，由此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理解不同文化的环境，
而这同时又可视为理解不同文化中的一种认识框架。
从一些统计数据来看，中日关系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文化环境”的滞后现象①。
由此，本文认为，影响“文化环境”的因素虽然有许多，但其中与如何理解不同文化有着密
不可分的两个因素在于：教科书如何“记载”对方国家②，媒体如何“报道”对方。就目
强调和教育，给孩子们带来的日本形象只会是侵略者和残忍者，这对中日关系是否有好处？诚如山田的
发言，指出前50年有合作的一面，而战争已经过去50年，冷战关系结束，中国和日本已处于一种相互
依存的国家关系。日本政府的基调是与中国友好的，有时的确有些愚蠢的政治家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
但是民间，像我们这样，积极增进两国交流的人也是不少的。中国教科书应该在这方面加以反映，而不
是像原来那样，只把日本描绘成侵略者和残忍者，没有综合地看日本，需要平衡一下。＇“中日关系中人
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
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年11月23～24日＇
① “最近一二十年来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小，日本动画、日本服饰、日本饮食和日本音乐正在
我们日常生活方面中频频出现。但是，一提到日本，平时对日本流行文化还算了解的人，却只能描绘出
一个刻板单调的或千篇一律的日本（形象）。在同一个人身上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日本（形象）
呢？是什么东西在割裂日本（形象）呢？是观念在起作用，有时是舆论。当然，舆论与观念是不可分离
的，又是相互影响的。”＇戴建方《知己知彼，互通有无，构筑未来——郭嵩焘等使西日记日本论中得到
的启示》，载《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同济大学亚太研究论丛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358页，
2003年＇
② 徐敦信（前中国驻日大使）：中日文化的水乳交融与差异（基调报告）＇“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
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
前而言，这两个方面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本文将“教科书”和“媒体”作为影响“文化
环境”的基本变数。
本文认为，“文化环境”可以有助于解释和分析一些具体问题，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
对对方国家的印象，多大程度上是比较完整的，而不是割裂的①？既不是将对方丑化，也
不是美化，而是比较公正地再现出来？显然，这些问题都与上述的“文化环境”完善与否有
着一定关系。
如上所述，中日关系上缺少这种“文化环境”。这是不是言过其实呢？其实，对日本的
“一举一动”，我们十分敏感，与其说是出自文化因素，不如说是“政治觉悟”。换言之，改
变千篇一律的“日本形象”很大程度在于这种“文化环境”的建立。这里并不只是针对中国
而言，日本也同样存在“文化环境”问题。在日本，“中国形象”有时会被描绘成非常可怕，
即“中国威胁论”，有时则又会被看作一个“摇摇欲坠的弱国”，等等。
另外，在“构筑未来中日两国关系主要基于哪种途径”（设有“首脑交流”、“民间交
流”、“经济交流”、“科学技术合作”、“文化交流”、“年轻人交流”、“其他”和“不
知道”8种选择，可复数回答）的问题上，彼此还存在不少差异。但是在“文化交流”这一
点上似乎可以找到共同点。这样，创建“文化环境”就成为中日双方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
“文化环境”的变数之一：教科书。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日之间产生纠葛和误会，有
些纯粹是由于对对方缺乏起码的了解而引起的。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中日两国大学
生都存在不关心对方国家政治的倾向。即使对对方国家有兴趣，但由于历史、社会、文化方
面的认识和知识贫乏，结果导致这些大学生对对方国家不了解或了解不全面。因此，本文认
为学校教育是“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教科书又是基本之基本。
文化作为理解对方的一种手段，很有必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
简单地归结为文化问题而加以解决，“特别是像靖国神社之类的历史问题，还有涉及中国统
一大业的台湾问题”②这是一条底线。如果有了这条原则，那么就理应在文化理解方面多
助），2003年11月23～24日＇
① 藤村幸义（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开发学部教授）：大众传媒的作用（主题发言）＇“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
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
流基金会资助），2003年11月23～24日＇
加强交往。而且，文化又是通过人员交往来实现的，尤其应该加强中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