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啥要走？”她奔过来，站住，双手叉腰，气喘不迭，水汪汪的眼睛里，气愤，惊讶以及素有的柔情，“嗯？偷跑了？”
“我不想进修了。”我心死而气平。
“那不行，你得回去跟班主任说一声。”她放下一只手，另一只手还叉在腰里，“连纪律性儿都没有！”
“你是什么人？”我不在乎，“管我？”
“我是班干部！”她理直气壮。
我才记起，她是班里的宣传委员。我不屑地笑笑说：“我要回家务庄稼去了！”
“国家刚解放，到处缺乏人民教员。”她说，“政府到处搜集有点文化的青年，集中培训，也满足不了乡村学校的需要。你倒好……当逃兵！”
我想，既然国家这样需要我，你们为什么欺侮我？我依然瞅着远处，执意要走。
“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翻身了，解放了，自由了！大伙在一块学习，多高兴！”她在给我宣传，“咱们班的同学，都是些穷人家的孩子，要不是解放，能这么自由吗？你怎么能回去呢？”
这些大道理，早听惯了，然而由她一泻而出，却不是说教，有真情在。她见我还不回头，就从我的背上扯被子，说：“我从山门镇看病回来，看见你从街东头走出去了，我就撵你。我不撵你，我就失掉班干部的责任心了。你要是一定要走，也该跟我回去，给班主任打个招呼……。”
我只好跟她走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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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多么美好
从师范学校的操场上朝南望去，可以看见挺拔雄伟的秦岭的峰峦；从眼前逐渐漫坡增高到山根的广阔的平原上，星散着大大小小的被树木的绿叶笼罩着的村庄；小河川道里，挑着稻捆的农民从木板搭成的便桥上忽闪忽闪走过去；田间小路上，农民拉着装满包谷棒子的小推车朝邻近的村庄走去。沉到平原西部的太阳，在落沉下去之前，向平原上的人们投射过来热情的最后的一瞥，把瑰丽的红光洒满村庄、田野、河水和挑担拉车的农民的脸上，秦岭陡峭的崖壁上红光闪耀。
我坐在操场边角的草地上，温习算术。我的语文课似乎不成多大困难，算术就吃劲了。因为是速成班，课程相当重。要命的是那些实际并不复杂的算题，我用心算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果，可是一用算术的严格的算式计算，就全乱了套。我自然把学习的重点搁在算术上。
“呀！你找了个好清静的地方！”
是田芳，不用抬头也听得出她的声音，不过，我还是扬起头来，而且很快。我慌忙站起，看着她抿着嘴嗔笑着，倒不知该说什么了，该请她在草地上坐下呢？还是就这么站着？我对于女性有一种无法克服的慌恐感，一见着女人，尤其是单独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在一起，我总是感到心里很紧张。
“跟你商量一件事。”她说。
“好的好的。”我诚惶诚恐。
“坐下谈吧。”她先坐下来，“这么站着多难受。”
我在离她三二步远的草地上坐下，拘束得手脚不知该怎么摆着才好。她似乎很自在，双手拘着膝头，坐得很舒服，看着我，像欣赏一只惊疑不安的小兔子。她说。“想请你给咱们的‘班级生活’板报写字，你愿意服务吗？”
她是班委会的负责宣传工作的委员，编排更换教室后墙上那块“生活园地”板报。我忙说：“我……当然愿意服务，只是我的字儿写得欠佳。”
“‘欠佳’！只是‘欠’一点。”她笑着，没有什么讥诮的意思，扣我的字眼，“我的字写得根本说不上‘佳’不‘佳’！”
“我写得不好。”我已经注意自己口头用语中那些文绉绉的词句，尽可能和大家一样用生活常用的词儿，一紧张时就又冒出一个半个生涩的词句来，“真的，我的字写得不怎么好。”
“你的字写得多漂亮！”她感叹着，流露出欣然羡慕的神色，“咱们班主任王教师都说，你的字儿比他写得好，在整个师范里，也是首屈一指，你还谦虚什么呢？”
我没有再做谦让的姿态。她真诚地对我的书法的赞扬，尤其是由她传递的班主任王老师的溢美之词，使我很受鼓舞。我的字，从五六岁时起，父亲就有计划地对我进行训练了，先照父亲写下的影格描摹，然后临帖，先柳后欧，先楷后草，常常因为我一捺一竖不像真柳真欧而训斥我。在这个速成班里，我的字是无与伦比的。我说：“我尽力为之。”
这件事已经谈妥，我想她该走了。她却坐着不动，忽然盯住我的眼，问：“你为啥一天到晚不和我说话呢？”
我的心里又一悸，这样直截了当的问话，使我措辞不及，不知怎样回答。班主任王老师指定我和她同坐在一条长凳上，共用一张桌子，至今有两个月了，我没有主动和她说过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
“我文化水平低。”她说，“你瞧不起我吧？”
我遭到误解了，连忙说：“我……役有没有！”
“那……我是老虎、是魔鬼吗？”她讽讥地说，“怕我吃了你！？”
我的脸轰然发热了，不由地低下头。我想起了在宿舍里听到的那个老和尚和小和尚的故事，老和尚威吓小和尚时把女人说成是魔鬼，我似乎就是那个可怜的小和尚了。我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听讲或做作业，我从来也没有敢大胆地扭过头去注视她的脸。她长得太漂亮了，漂亮得使我不敢看她的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我只是在她不在意的时候，装作漫不经心地注视过她的眼睛和脸膛，其实我很想和她说话，和她对视，像她和班里的任何男生一样大大方方交谈或者开玩笑。我不行。越有这样想法，我却越要摆出一副毫不在意毫不动心的神态。我的心里有一道森严的壁垒，坚硬的外壳，对一切异性实行习惯性的排斥与反弹，我只好掩饰说：“我这人……不善辞令！”
“好啊！‘不善辞令’！”她笑了，“你何必那么拘拘束束呢？你自个不觉得难受吗？我呀！一天不笑几场，不唱几场，心里就憋得难受。”
“我太……古板。”我说。她的话正说到我的痛处，其实我比她说的还要痛苦。我被她拉回学校，班主任王老师在班里严肃地批评了那位恶作剧的学生，大伙也不再当面把我当作笑料了，可也没有人和我亲近，我的孤寂的心并没有得到拯救。我说：“我不会交际……”
她笑着，恳切地说：“咱们速成班，在一块不过两年，大家难得遇在一搭，毕业后就各自东西南北地去工作了，再见面也难了。你甭摆出那么一副老学究的样儿好不好？甭老是做出一派正儿八经的样儿好不好？走路就随随便便地走，甭迈那个八字步！说话就爽爽快快地说，甭那么斯斯文文地咬文嚼字！你看……我心里有话都端给你了！”
我难为情地笑笑，我想象不出，我斯斯文文说起话来和迈着八字步，走起路来的样子究竟可笑到怎样的程度，却明白大伙对我摆出正儿八经的老学究的样子是不屑一顾的。我想告诉她，走惯了八字步倒不会随随便便走路了，咬文嚼字的说话习惯也难于一下子改过来，我的父亲苦心孤诣给我训戒下的这一套，像铁甲一样把我箍起来。我说：“改是要改，一下子还是改不掉！”
“先把你的蓝布长袍脱下吧！”她说。
“那我穿什么？”我问；
“‘列宁服’，而今时兴。”
“我能穿‘列宁服’吗？”
“当然能。”她肯定地说，“你正年轻，身段也好，穿一身‘列宁服’，保险好看。”
“有卖现成的吗？”我受到鼓舞，尤其她说我身段好，肯定在她看来，我的身材长得并不难看，“山门镇上能买到不？”
“你把长袍改一改。”她说，“山门镇上有个裁缝铺，花一点钱改成‘列宁服’还能省一点。”
“那我现在就去！”
“咱们一块去，我给你参谋。”
三天以后，吃罢晚饭，回到教室，她向我挤一挤眼，使我有一种暗中默契的喜悦。她在和我到裁缝铺去改做衣服回来时，给我说，暂时保密，一俟“列宁服”穿到身上，让速成二班的男女同学大吃一惊吧！我知道她挤眼的意思：今天是取衣服的时限日。我早已按捺不住一种稀奇的心情，就和她走出学校的大门。
那个秃顶的老裁缝，取出改好的衣服，又取出剩余的布头，交给我。
“试试。”她说，“看看合身不？”
我有点难为情，当着她的面脱袍子，不大雅观，就说：“我回去试。”
“在这儿试试，有不合尺寸的地方，老师傅看了也好改。”她说。
“试试吧！”老师傅也这样说。
我不好推辞，就背过她，脱下蓝布长袍来，尽管我袍子下有两层衬衣衬裤，心里还是止不住惶惑，似乎这蓝袍一揭去，我的五脏六腑全部暴露无遗了。
她提起那件改制的蓝色“列宁服”，帮我穿上，又帮我结上纽扣，我感觉到了那只灵巧的手指的温柔。我一低头，胸前两排纽扣，一排是扣着的，另一排完全是装饰品，两条宽大的领条分别摆在脖下两边。
“到镜子前头去照照。”师傅说。
我站在穿衣镜前，自己看见了陌生的自己，竟然不好意思了。说真的，我在镜子里第一次发现，我的模样是很俊的，眉骨耸高了，脸上的棱角也明显了，再不是像我父亲骂我的那样一种女子气儿的少年了，只是那个酒窝，在我不好意思的羞怯中又隐隐现出来。我看见她站在我背后，一眨不眨地看着镜子里头的我的脸，她发觉之后，有点惊慌地摆开头去了。
“挺好。”她说，“刚合身。”
我听到她的话，有点不满足，甚至怅然若失。她怂恿我改做衣服时，曾经热烈地赞扬过我穿上“列宁服”一定很好，因为我的身段好。我现在穿上了，自己已经觉得确实很好的时候，她却平淡地只说“挺好。刚合身。”我希望听到她热烈的欢呼，却没有了。
无论如何，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我像卸下了钢铸铁浇的铠甲，顿然感到浑身舒展了。天呀！走出裁缝铺的门，踏上山门镇石板铺成的街道，我居然不会走路了！脱掉蓝袍，穿上“列宁服”，那个八字步迈不开了，抬脚举步十分别扭，她刚出门，看着我的走路的样子，噗哧一声笑了，像是压抑了许久似的，我才理会了，她在裁缝面前保持着与我的谨慎的距离，不敢说出太热情的话来。
“呀！衣服换了，路也不会走了！”我也自嘲地说。
“放开走！随随便便走！想蹦就蹦起来！”她说，像是和谁赌着气，“你敢不敢蹦起来？试试你的胆子，徐老先生？”
她在激我，开我的玩笑，我心里一急，伸手在她肩上打了一下，立即就愣住了。天哪！简直不可思议，在这个栈铺拥挤的街镇上，我居然和一个女生打打闹闹！
“好啊！蓝袍先生敢动手打一个女学生了！真是进步了，解放了！”她讥诮地斜过我一眼，使人感到亲切的讥诮呀！她说，“再勇敢一点，蹦起来！”
我鼓了鼓勇气，连着蹦起来三次，蹦起来，挥一下手臂，落到地上的时候，我脸红耳赤，索性不去看街道上那些市民的脸色。我对她说：“我今天才解放了！”
“对对对！”她连声附和，也很激动，“为啥不蹦呢？为啥不说不笑不唱呢？旧社会，尽让别人尽性儿蹦了，尽情儿笑了唱了，而今解放了，轮着我们妇女了！”
“我可不是妇女！”我分辩说。
“你比妇女还封建！”她哈哈笑着。
“我究竟是什么且不管，”我也笑着说，“反正我自由了！自由多么好哇！”
“唱歌吧！”她说，“有勇气，跟我唱着走过去！”
“我不会唱……”我不承认我没有勇气。
“跟我顺着溜吧！”她说着就唱起来。我和她并排走着，顺着她唱的音调溜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
临近校门的时候，她突然站住，回过头来，煞有介事地说：“你把八字步全忘了！”
我心里一惊，真的，唱着歌走过街道的时候，我的脚步从八字步里解放了，自由了！
第二天，我按照她的吩咐，在教室后边的黑板上换写“生活园地”的内容。她把一篇编成的稿子交给我，我要按照这篇稿子的内容和长短安排版面，在阅读这些稿子时，我发现了一个刺眼的题目：
蓝袍先生穿上了列宁服
我问：“谁写的？”
她说：“我。”
我不知我为什么要问谁写的！如果不是她写的，我就不愿意让它公诸于全班？我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反正我捏着粉笔走向板报了
整个教室里，为这篇文章欢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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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俗
田芳一天没有来上课，我的心里很不自在。
她病了，躺在女生宿舍里，一整天也没有进教室的门，也没有到饭堂里去吃饭。我看见班里几个女生在在一起，给她打饭，送饭。我问一个女生，田芳怎么了？要紧不要紧？她吱吱唔唔，只说病了，像是有意回避别人的关心，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
我感到孤单了。一只长条课桌，过去坐着我和她，两个已经成年的速成班的大学生，感到了拥挤，也感到桌子的面积过于狭窄。现在，我一个人坐在长条凳上，觉得这桌子太宽绰了。
她的书籍和作业本子静静地躺在桌斗里，墨盒儿寂寞地蹲在桌子的右角上，这些被她的手指抚摸、使用过的工具，全都失去了生气，使我看见时就有一种惆怅之感。我挪过那只四方形的黄铜墨盒，打开，垫着的丝棉团儿上留下她用毛笔挤压的坑凹，墨汁干了，我把刚刚磨好的一砚台墨汁便倒了进去，干瘪的丝棉团儿被墨汁泡得膨胀起来。我把墨盒合上，重新放到她自己平常搁置墨盒的固定位置上——桌